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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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港台的历史学者对此往往有着充分的自觉和意识，能够尽量以一种接近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传统的方式去“言说”历史，这样的言说自然充满了本真意味和中国气象，而更能够贴近历史的真实。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的思想史写作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新近出版的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与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有着同气相求的风格，在对晚清思想与社会、人物与制度的互动中爬梳隐性的谱系，对诸多文本材料精心钻研，在论述对晚清思想的理解时尽可能以读者易于接受的话语表达。熟悉王尔敏先生著述风格的都知道他偏向于中国传统的文史路数，而又不被考据学的繁琐牵绊。例如在《晚清政治思想史论》这本书中，他从来不以史料来“耸人听闻”，更不以勾连史实之细密来展示自身之功底，他所选用的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历史资料，如《盛世危言》《劝学篇》《翼教丛编》《皇朝经世文》等，可这些寻常史料在他的叙述中却能够“平中见奇”，穿插缠绕中能够脉络清晰地展现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旨趣。《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尤其显著地体现了王尔敏先生历史书写的这种特色，他对今人习焉不察的“中体西用”论并不当然地就予以“保守主义”、“顽固派”等贴标签式的盖棺论定，而是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中梳理当时喧嚣一时的“中体西用论”的内部分殊，理一万殊，这种回应西方文化体系、社会制度冲击的论调也存在细微的分歧，如对举性中国概念“道器”、“本末”、“主辅”、“内外”、“会通”、“存我”、“归返”等言说对“中体西用”的理解，这就道地地展现了思想谱系的内在复杂性，而非以一种无庸置疑的一元化思维整体性地“误读”历史思想。
时下中国学者喜欢动辄用所谓“现代性”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之思想演变，韦伯的幽灵笼罩着学界话语，而遍寻《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却很难找到近廿年来在中国学界纷扰一时的各种西学与理论范式。即使偶尔应用汤因比和费正清的冲击－回应学说也心存谨慎，惟恐削足适履圆枘方凿，而失却中国历史之本真气味。如其在《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就丝毫不见今人奉若圭臬的民主理论模式，而是对当时人物的言论与历史演进之互动仔细分梳，考究各种民主及反民主言论的隐秘心曲与社会动机，进而形神毕肖地复活了那个转型时代的各种面相与心灵。换言之，王先生是在“历史中体验思想”，而非“以思想强行进入历史”，前者历史是活的回归真实的历史，而后者往往最后只残余一些话语的时髦泡沫和生硬的理论结构，这两种治学方法之高下历史自有公论。王先生也率直地告诫治思想史者：“近代思想史已是近代显学，研治者众，自是学界盛事。惟精诚治学，笃实钻攻，而不妄逞理论，仍是根本的研究途径。”
王尔敏先生之所以能在西学显赫之时代独独醉心于传统方式的历史书写，我想这与他对中国文化与价值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对中国文化当然是钟爱有加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感慨的那样：“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不是没有超卓人才，亦自有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以及醇正精审科学家工程师，循谨之良吏，实多退为潜流，而全面风气趋向浮躁、激进、哗众取宠。保守变为贬词，进步始入人心；一味打倒固有文化，连根拔起，是反对固有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是黄钟喑哑，瓦釜雷鸣。新的思想自然是全盘西化，而今尚在盛行。廊庙之上，涌入些洋迂，士流之中充满洋痞。”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文化反思与认同的态度，汉语写作和汉语思想才可能真正地生长到我们对于中国历史与思想的写作中去，否则就只能是拾人牙慧地拣拾西方话语的残渣，来牵强附会地阉割独特的中国思想。
（《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王尔敏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6．00元）
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年头
■ 黄 波
“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这是沈从文1948年底在给一位投稿者的回信中的几句话。这段话相当典型地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一个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的态度：他们仅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个时代将是为他们以往经验所完全陌生的，格于个人环境、气质以及认识差异，他们对这个时代有着不同的预期，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心理变化，既充满了希冀和好奇，同时也不无困惑和疑虑……
记录和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1948、1949年这两个年头的境遇及其心理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而其中的两大成果就是钱理群和傅国涌的两本书。钱理群的书是《1948：天地玄黄》，傅国涌的书是《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两本书的出版时间虽然相距较远（前者1998年5月出版，后者则是2005年元月推出的），各有侧重，前者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种，主要从文艺创作的角度寻绎1948这个年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后者则广及各类知识分子。两书写法上互有特色，一以“论”见长，一以“述”为主，但我在读其中一本书的时候，常常就会想到另一本书，仿佛他们中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1948年，按照通行的说法，是两个阶级搏斗初见分晓的一个特殊年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论他们曾经持何政治立场，一个旧时代即将被埋葬，这是一个哪怕终日兀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事实。这一年的元旦一清早，知识界的人们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态，暗暗传播昨夜新华社广播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以他一贯的气势宣告：“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毛泽东的文章就这样把一个无可怀疑的“历史巨变与转折”推到了中国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面前。作为对一个时代精神气象感受最为敏锐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面对这样的历史巨变与转折的年代，你兴奋也好，沮丧、惶惑也罢，谁都无法回避选择。同为当年元旦发表的三篇出自文人笔下的文章，相互对照是颇有意味的：香港出版的《野草》丛刊第7辑，郭沫若在文章中提出了“尾巴主义万岁”的口号，要求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尾巴”；《大公报》的《元旦献词》仍然在继续他们的书生论政：“战争要不得，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人类的幸福要用理智创造，人类的问题也应该用理智来解决”；郑振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散文《迎一九四八年》，文末用似隐实显的笔墨呼唤：“在最艰巨的境地里，在最困难的生活里，工作和希望应该是默默的在发展着。生命是不断的布旧除新的。有生命力的人永远是滋生崛长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也就是在这一年，胡适在《新闻报》上发表谈话，主张政府出面速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必须虚心，不可护短（见《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第7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而对于另外一些离政治较远、远非引领时代潮流的知识分子，1948年的特别意义还在于，这一年，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面临着物质条件的极度困窘，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的失败使国统区的经济彻底崩溃，物价上涨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翻开叶圣陶1948年的日记，“抢米”，“百物皆无由购得”，妻子“抢购得鲢鱼一尾”等记载随处可见，如下一段文字更是触目惊心：“偕伯祥同观市街，家家空无所有，惨状可怜。关店不准许，而无物之市，实即罢市。此现象已遍于全国，人人感无物可得之苦……” （见《叶圣陶集》第21卷，第32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版）在这样的生存危机之下，更广泛的对现实的不满被激发了。除了郭沫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即使是那些向来被认为属于民主个人主义阵营的人，进行怎样的选择也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年6月在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所分析的，“（中国民众）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满，认为它是所有困扰的根源。他们情绪沮丧，并不惧怕共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他们目前的境遇更坏了。” （见江苏人民出版社《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毕竟是知识分子，面对一个历史巨变和转折的年代，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是从读书上反映出来的。1948年元月初，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开始读《大众哲学》”，而且很快月底便读完了，并评价道：“甚有说服力”。7月份，“读《知识分子及其改造》（一本青年通俗读物），它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很重要。”就在早些时候，这位始终与政治距离较远的学者、以诗一般的抒情散文著称的新文学家，还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阅读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的情景，称赞赵的小说是一种“新体裁的小说”。1948年元旦之夜，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和学生一起“扭秧歌”，更是被人作为朱自清晚年“表现得十分年轻”的例证而津津乐道。作为一个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朱自清先生的这样一些变化被一再提炼，最后升华成为所谓“知识分子的道路”的重大问题，书斋型的学者朱自清也终于成为了大转折时代知识分子转变的典型。一位文艺理论家在纪念朱先生辞世的文章中，尖锐地批评了二十年代中后期与三十年代“清华”时期的朱氏退守于“纯文学”，认定这是背离“五四”精神的一股逆流。作者在文章中同时高度评价晚年朱氏向“人民立场”的转变。钱理群先生在书中对这种将朱自清晚年的个人趋向纳入革命话语的努力作了许多精到的分析，在那一章的最后，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丰富、远为复杂的朱自清呢？”是的，对朱自清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来说，自己一向熟悉的生活模式和深入骨髓的价值观念真的是那么容易被扭转的吗？许多人在艳称朱氏元旦之夜的那次扭秧歌，却很少有人提及当年4月8日的另一次，那日仍是学生集会，仍然是学生请教授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当天日记中朱氏写下了一段殊堪咀嚼的话，“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到底是感觉敏锐的作家，集体对个人那种精神的威压对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究竟还是不堪承受之重。
1949年是1948年的顺延，这种顺延并不仅仅是时间流程意义上的。时局已经清晰乃至定格，知识分子已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顺应的问题。一向对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抱有切身之痛的那代知识分子，面对中共建国初期的新气象倍感惊奇和振奋，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张元济的一句“及身已见太平来”真实地道出了那一代人的感受。但生活是复杂的，知识分子与一个全新的政权之间、旧的生活经验和新的社会格局之间、乃至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奏出的未必全是和谐的音符。
1949年2月，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叶圣陶、宋云彬等民主人士一行二十余人从香港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向北方解放区行进，这就是有名的“知北游”。此行非同一般，这群著名的文化人士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的。为此行留下可贵的私人记录的叶圣陶后来在出版这一时期日记时写了篇小引，“（参加此次旅行的人）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这差不多是即将与新政权合作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华中轮”上的人知道，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召唤着他们，一张全新的蓝图正在勾画，而且他们已被明白告知，他们也是这张蓝图的一部分，斯情斯景之下，心理自然是相当微妙复杂的。1949年的“知北游”既是叶圣陶等人憧憬未来激情满怀的光明行，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人生新的跋涉。“知北游”中分明有几个关键词：兴奋，好奇，疑虑。叶圣陶一行刚刚进入北方解放区时，对所见所闻倍感新奇。叶圣陶的日记中于此颇多记载：“（出面接待民主人士）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人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义。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欢迎会上观看田野间演出《开荒》，“余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但也有不习惯乃至困惑的地方，“余与铎兄闻教员俱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前此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招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又如3月8日妇女大会，叶圣陶一行应邀参加。叶氏发现“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同行的柳亚子当日也记有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有意思的是到了1949年的4月，柳亚子在给画家尹瘦石的信中却说：“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
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利用各类真实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大变化时代脉搏的跳动的日记、书信等资料，是一本几乎完全靠第一手资料说话的书，唯其如此，它更能让人有很深的感触。笔者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对于堪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新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满怀热望，并真诚地试图融入这个时代之中。在刚刚过去的1948年，史学家金毓黻还在日记中为东北战事发议论说：“吾辽大难临头……如何度过，殊难逆料”。但时间迈入1949年2月，解放军自西郊进入北京城，则在金氏日记中看到了这样的记载：“阅毛主席泽东所撰《新民主主义论》”，“李君告余现代生活方式应向工人看齐，此语极为扼要，盖往日生活方式向士大夫看齐，以致演成奢侈颓废之风俗。今日不然，以农工为社会中坚，必业此者乃为人民之本位，故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