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2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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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里把费希特比作拿破仑，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里把他比作罗伯斯庇尔；前者着眼于他代表着一个伟大的、严酷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后者着眼于他是一位革命恐怖主义者，要求按照公意立法，强制那些不了解法律的人服从法律。对于这两种比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说。但有两点应该予以肯定。其一，像当今法国学者米歇尔·埃斯庞热介绍的，在拿破仑称帝以前，“费希特在法国被认为是德国哲学革命中以崇拜理性取代崇拜上帝、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独裁的罗伯斯庇尔。”（《费希特政治哲学在法国》）这个看法符合于《自然法权基础》，因为在这本书所讲的民主共和制度下，即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法治关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的是按照公意制定的法律，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每个人的自由都不得超越法定的界限，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二，在有限理性存在者的道德关系领域，人人都在真理面前平等，但根本不存在制裁思想的法律，不存在真理的判官，因为思想自由是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社会成员正是为了让政府保护这种权利，才参加了制定和遵守宪法这种社会契约；并且正像在法权领域里有人与人之间的物品交换一样，在道德领域里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往，在这种交往中，每个人都把自己得到的教养自由地传播给别人，同时又从别人那里自由地获取别人得到的教养，这样，大家就都能够在文化方面获得平等的、充分的发展。因此，进行这种精神与精神的相互沟通同样是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索回思想自由》）费希特把这种沟通比拟为隆冬时的一座火炉，凡愿意烤火的人都可围过来，不愿意的则可以离开，而坚决反对把这种自由的取予看作用糗填鸭，硬要把这种食品塞到对方的嘴里。所以，他在《论学者的使命》里谈到学者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用研究成果贡献给其他阶层时写道，“学者不会受到诱惑，用强制手段，用体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径，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屑一提。”因此，关于费希特把学者界定为人类导师的含义，我觉得他指的是用语言传播真理、用行动作出示范的学者，而不是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迫使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的那类“导师”。
刘 奔（《哲学研究》编辑部）：
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在当今时代，学者的使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且是意义更加深刻的课题。费希特对这个课题的特殊关注和解答，不仅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他按照自己特有的逻辑，从“自在的人的使命”开始，经过“社会的人的使命”推论出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学者阶层的特殊使命。他认为，学者阶层应该是“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是“应当对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学者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
在他看来，把自己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是学者本分和职责，学者的工作为各个世代的人们开辟道路，从学者的工作中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是学者的真正使命。”学者理应以对崇高和尊严的强烈感受，以完成自己使命的火般热忱，不怕任何艰险，传播一种大丈夫的思想方式。这种大丈夫至死忠于真理，为了捍卫真理，“他们将愉快地忍受大人物狡猾地隐蔽起来的仇恨、愚蠢人发出的无谓微笑和短见人耸肩表示怜悯的举动。”人类的使命在于促进文化的不断进步，使人类的一切天资和需求得到同等的发展，研究这种进步和同等发展是学者的光荣职责和使命。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不仅要言教，更要身教；要有奉献精神。学者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作为学者，“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为真理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
费希特是这些箴言的身体力行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乏这样的身体力行者。他们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称号。然而，在我们的周围，也不乏背道而驰者。某些把学术当成谋取私利之手段的趋炎附势者，出尔反尔的风派人物，卖身投靠于国际文化霸权的买办文人，色厉内荏、狐假虎威的学霸，巧言令色、厚颜无耻的文丐，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导致我们民族精神的堕落。
在这方面，费希特确实为学者的自我观照提供了一面镜子。真正的学者面对毁我文化长城的挑战和威胁，会勇于和善于挑起捍卫民族文化的重担。我们坚信，真心实意捍卫真理的学者，是懂得如何对待那些不学无术、卑躬屈膝、毫无节操、卖身求荣的伪学者的。
第二，唯物史观认为，思想政治观念，哲学、伦理等等观念，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映。人们千百次、亿万次地强调这个原理，重复这个原理，但人们往往只限于孤立地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运用这个原理，很少有人从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的视角，从国际范围的思想流通的观点运用这个原理。这就使理论研究，特别是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受狭隘地域性、狭隘民族性的限制，导致对历史的随心所欲或牵强附会的解释。
马克思在历史观变革上的功绩之一，就是突破了这种狭隘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创造出全新的方法论：以相关的不同民族国家的交互作用和影响为坐标，揭示有关观念的实质。例如马克思对法国的平等、德国的自我意识与英国的经济变革实践产生的实际需要之间关系的分析，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
马克思指出：“平等不过是德国人的公式‘自我＝自我’译成法国语言即政治语言罢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以此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由于政治的原因是平等，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9页）
这里，马克思所谓“自我=自我”的德国人的公式、普遍的自我意识，在费希特那里，就是在他谈论“自在的人的使命”时反复强调的人的“自相一致”。这个观念同法国大革命衍生的“平等”观念的内在联系，可以从费希特坚决拥护法国大革命和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政治热情中得到富有说服力的印证。马克思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不仅体现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在费希特哲学也中有最明显、最持久的反映。
按照同样的思路，也可以透视法国的政治平等观念、德国的自我意识同英国经济变革的内在关联。这种绝妙的分析方法，使形式上不同的观念化为可以通约从而可以比较的东西，这样，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实在联系就昭然若揭了。没有实在联系的观念不能通约，不能通约就没有可比性。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论变革的奥秘，就在于遵循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的原则，确立合理的参照系。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形势下，在这个“西方患感冒，东方打喷嚏”的时代，探讨经济、政治和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更加需要从各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的大视野观察问题。
李登贵（《哲学研究》编辑部）：
费希特在谈到学者的使命时，实质上谈的是哲学家的使命。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学者阶层是人自由选择职业的结果，是道德选择的产物；其次，学者的角色是由学者的伦理使命决定的。费希特从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把他心目中的学者的理想角色建立在“应当”的基础上。这种“应当”在学者阶层是一种“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的道德意志。
这种角色定位是中西方学者道德责任意识的经典表达。它不乏道义上的感召力，但这种崇高的角色意识有着致命的脆弱性，即：这种伦理化的批判以理性的逻辑理由的追索代替对现实原因的追溯，把合理性建立在逻辑性的基础上，因而凸显了对现实的超越性，可以作为批判现实的一种鞭策力量；但它一旦从书桌走向现实，必然要受到现实利益的掣肘，它或是被现存力量招安，如“文革”后选择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方式，从理想主义的天国云端坠入庸俗实用主义的泥犁之境，或是走向宿命论的悲观厌世，如近代的章太炎从豪气冲天到遁入空门。
一个阶层的角色是由现实的经济法则决定的。在社会交往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阶层，而且知识分子作为依附于不同利益集团的智力贡献者，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费希特本人在经历了专制强权的威逼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保守，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德国社会的经济法则打败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道德意志。
从政治家的视角看，当权者的政治本能是希望他所代表的特定集团利益的政治意志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肯定，即使民主的政治家也希望自己的政治意志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全民意志，因而现实的经济法则留给学者的无非是通过官禄诱导学者歌功颂德，或让学者扮演拾遗补缺的角色。从保守的角度看，政治家的政治本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至少可以维护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稳定，减少激进的冒险带来的社会动荡。但问题是政治家和学者在利益的联姻上都可能出现利令智昏的共性，导致统治阶级把狭隘的、反社会的利益伪装成全人类的利益，学者则在专制高压下无法顾及道德上的廉耻，用牺牲全部良心的谎言换取舔痔之得。
有鉴于此，与其按图索骥地从道德使命来倒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如切实地从社会分工的角色来推论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国的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社会分工的理想定位带有较强的圣人情结，诸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儒生奔走列国，游说权贵，教化后学，批判时政，实际上扮演了社会通讯员的角色。尽管有在邦不议诸侯以及为尊者讳的世故，但在通讯中顽强地表达了儒家的社会理想，使儒家思想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打下了深刻的印痕。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对社会主流政治力量保持了温和的批判关系。启蒙思想家的所作所为事实上是为未来编织了一整套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通讯语言和程序。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重视社会人生的道德意义，都在社会分工中成为历史性的社会通讯网络上的活动家。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孔子是高举复古旗帜包装道德救世论的布道者，而苏格拉底则是面向未来的道德伦理化的讽世者。马克思、列宁也仍然是社会通讯上的活动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最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弱点，唤起了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列宁缔造了苏维埃政权，为资本主义世界举起了红牌。他们的批判通过社会通讯渠道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矫正。
在中国，自从原始儒学被招安为官方独尊的显学后，儒家的社会批判作用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权力和良心的交战史不绝书。儒教以血缘为道德人手的方式，使其有信心同化或宽容异端。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侥幸。因为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皇权使任何潜在的挑战者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并形成了顽固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这种传统的影响至今仍存。
无产阶级由于没有既得利益的制约，因而在理论上是最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阶级，但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却只在空间上指向国外资本主义，在时间上指向万恶的旧社会，而绝对不可能指向无产阶级自己。我们一直没有从社会分工的角度上给哲学以真正独立的地位。这种表面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对哲学来说是致命的，至少是社会通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巨大障碍。
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两个角色有重叠的地方，但不在一个层面。比如，政治家主要考虑怎样解决一些具体的现时问题，首先要求不出乱子，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东西，倾向于如何协调各种各样的力量。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抽象思维，为文明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的论证。它有很大的超越性与前瞻性。他的前瞻性思想在刚开始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和高度的批判性，哲学家的侧重点不是同现实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实。哲学家立足现实，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为社会带来方向感，为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
目前中国出现了当年那种呼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但至少在主流通讯渠道上学者却集体失语了。学者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丧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导致的后遗症。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打断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媚骨，加上社会的种种因素这么多年来打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从而使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成一种经济法则。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养活了你，你就必须给我说话。但学者不是任何人的奴婢，其使命也不是拷贝任何人的权威意志。真正的哲学家都有批判和变革现实的精神，真正的光明都是在对黑暗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近视的政治家往往没想到哲学家在批判中的建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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