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完了 金克木著-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并选拔。孟子说：“苟无恒产，斯无恒心。”这个方案就是想在重重压力之下
使一无所有的人获得恒产，因而获得恒心。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所以甘地
的教条中有大无畏一条。他说，信从真理的人胸怀坦荡，不怕死，不怕痛苦，所
以才能无畏，同时也必须有无畏的勇气，才能信从真理而不动摇。
问：尼赫鲁等人呢？
答：不信甘地的“不害主义”的人，虽然承认这个方案重要，却又另有一番
理由。例如，就眼前情况而论，他们赞成以暴力抗侵略，但暴力是除了武器以外
还需要人的。不但没有武器时需要人，就是有武器的时候还是需要人去用的。讲
到训练人，不但要训练身体而且还要训练精神的。另一方面，政治军事若没有经
济社会的组织基础，显然是不能自卫的，而在不能自己来机器工业化以前，至少
还先得从无中生有来让一贫如洗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能自己互相帮助，
自给自足。所以这慢慢腾腾的办法倒是迫切应急的必要手段。
问：请你不要再发议论了，还是讲讲这方案吧。
答：我看你跟我谈了这样久，足见你的兴趣可以持续，并非浅尝即沽沽自喜
的人。所以我想不再多谈，干脆直接介绍甘地自己作的一个小册子：《建设方案
之意义与地位》。这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出版的，并非禁书。不过甘地的文章一句
句斩钉截铁，不像尼赫鲁的流利畅达，所以你得准备受些“干燥无味”的磨难。
问：请你就马上介绍。
答：下面就是他这文章的全文。（下略）
一九四二年写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出版土纸本，署名
“止默”
附
原《 后记》 （摘录）
“这本小册子题做《甘地论》实在僭越。要论甘地，岂是我这样一个人，以
及在印度这样短的时间，以及这样匆促写出的小文所能胜任的？名不能副实，这
是应先向读者致歉的。”
“我们说了不知多少年的托尔斯泰（陶斯道），但他的《战争与和平》最近
才有译本，而他的‘勿以恶抗恶’现在也还在‘不知是什么东西因而该骂’的范
畴之内。我很担心，我这小册子会有什么后果。我不是‘甘地教徒’。因为我至
今还在摸索与摇曳，并无教徒的坚持信仰之幸福。但我是甘地的崇敬者，因为我
恐怕只能做尼采所说的‘末人’，自然要佩服‘超人’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能由
我引起兴趣与问题。”
“历史家惯于冷酷的以成败论人，但比较只看眼前的一般人还多一些公平的
同情。然而迦太基虽灭，汉尼拔仍然为伟大的战将，何况印度并非迦太基。”
“至于‘不抵抗主义’，甘地也偶用过这个词，但仍是译的‘不害’的梵语，
而其意却在坚持真理，对于罪恶及违反正义拒绝到底，因此而引起之任何屈辱与
苦痛之后果皆忍受不辞，而决不停止对罪恶之反抗以趋屈服。所以其意却毋宁是
‘不屈’。……专以名词字面当商标，因而不看货就评价，实在是危险的事。”
原来的《后记》和《又记》注明是一九四二年十月和十二月写的。小册子是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重庆用土纸印刷出版的。作者署名是“止默”。出版者是“美
学出版社”。
作为题词的《吠陀》诗是从英译转译的文言诗体。后来我从梵文原本译出的
这首诗是白话体的，题为《夜》，在前面的印度古诗中。
一九九七年四月底记
谈外语课本
自从梁启超提倡“和文（日文）汉读法”，严复编出《英文汉话》以来，现
代中国不知出版了多少部外语课本。外国人为中国人编的和解放后屡次修订重编
的各种统一外语教材不算在内，恐怕种数也不会少。从戊戌变法（一八九八）以
后有了译学馆，清政府正式承认外语课程算起，也快要一百年了。解放三十五周
年已过，好像还没有来得及总结一下解放前几十年的现代经验。现在新的外语课
本，包括函授和录音磁带的，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为了考试对付标准答案，自
然只好硬背中国的或则外国的标准课本，可是为了教和学外国语，还是得做点
“回顾展”之类的工作吧？
我从未经过任何外语考试，现在若应考也必然没有一门能及格，所以对于如
何准备考试取文凭以及通过什么“托福”之类，我是纯粹的外行，一窍不通，没
有发言权。不过，我学过也教过几种外国语，而且经历过不止一种教、学外语途
径，包括函授和直接从外国人学，在小学和大学上课，个别教学。所以我也不妨
谈谈自己的当然不配称为经验的体会。这不值专家一笑，却也许可以对青年愿学
外语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不是正面的，成功的，也未必都是反面的、失败的。
主要谈谈我用外语课本的感想，等于讲闲话。
我想从我教中学英语的可怜经历谈起。
抗战初期，我经一位教大学英语的朋友推荐，到新搬来偏僻乡间的一所女子
中学教英语。一方面是学校匆促在战火逼近时搬家，没有一个英语教员跟来，
“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是我急于找一个给饭吃的地方，贸贸然不自量力；于
是我欣然应聘前往一处破庙加新房的中学去，见到那位当时当地颇有名望的老校
长。他比我年纪大一倍还多，一见我时仿佛有点愕然。我想若不是学校已经开学，
实在无办法，他是不会请我这个青年人去教女子中学的。不过他还是很客气，说
明要我教四个年级，共四个班，从初中一到高中一；高中二和三是师范班，不学
英语。现在是下学期，已经上课，学生都有课本，上学期学了一半，现在就接着
教下去。时间很紧，本周来不及，下星期一开始上课。每班每周三次，各一小时。
四个班共有一百多学生，每周都得批改作业，辛苦些。以后有了高二、高三，共
六个班，还要请英语教员。他随手把一叠课本和四个班的点名册交给我，便站起
身来。我捧着这些本子回到新搭起来的教员宿舍。一看课本，不禁吃了一惊。不
知是不是原来都是兼职教员，还是年年换教员，还是作实验或则别的什么缘故，
四个班的课本是四个书店出版的，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有一本，体系各
各不同，编法互不一样，连注音方法都有三种：较旧的韦伯斯特字典式，较新的
国际音标，较特别的牛津字典式。离上课只有两三天，这几种课本我都没学过，
必须赶快熟悉四种教学体系，还得找各班学生问明白学到哪一课，以前教员如何
教的，立刻准备下一课的教案，免得老校长问起来不好答对。当然学生名册也得
先看一遍，怕有的名字古怪，一下子叫错了。好在我学英语是“多师是汝师”的，
三种注音法我都会，几种语法教学体系我也还不陌生，估计两三天内还不会赶不
及。结果是不但要备课，还得陪同屋的教“国文”的老先生谈时事、谈天；星期
日又要赶到十里外的大学去向推荐我的朋友报告情况，免得他不放心，来回要走
二十多里路。晚上不得不足睡八小时以上，不能点煤油灯开夜车扰乱同屋的老先
生休息。这些都没有难住我，难关却出在学生身上。女孩子在十几岁时正是发育
时期，一年一个样。初中一年级的还像小学学生，打打闹闹，初二的就变了样，
初三的有点像大人，高一的已经自命大人，有的学生俨然是成年女郎了。我仿佛
被抛进了女儿国。课本是死的，学生是活的，上课一星期，我就明白了过来，光
会讲课本还不能教好学生，必须先了解学生。首先必须使她们把对我的好奇心变
成承认我是教她们的老师，而且还得使她们愿学、想学、认真学英语。在以上这
些条件都具备之后，我碰到的问题是：要让学生适应课本呢？还是要让课本适应
学生？这才是个根本问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才好。
我有个朋友学过不止一种外语，而且学得不错。他常对我说，自己脑筋不灵
了，学不好什么学问了，只好学点外语，因为学外语不费脑筋。他不是开玩笑。
这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学语言不是学语言学，不能用学什么“学”的同样
方式。学外国语是学第二语言，又和小孩子学第一语言不同。当然都有共同点，
但就不同点说，学语言不是靠讲道理，不能处处都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
语言本身是回答不出来的。语言自然有道理，讲道理是语言学的事。学了语言道
理不一定学会了语言，会了语言未必讲得出道理，讲出来也未必对。为什么要译
成“反馈”而不用“回喂”呢？为什么译“情报”不如译“信息”好呢？为什么
这在外国语中可以用一个词而汉语要分成两个呢？为什么“科学”一词英、法文
都用从拉丁文来的词而德、俄文偏偏不用呢？汉语为什么不能通行自己的“格致”
而要用外来的日文汉字“科学”呢？语言是有道理的，但学语言似乎是不必讲很
多道理的。有些语言中的冠词和形容词要跟着相关的名词变形，那么，后面的词
还没出来，怎么就知道前面的词要变成什么形呢？若是先想好后面的词的性、数、
格，再去照样变出前面的冠词或形容词，那样能讲话吗？更不必说长句子了。有
些语言的动词是在句尾的，主语和谓语中间可以夹上一大串，动词没出来时不知
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想好了后面才讲前面呢？讲出话是线性的一串，但讲话又不
是线性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开头总是格格不入，总觉得人家的舌头和
头脑特别，说话别扭无理。那么，有冠词的，无冠词的；代词有性别的，无性别
的；哪种更合理？“是吗？”“阿是？”“是不是？”哪句更有理呢？学语言不
费脑筋，不是说不用力气，只是说不必钻研。我于是照他的说法去试教学生，不
以课本为主，而以学生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觉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觉得有意
思。她们一愿意学，我就好教了。我能讲出道理的就讲一点，讲不出的就不讲，
让课本服从学生。我只教我所会的，不会的就交给学生自己，谁爱琢磨谁去研究，
我不要求讲道理。我会的要教你也会，还要你学到我不会的。胜过老师的才是好
学生。教了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四个书店的课本的四种体系，各有各的道理，却
都不完全适合中学生学外语之用。处处讲道理，也行：“照本宣科”，谁也会；
模仿也能学会外语；但我觉得不如灵活一点、有趣一点，“不费脑筋”，师生各
自量力而行。这样试验的结果是学生没有赶我走。老校长大概放了心，没有找我
谈什么问题。介绍我去的人后来对我说：“起初我是不大放心的。有位朋友说，
像你学的这样的英文能教中学吗？我相信你能教，果然教下来了。”实际上我的
讲课和改作业不见得不出错，不过总算是教过来了，不能说是“误人子弟”。
我从这段经历认识出了一个三角形。教师、学生、课本构成三个角。教师是
起主要作用的，但必须三角间有线联系，循环畅通；一有堵塞，就得去“开窍”
；分散开，就成三个点了。这又是一个立体的三棱锥，顶上还有个集中点，那就
是校长，他代表更上面的政府的教育行政和当时当地的社会要求。在抗战初起时，
这个顶尖还顾不得压住下面的三角形的底，“天高皇帝远”，所以我混下来了。
我趁机又多了解一点当时的各种外语课本体系，这对我的学外语和教外语都有点
帮助。随后我又在大学里教第二外语法文。这要利用第一外语，因为前一教员选
用的课本是用英文讲的，是外国人编的，体系是外国的，不是为中国人编的。这
又有了新的困难，也有方便之处，又得找寻新路子。我两边兼课教了一些时日，
好比在不同国家之间来回转，进了《镜花缘》。不过我那个三棱锥还是照旧。只
要上面的顶尖不压下来，我还是底上的平面三角形的主动一角。
解放后情况大变，不过我还是在教外语的圈子里转，教了一种又一种。我仿
佛是打桥牌时用不着的多余的那张牌，在打别的牌时还用得上。我本来是个不合
规格的外语教员，能教什么，会教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我不编课本，仍利用
外国人编的，自己只编一点补充教材，不过对那些年年编年年改的其他语言的课
本、讲义还有些了解。我仍以为课本只是三角之一角，不可能固定不变，也不必
年年修改。需要的是基础教材，灵活运用并作补充。反正没有一种教外语的体系
是完全适合中国一切学生的，所以只有靠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自己不断创造。看
来我的三角形思想还顽固不化，真是不可救药。
对我来说，新发现的问题并不是出在课本的教学体系上，而是出在课本的内
容上。本来我一直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问题，左右不过是题材、体裁、思想性之类。
直到近年来，学外语风气大开，我偶然打开收音机，刚好听到广播日语讲课，正
提到首都。我以为是讲日本东京，听下去才知道是讲北京。为什么学日语不讲东
京讲北京呢？了解北京何必用日语呢？又有一次听到讲一段对话，也是中国的工
人、农民讲中国的工厂、农村。这又何必用日语呢？近来电视台连续开了英语、
日语、法语的班，这使我坐在家里也可以参观教学了。我发现这些都是外国人的
一套，教的全是外国东西，和我在广播中曾经听到的以及解放后多年来所知道的
外语教学内容大不相同。我才明白，三十多年间我们的外语教学都是为对外宣传
服务的，所以教的都是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所谓听、说、写、读、译都是指的
把我们的话翻译成人家的，好像旅游的向导一样。不会把中国东西用外语讲出来
就是不会外语。至于外国东西呢？那自有专门研究外国的机构和人才去关心。何
况外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著作家以外，很难找到没
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不适合作为教材向学生进行教育；若作
为批判材料，不用说决不能多，而且必须提防副作用。由于我的教学还在五十年
代，而六十年代前期教的又是外国古文，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一看今
天外语教学，才恍然悟出这里面大有文章。好比贸易的进口和出口或则借方和贷
方一样，只偏于一边就难于平衡了。可是两边并重又怎样教学呢？电视中的外语
教学背后都有教学法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但是用来教现在的中国人恐怕还是试
验。从前忙于学我们的事情和说法如“双百方针”等怎么用外国话讲，不管外国
人自己讲什么。现在像电视中的《学日语》教中国留学生怎样适应日本环境，《
法语人门》教人到法国去怎样适应。这是不是能适应普通中国人呢？这是教中国
人到外国去上学或旅游，是他们的出口货。可是对我们不去外国的人说，除增加
常识外，不经实践，学得会吗？从只讲中国到只讲外国，从大讲语法到大讲口语，
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呢？我们的外语教学是不是只培养单方向的翻
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