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完了 金克木著-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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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便能支配魔鬼了，也算是得救了吧？
我小时候读过梁启超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译的拜伦的《哀希腊》诗的
一段，至今还记得：
“马拉顿山前啊，山容缥缈。
马拉顿山后啊，水波环绕。
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
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如独立于其外的世界那么大，但它总是比任何一个人所能感觉到的世界大。
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或大或小的语言世界之中。彼此处在一个共同世界中，但各自
的世界却是交错的，不是等同的。缺少听说语言能力的人、动物、植物以至无生
命的物体之间的交互传达信息关系不属于人类语言这个层次。对一般人来说，一
个人既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中，又生活在一个大家共同而又各有不同的语言世界
中，无论如何出不去，自己困住了自己。不可言说的世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世界，
是另一回事。
语言化为文字，换了符号，成为文本或一本书，又出现了另一个语言符号世
界。书本世界不能完全符合口语世界。书本被创造出来以后自成一个世界，自有
发展并且限制了进入其中的人。人进入书本世界以后常常通过书本认识世界，和
通过语言认识世界一样。这个世界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可大可小的。它不是一个人
单独创造的，也不是人人相同的。
人类除现实生活的世界外还能通过自己的创造物认识世界。人所创造的通讯
（交流信息）中介不仅有语言和书本，还有艺术和数学等，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
语言和书本的形态也不止一种，所以可以说一个人可能生活在几个世界中，确切
些说是在他所认识到的几个世界中。当然这几个世界都出于一个世界，但又和那
原始的世界不同。一个小孩子和一个天文学家同时看的天是一个，但两人所认识
的天彼此大不相同。小孩子只见到一个天，天文学家见到了两个天：一个和小孩
子所见的一样，另一个不一样。讲共同的天的语言彼此才能通信息。天文学家讲
天文的语言，小孩子不懂，他还没有进入那另一个世界。艺术和数学等等也是这
样。不同的语言说着不同的世界，或则说是宇宙的不同世界形态。所有的各种世
界本身都是开放的，但你没有进入那个世界，它对你就是封闭的，似存在又不存
在，没有意义，你从中得不出信息。任何人都能看见一个数学公式，但只有进入
那个数学领域的人才认识那个公式，其他人只见到一排符号，站在无形的封闭的
世界外面，不得其门而入。
由此可以说读书是读一个世界，读一个世界也好像读一本书。后一句怎么讲？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看一本书要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书中的世界。读世界也要
知道它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感觉所得的世界中的世界。这同听人说话一样，不止
是听到一串声音，还要知道其中的意义。若是听到自己所不懂的语言，那就不懂
意义，收不到信息，或则说是没有进入其中的世界。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对不
认识的人只知道外形，对认识的人就知道他的或多或少的事，也就是这个人的世
界。严格说这只是自己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是自己组合起来的那一部分，不是那
个全人。因此听话、读书、认识世界都不能不经过解说。看一幅画和听一支歌曲
也是同样。这都要经过解说而进入一个世界，也可以说是由自己的解说而造成一
个世界。解说不能无中生有，所以有来源，有积累，有变化，也可以不止一种。
这些都可以用读书来比譬。从一个个字和一个个句子结合读出整个文本的内容，
也就是由解说构拟出一个世界。有各种各样语言（口语、书面语、数学语言、艺
术语言等），有各种语言的世界。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世界中；有的人的世
界层次少，有的人多。
我幼年时到手的书都看，老来才明白这是对五花八门的世界发生好奇心，想
通过书本进入一个又一个世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却还是
想由读书去读各种世界。这真是如《楚辞》的《九章·涉江》开头所说：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可惜我把语言世界、书本世界、艺术语言世界、数学语言世界、感觉所得的
现实生活世界等弄混淆了，没有分别不同层次，只知其同，不知其异，更没有知
道解说的重要，不知道所知的世界是个经过解说的世界，好比经过注释的书，而
且对解说也还需要经过解说。由此我一世也未能解开世界的九连环，不知道这个
连环的整体。我只明白了所处的是一个不能不经过解说的隐喻世界。
文体四边形
《孟子·离娄》中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前一句是叙事加解说，后一句是说事实。《淮南子·汜论》也说《诗》和《
春秋》都是“衰世之造”，但没说一个亡而另一个兴。问题是：这合不合事实？
为什么《诗》和《春秋》可以作为一条线上的先后相续的相关作品？韵文和散文，
诗和史，其间有什么同一性？
《诗》三百零五篇结集以后，确实是再也没有了。《补亡诗》（见《文选》 ）
不能算。传说孔子删《诗》编成定本（将风和颂及大小雅合在一起），作《春秋
》。古诗结束，史书开端，确实是在孔子之时，挂在他的名下，时代不错。这两
部书一先一后也正是西周、东周两代作品。先诗后散文也合乎文体发展的一般情
况。可是散文怎么能代替诗？诗为什么会亡？又为什么会变成纪实的史？是没有
“王”就没有《诗》了吗？
《孟子》和《淮南子》两家说法属于同一种解说而有所不同。可能说的同是
《诗》而一个指“盛世”雅颂，一个指“衰世”风谣。再看一下现存的最早书目
《汉书·艺文志》，就可以发现正好有四条线各占一边。古人由亲身感受而知道，
再由思路的线性习惯而作解说，将诗文画成一条又一条线。现在将几条线列成四
边形就很明白。这可算是今天解说古人的解说吧？
《诗》是集子，最早的仅有的文学结集，内分风（南）、雅（小、大）、颂。
显然风和小雅是一条线，大雅和颂是另一条线。春秋时出现了史书《春秋》，随
即是战国时出现了骚赋，即楚辞。这又是两条线。
《汉书·艺文志》说：《诗》三百零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
帛故也”。诗是口传的，所以烧不掉，禁不绝。又说：《春秋》“有所褒讳贬损
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所以有各家不同传授。又说：“《春秋
》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
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毂梁、邹、夹之《传》。四家
之中，公羊、毂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很明白，《诗》、《春
秋》和《传》都是口传下来的。《春秋》中批评大人物的话都隐而未说出，免得
当时遭难。《传》是背景材料。
《诗》也有《传》，有鲁、齐、韩三家。西汉时“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
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奇怪的是到东汉时西汉官
府承认的三家《诗传》都亡了，反而《毛诗》传了下来。《毛诗》篇篇有小序，
指出这篇诗的用意是“美”，是“刺”。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诗中暗示的，序
中都明说了。还说明背景，“祀”、“颂”什么人，《鲁颂》出于东周等等。
《春秋》寓褒、贬，《诗》中风、小雅含美、刺，又都不明言而靠《传》说
明，这是共同之点，两条线平行。大雅和颂不仅赞美，而且歌颂，不但明说“文
王在上”，而且还“转昭于天”。所以这些在《诗》中又另成一条线。还有一条
独立的线出于春秋战国时南蛮之楚而大盛于两汉，称为骚和赋。四条线结成平行
四边形。不是正方形，有短长，有倾斜。
民间歌谣不会断绝，只是长期无人搜集和拟作。汉武帝时设立乐府，是以音
乐为主，雅颂为主，虽说兼采风谣，已没有《诗》的地位。“风”《诗》确实是
亡了。
赋是否和《风》、《春秋》一类？《艺文志》中说：在春秋之后，“学诗之
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荀子）及楚臣屈原离（遭遇）谗
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以后宋玉、唐勒及汉朝的枚乘、
司马相如、扬雄便着重辞藻而“没其讽谕之义”了。又说：汉武帝“立乐府而采
歌谣”，于是又有了“代、赵之讴，秦、楚之风”。《汉书》作者班固的《两都
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还说前汉的“言语侍从之臣”留下的赋在成帝时就编了千有余篇。这说明了赋的
由风而雅颂和由民而官的过程。
民间的风谣未断，部分入于乐府，和《诗》的采“风”类似。官府的雅颂在
乐府中为正声，连绵不绝。到《元史·礼乐志》中还有，不知蒙古族皇帝祖先听
得懂听不懂。文人的“风”、“雅”（小雅）转为《春秋》、《史记》和“赋”。
诗人成为“布衣”，“失志”作赋。南风北渐，项羽作《垓下歌》，刘邦作《大
风歌》，两人都是楚人。楚辞成为诗文正统，诗、骚合一。赋和风一样由民间进
入官府，直达朝廷。《春秋》本是宫书，所以整个文体四边形到东汉时都属于官
府或是收为官有了。
这些还是不是“衰世之造”？恐怕是世未处衰而作诗文之人是越来越倒霉了。
“失志”而作赋，因为诗成为“经”，不便用来发牢骚了。文士在东汉比在西汉
更倒霉，所以到东汉时三家《诗》不传（仅存《韩诗外传》），而讲“美、刺”
的《毛诗》独传。从风谣引出的五言诗，《羽林郎》咏“酒家胡”女被调戏，《
陌上桑分咏罗敷拒官，《孔雀东南飞》伤焦仲卿夫妇（梁、祝前身？），都出来
了。特表同情于妇女，因为文士自觉受屈了，不再是“言语侍从之臣”了。变化
不仅是四言五言形式问题。形式可以交错以至并存，但是要“失志”而“言志”，
《诗》不行了，《春秋》（史）不行了，《乐府》歌谣不行了，赋不行了，都收
归官府所有了，得志才能写出了。东汉的书生和东周、西汉的书生处境大有不同，
因而“文体”（不止是语言构造还加上风格）非变不可了。五言的“流行歌曲”
应运而兴了。张衡《四愁》、梁鸿《五嗯》，是创新之作，是先驱。
诗、赋、《春秋》和《大雅》、《颂》不同，都是符号书。作者以符号隐其
“失志”时的“讽谕之义”。读者从符号引申出原来有的和原来没有的自己之意。
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演《周易》，仲尼作《春秋》，都是
“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就是发泄愤慨，和《论语》中的“发愤忘食”不
同。“元亨利贞”，“春王正月”，“关关雄鸿”，有什么愤慨？这就是说，《
诗》、《春秋》和《易》同样是符号之书，可以供读者作各种解说。司马迁的解
说是“愤慨”，从文字符号看出其意义是愤慨，是有感而作，不是无病呻吟，不
是千金卖赋。因此，他作的《史记》也是发泄愤慨，成为“谤书”。史官为官府
所忌，春秋时董狐、南史氏等人已经开始。司马迁受刑，班固入狱，范哗被斩，
前四史作者只有陈寿贬官未死。当然罪名都不说是修史。汉晋非“正史”的史书
不传。《晋书》是唐太宗亲自主编的，他还动笔写《王羲之传》。史书即使是私
人所作，也须“钦定”。此后“正史”几乎全是官修。新朝的第一件事便是修前
朝史，因为涉及本朝，有忌讳。非官修的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官气也足，否
则不会人“正史”。私人修史书是大禁忌，是清代文字狱的大案。《春秋》的
“发愤”传统断绝了，变出另外的文体“野史”即笔记小说了。有愤总是要发出
来的，不过是变个样子。
不仅史官，一般书生遭难也一代比一代重，所以符号之书也一代比一代多。
文体屡变而不离其宗：“发愤”。这是一条线。《大雅》、《颂》歌，朝廷《乐
府》以及科举诗文，应世之作，另外自成一线。现在人认为文学意义重的多数是
符号之书，“发愤”的牢骚之作。“失志”而隐其意，编出各种各样符号诗文，
这和读书识字人的社会地位生活情况是分不开的。
东周时文士武士都称为“士”。武士供人驱使，如“二桃杀三士”的勇士和
专诸、荆柯等侠士。文士此时最为得意，可以各国奔走游说做官。有四大公子孟
尝君等供养为“客”。可以到齐国稷下去高谈阔论。可以如孟子“后车数十乘，
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滕文公》）。可以如苏秦、张仪当说客，逞雄
辩，挂相印。可以如孙武教练兵，孙殡当参谋打仗。可以如李斯作为最后一名最
得意而下场也最糟糕的士当客卿宰相。可以如孔子及其门徒以及老、庄、墨、杨、
许行等等后世知名与不知名的诸“子”（先生）收门徒当传授本领的老师。口头
传授以外还可以由自己或门徒刻竹简著书传之后世。至少还可以当隐士如《论语
》中所记的那些人。倒霉的自然也不少。百里奚被卖为奴，价钱是五张羊皮。范
唯差一点被害死。他们由于后来成了秦国宰相而知名。秦国也因为收罗这些各国
人才而强大。韩非入秦遭忌入狱而死以及秦始皇“逐客”而留下“谏逐客”的李
斯，这可算是疑案。倒霉而没有发迹又没有书、没人提到的可能更多，如鬼谷子
就只剩个名字（书晚出）。士的倒霉还往往是被士所害，孙殡断腿传说就是老同
学庞涓害的。
秦统一天下之后，武士转为侠，文士只准许“以吏为师”学秦法。于是文士
转而与当时受重视的方士相结合。可能方士出于齐而文士（儒生）出于鲁，两者
化而为一。殷商的甲骨占卜，挂文王周公招牌的八卦卜筮，吸收神仙之说，又加
上楚国巫师的降神招魂法术，混合起来，提高了，放在孔圣人名下，用上好听好
看又含糊的字眼，排成系统。有《经》，有《纬》，有古，有今。如《礼记·中
庸》里的孔子仲尼已经成为天神了。这些人在汉代上升到朝廷。先是叔孙通演
“礼”，后是董仲舒论“天人”，受到本来不喜文士的刘邦、吕后的后代的欣赏，
因为他们自觉江山坐稳了，要当神仙了。西汉文帝和武帝时各种人物进入朝廷，
包括文人。司马相如会作赋，可以既得有厚奁陪送的寡妇卓文君为夫人，又能得
皇帝宠幸当御用文人，还能以千金卖赋给皇后，然而这些文士表面上受尊崇，实
际上被玩弄。司马迁自己说，史官是“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
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普通老百姓也瞧不起文人，当他们是弄臣。
夸赞之词是他们自己作的。东方朔有学问不过是给皇帝说笑话。在皇帝眼中这些
人有什么地位？《汉书·王褒传》中记汉宣帝引《论语》中孔子的话说，“不有
博弈者乎？为之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