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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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究竟什么是学习呢？若用现代词汇来解释，学习就是收集、积累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写他人的关系，自身的经验或先人留下的知识等。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需要进行纯逻辑性的，不掺杂丝毫任意性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思考”一词是否还包括“逻辑性思维”以外的大脑活动。　
　　1981年12月12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获“诺贝尔”奖的八位科学工作者登台。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围绕“科学与人类”这个主题，向我们提出种种有趣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颇难回答：“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感？如果存在，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面对老练的主持人的追问，我立即答道：“是不依据逻辑思维的选择。”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这种对科学的直感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首先做第一个推论，即是否有“科学的自然认识”。　
　　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会满足苍蝇是活物所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的因素才会飞的。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直到今天的科学进步，通过客观细致的观察，我了解到，成为科学进步推动力的常常是对大自然的这种认识方法，也就是“科学的自然认识”。　
　　接下去是第二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中，给科学创新以巨大影响的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是：直接地、如实地给予我们的真实感受，也就是不依据思维加工的直感。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初遇A君，在记住他的面孔时，并非像数字型计算机那样，记住A的额宽多少厘米，眉间多少厘米，两颊有多少立方厘米的腮肉，而是像相似型计算机那样，把A的脸部作为一个整体模型来把握，从而也就记住这个人了。　
　　大自然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深不可测，在科学的自然认识中，对科学创新最有影响的，就是直接地、如实地认识自然。整天和复杂而又单纯的大自然打交道的科学工作者，若不靠这种认识方法，就不可能创造出推进科学前进的理论和发现新的科学法则。　
　　从以上两个推论不难看出，所谓科学的直感，正是科学地认识自然与如实地认识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大脑机制。　
　　当然，这不过是推论，还未能用科学加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就能够回答“怎样才能培养对科学的直感”这个问题了。我想，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切实地接触它，感觉它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丰富科学的直感。　
　　我自己在选择了化学这门知识以后，曾遇到许多良师、挚友和有用的书籍，获得过许多宝贵的科学信息，同时我也很注意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说，这一切占了我工作的一大半。但对我立志科研、创新的人生道路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是和能够培养对科学的直感的大自然的接触，这种接触始于“玩得浑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戚戈平　译）　
　　　　
继续献身现代科学

　　　　
作者：杨振宁

　　　
　　杨振宁（1922——），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中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并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宁可　译）　

　　
　



6
　　　
对科学的制约

　　　　
作者：托马斯·库恩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哲学家。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194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马萨诸塞理工学院任教，讲授科学史。他致力于研究科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规律，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历史——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著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等。　

　　把科学完全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任何时候都显得太过强烈了，即使对于绝大多数献身科学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有些人本来拒斥传统教义，认为思辨形而上学不值得信赖，没有说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义，却也往往转而把科学当作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指导。最典型的是，他们坦率地批评宗教，但又高度评价那些研究工作者——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去解释各种不同宗教的社会事实和信仰。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代神话宇宙学和古典哲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可望取代对人和社会的神话观念。因此，在现阶段，科学似乎可提供一切人们所能获知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它们总是不完备的，但这一缺点又是变化发展以及修正错误的发端。不完备性恰好可以激发更多的变化发展，从而避免更彻底的中断。或者说，不完备性可通过社会学的、哲学的以及技术的批评而发现，从而刺激崭新的思想和实践。但是典型的是，在技术和理性的独立历史发展中，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科学既可以等同于技术实践，也可以等同于抽象理性。的确，可以把现代科学理解为先进技艺同几何化的新动态数学的溶合。　
　　科学由于社会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几个方面，部分被约束，部分被集中起来，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获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样简单而肯定的是，由社会外加上去的约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从古典时代直到伽利略、莱布尼兹、赫姆霍兹、玻尔的时代。科学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的历史，它涉及所进攻的问题、工具、技术、仪器、隐喻和符号、解释准则，也涉及进行检验、核实、否定或证实的有目的活动的专业。但它的社会历史起源以及连续的社会支持，却不一定非要我们相信科学的真理性等于科学的有用性不可。在一些寻求真理的文化事业中，要是没有科学，就必须把对于一个判断的真理性检验从实际上以及从理论上同它对于人的目标是否重要的价值检验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说科学属于意识形态，那并不是因为科学判断存心欺骗或本质上就是骗人的，只是说科学除了单单服务于真理之外，还为权力和利益服务，这也并不总是存心如此。由科学确立的真理服务于一定的目标。科学方法也是为了确立自然界的真理而提出的。自从欧洲封建时期以来目标一直都是控制自然界，以便不把自然秩序当作一种超级工具，而当作一种马克思所谓人与自然之间进行代谢的有机器官。这一新的代谢系统究竟是不是成功，还大成问题，但是人在自然界中这一新的地位却似乎是这个科学时代所特有的，因为它创造了某种新的“为了人的自然界”。　
　　不管由科学获致的特定真理是否实际上对人类有用，这都是一个经验探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判断的问题，而且这一用途将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任何给定真理是否有用的问题，因为在单纯的有用性之外，还有人类的约束和解放的问题。自然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性。个体生命得到仁慈的实现，同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但某些个体伴随着对他人压制性的罪恶贬值而来的虐待狂的满足，也同样是这样。说真理本质上是解放的，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半真理。即使掌握自然规律，也不能保证有力量满足人类的每一个目标。即使掌握也不是完全掌握。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曾写道：“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还不是全部。通过科学和现代技术的协作而控制自然界，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控制，只是少数人控制。从日常生活的特定处境作出的判断来看，个人只是在严格限定的环境中获得统治自然界的途径，他们自己又是主要由财产关系和行政权力的权威结构所决定的。利用精通技术或者通过把科学研究转向自己关心的问题上来作出决策，都不是一般个人作出的，事实上个人似乎比自觉力量或实际的能手更易于成为牺牲品，最多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正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做的那样，基督教神学家C。S．刘易斯得出结论说：“我们所谓人统治自然的力量，结果转化为某些人以自然作为工具而统治另一些人所发挥的力量。”为了人的自然界代谢的有机隐喻转化为工具的工艺和武器隐喻；因此毫不奇怪，科学的批评者要轻蔑地谈论“工具理性”。　
　　总的说来，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须要受到权力的判定。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如果联系到人们的不同利益，科学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革命的。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不是以前社会的产物，正像工厂工人一样。文学艺术中蕴藏了没有阶级性的真理，在科学成就中也有类似情况。科学加倍地是这样。首先，科学提倡者和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都一样，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次科学发现的立场是全人类的，也即潜在的无阶级性。从长远看，这二者可能构成这样一种可爱的前景，即没有严格的人种或经济、阶级的区别的全人类民主社会。但是在目前即使谈到这一点也是空想，甚至于是欺骗。因此民主前景也属于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兴趣却不完全是有害的，即使这种空想精神在当前实际斗争中也可能具有减弱自觉性的实际后果。　
　　科学以它的巨大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危机和惊人的认识成就，在一个领域跟着另一个领域中取得胜利。但是这个世纪的总危机是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是科学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科学只是某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明显作用的因素之一。除了物资、技巧、机器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科学成就的财富为其他生产力所包围并淹没，因为它的应用同人类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也完全不能肯定科学家自己能够找到这种不谐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除非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或者发现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自觉性。更有可能的是，严峻的科学自我觉醒同确定的意识形态奴役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伴同着对真心关切的东西的自由表达，例如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那种令人尊敬的内疚；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分配，将由这种已确立的秩序所支配。改变这种分配只能随着改变这种已确立的秩序而实现。　
　　我们的科学文明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质，与其说在于错误和谎言，远不如说更在于它对极端重要问题的模棱两可，同时对实践所指示和规定的事物却清晰明确。科学之内的意识形态是“科学对它闭起眼睛的时候出现的”。科学眼睛对它基本上闭了起来的人类真理，可能像迄今为止的自然界其余部分一样，也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类即使作为唯一具有定性历史的物种随着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不断变化，却也像其他一切物种一样，也理所当然是一种研究对象。但是科学在力求了解它为什么未能完善地应用于个体生命的解放时，仍然深受其历史根源和现代大师之害。科学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控制自然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又必须由哲学和政治，亦即由内省，行动和变化来控制这种控制。　
　　　　　　　　　　　　　　　　　　　　　　（纪树立　译）　
　　　　
科学——最伟大的试验

　　　　
作者：爱德华·埃米尔·戴维

　　　
　　爱德华·埃米尔·戴维（1925——），美国科学家。194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理科硕士学位。1971年入斯太温技术研究所，同年被聘为白宫科学顾问。曾任埃桑研究和工程公司总经理。主要著作有《人类的声音世界》、《波与耳朵》、《人造的世界》等。　

　　像数学一样，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封闭的。只有当作为其背景的文化不断地提出新的假设和目标时，科学和技术才能蓬勃发展。这反过来也表明，作为一种基本上以文化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