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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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推到大专学校里去了。
与此同时，好莱坞也发现到了其产品的标准化正是有才能的演员在话剧舞台上自然流露其演技的障碍。经常换演不同剧本的剧场差不多都停业了，其中有些变成了好莱坞演技的训练班，但即使是这一部分的剧场也在慢慢地枯萎而死。我们年轻的、自称自许的演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但这不是在舞台上学到的，却是在大学的演技课中学到的。在同辛迪加的作品竞争中，我们年轻的作家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如果他们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那他们就会走投无路，除非跑到大学里去，据说那里可以教他们如何写作。因此，一向作为科学专家的活动基础的较高学位，特别是高于一切的哲学博士学位，就愈来愈成为一切领域中的智力训练的模型了。
老实说，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之所以创作，应当是受到这样一种不可抗拒的跳动所驱使：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报酬，他们也愿意付出代价来取得从事这项工作的机会的。但是，我们是处在教育形式大大排挤教育内容的时代里，是处在教育内容正趋于日益淡薄的时代里。人们现在在取得较高学位和寻求一项可以看作文化方面的职业时，也许更多着眼于社会名气，而非着眼于任何深刻的创造冲动。
考虑到有这么一大批供应市场的半瓶醋，要给他们物色表面上冠冕堂皇的题材去做研究，就变成了迫不及待的问题了。按理讲，他们应当自己给自己找题材的，但是，现代高等教育这一巨大企业处在这样一种要求不高的氧气下面是无法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不论是艺术方面的或是科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本来开头都应受到创造出某种新东西并公之于世的这种伟大愿望的支配的，现在却被追求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或类似的学徒式的手段这类形式方面的需要所代替了。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断言：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应该是一个人科研工作中已经做到或终将要做到的最伟大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应该等到他能够全面阐述自己毕生的工作时才去写它。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只是认为：学位论文即使事实上不是一项如此艰巨的工作，那至少应当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进行积极创造的门径。天晓得还有多少要去解决的问题，还有多少要写出的书和多少要谱出的音乐呀！可是，在完成这些创作的道路上，几乎到处都堆放着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其中只有极少数是例外，十有八九都是缺乏不得不做的理由的。如果一位青年只是为了追求小说家的名气，而非有话要说，那他写出的第一部小说实在要令人作呕！我们同样受不了那些正确、雅致但没有血肉或灵魂的数学论文。我们尤其受不了那种绅士架子，因为它不仅给这些内容贫乏而且是马马虎虎完成的工作开辟了存在的可能性，而且采取了卑怯的狂妄态度，公开反对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在精力方面的思想方面的竞赛。
换言之，当存在着不需要通讯的通讯，这种通讯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使某人取得通讯传道师的社会声望时，那么，消息的质量及其通讯价值就会像秤锤那样笔直地降下来了。这就好比一部按照R．歌尔伯格（Rube Goldberg）的观点而制造出来的机器一样，它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所不希望达到的种种目的可以用一部显然完全不适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机器来表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用途。在艺术之中，追求新事物以及寻找表现它们的新方法这个愿望乃是一切生活和乐趣的源泉。然而，我们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事例，譬如说，在绘画方面，画家总是把自己牢牢挂在抽象艺术的新手法上面，显得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来表现有趣而新颖的形式美，无意使用这些新手法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庸俗和陈腐的倾向。并非艺术方面的一切墨守陈规者都是经院的艺术家。墨守陈规者也有其祖师爷的。任何一个学派都不能垄断美。美，就像秩序一样，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出现，但它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战斗，用以反对熵增加的尼加拉。
我在这里是带着比较强烈的激动说出这番话的，我主要是为我们这些科学中的艺术家而非为通常所讲的艺术家感到激动，因为我首先要讲的乃是科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模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感到失望和悲伤。除此以外，我坚决主张：我们不仅要反对现代世界中由于通讯工具的种种困难而产生的宰割思想独创性的现象（如我已经做过的），而且更要反对已经把独创性连根砍除的那把斧头，因为选定通讯作为自己进身之阶的人们常常就是除通讯之外一无所知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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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①
作者：海森堡
海森堡（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1924年获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授兼麦克斯·普朗克物理和天体物理研究所所长。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1925年提出微观粒子的不可观察的力学量，并同玻恩、约尔丹合作，建立了矩阵力学。1927年提出测不准关系作为量子力学的解释。由于对物理学的重要贡献，于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物理学和哲学》、《现代物理学中的大自然图景》等。
①这是海森堡于1973年3月在慕尼黑接受巴伐利亚天主教科学院瓜尔迪尼奖的演说。
我感谢你们给我的荣誉，这是和罗曼诺·瓜尔迪尼②的名字相联系的。这对我特别亲切，因为瓜尔迪尼的精神世界早在我青年时期就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我读了他的著作，通过他的评介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后来我又很幸运地与他有个人的交往。瓜尔迪尼的世界是宗教的世界，而且是彻底的基督的世界，乍看起来似乎很难找到它与科学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而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在科学的世界之中从事工作了。你们都知道，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从对伽利略的著名审判以来，人们已一再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科学真理不能与对世界的宗教解释相调和。尽管我深信科学真理在它自身的领域内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决不能排斥宗教思想的内容，不能认为它只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人类意识的一个阶段而在将来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部分内容。所以在我一生中，我不得不持续不断地思考这两个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从来不能够怀疑它们两者所指示的真理。我想在我这个讲话中首先谈谈科学真理的不容置疑的特性；然后谈谈更广泛的宗教领域，这里要涉及到瓜尔迪尼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述过的基督教；最后，——这将是最难以表述的方面——谈谈两种真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②罗曼诺·瓜尔迪尼（1888——1968），是德国著名天主教宗教哲学家和作家。
关于现代科学的开始，即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的发现，人们通常是这样说的，圣经和教会神父的著作中所断言的宗教天启的真理曾支配了中世纪的思想，这时被补充以感觉经验的实在，它可以由每个人的健全的五官加以检验，如果检验时足够小心，其结果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这种最初的描述新思想的方法只对了一半，它忽略了某些十分重要的因素，忽视了这些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这种新思想的力量。现代科学的开始是否定亚里士多德而接受柏拉图相联系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早在古代，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经验论哲学家，就曾经抨击过毕达哥拉斯派（而我们必须把柏拉图算作其中的一个）不是从事实寻求解释和理论，而是根据某些理论和所珍爱的观念来摆弄事实，而且我们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参与给宇宙以形状的（我在这里基本上是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原话）。事实上，新科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批评时所主张的那样直接来自经验。我们只要想一想对行星运动的理解。直接的经验教导我们，地球静止不动而太阳绕它运转。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更极端的形式说，“静止”一词是由地球静止着这个陈述来定义的，并且我们把相对于地球是不动的每一物体描述为静止的。如果对“静止”一词作如此理解——而这是普遍接受的意义——那么，托勒密是对的，哥白尼却错了。只有当我们沉思了“运动”和“静止”的概念，并把运动理解为至少是关于两个物体的关系的陈述，我们才能够把关系倒转过来，使太阳成为行星系的不动的中心并获得一个简单得多、也更统一的关于行星系的观点，后来牛顿充分评价了这种观点的阐明的力量。因此，哥白尼把一个全新的要素加到直接经验之上，我称这个要素为“自然定律的简单性”，而它与直接经验毫无关系。从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直接的经验教导说，轻的物体比重的物体落得更慢些。可是，伽利略主张，在真空中一切物体落得同样快；而且它们的降落运动可以用数学表述的定律，即伽利略的落体定律，作正确的描述。那时还可能观测真空中的运动。直接经验的位置被经验的理想化形式所取代，而这成了理想化的正确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可以使数学结构在现象中显现出来。毫无疑问，在现代科学的早期阶段，对新发现的数学定律产生了最大的信心。这些数学定律是神的意志的明显的表示——我们从开普勒的著作中读到这句话——并且开普勒对他自己是第一个认识到神的创作之美的人感到狂喜。由此可见，这种新思想与排斥宗教毫无关系。即使新的发现确实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教会的教义，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直接地体验上帝在自然界中的创造，上述违背就无关紧要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上帝是安排秩序的上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等同于我们祈求的上帝，我们把生命归之于他的上帝。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过去的着重点是在神的创造的这一部分，因此产生了失去整体观点、广泛联系的观点的危险。但这也是新科学取得巨大成果的真正理由。哲学家和神学家关于事物的广泛联系谈了那么多，以致于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多少新东西可讲了；经院哲学已经为思维过程耗尽了精力。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自然事件的细节。这是少得多的人物能够作出贡献的那种工作，此外——也考虑到关于这些细节的知识有某些实际的用途。在当时出现的某些学会中，只讨论观测到的细节，而不讨论广泛的联系，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原则。他们处理的不是直接经验，而是理想化了的经验，这一事实导致新的实验和量度技术，作为一种接近理想情形的方法，它可以得出总可能与实验结果相符合的结论。这当然不如在以后几个世纪显得那么明显；因为它假定在同样条件下总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开始发现，如果人们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实验条件并与外部世界相隔绝而创立某种现象，那么支配这些现象的定律就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现象则由明确的因果性所决定。这提高了对事件的因果性过程的信任，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并且不依赖于观测者的，这成了新科学的基本假设。你们都知道，几个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假设的价值，而只是到了最近，我们通过关于原子的实验才被迫认识到这种方法的极限。即使把这一经验记在心中，我们似乎仍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标准。可重复的实验的自然界最终总是使人们同意自然的真实的行为。
随着这种新科学的总方向，我们看到后来时常讨论的特征的开端，这就是对定量的强调。要求准确的实验条件和精密的量度，要求精密、明确的语言和一种理想现象的数学表示，决定了这种科学的特征，并给予它以“精密科学”的名称。这个名称有时是褒义词，有时是贬义词。如果强调它的陈述的可靠性、严密性和不容置疑性，这是褒义词。如果这意味着它不适用于大量性质不同的经验，它的范围过于狭窄，这是贬义词。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面貌是由它发展过来的，比以往进步得多了。我们只要想一想登月所要求的极端准确性、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可以认识到现代科学要求多么牢固地奠基在真理上啊。
但是我们当然要问这样的问题：这样集中注意实在的一个局部的方面，并且局限于实在的特殊部分所获得的这些成就，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代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相互冲突的回答。我们读到了科学的善恶相克。我们知道在世界的哪些部分，把科学和技术成功地联系起来了，贫苦阶级的物质贫困已经大部分消除了，现代医药已经防止了成百万人因病死亡，交通和电讯已使生活方便多了。另一方面，科学可以被误用来发展具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武器；技术的优先发展损害并威胁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但除了这些直接的威胁，我们的价值（伦理标准）也改变了，对物质生活的富裕这一狭窄领域注意过多，而生活的其他方面却被忽视了。虽然科学技术只能作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但其结果却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的是否善良。目的不能由科学技术内部来决定。我们必须从整个人类和人类的整个实在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它的一小部分出发来作出决定，否则我们将完全误入歧途。关于这个实在包含了许多我们还没有讨论过的东西。
首先，事实是人类只能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发展他的智力。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真正本性是他超越纯粹感觉并珍视其他东西的能力，这些本性是以他是能说话并能思维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历史教导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仅具有物理的形式，而且具有精神的形式，但是在我们所知的精神形式中，除了直接可见的和可感知的，人们试图寻求有意义的与整体的联系，这种意图几乎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这种精神形式之中，在社会上有效的“学说”之中，人们才发现了他们自己行动的指针，而这里不仅是反映外部状况的问题；正是在这里首次决定有关价值（伦理标准）的问题。但这种精神形式不仅决定一个社会的伦理学，而且决定它的整个文化生活。只有这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的密切关系；只有在这里我们可以谈论个人生活的意义。我们称这种精神形式为社会的宗教。这里赋予宗教一词的意义比通常理解的要更广泛一些。这意味着包含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精神内容，甚至包含上帝的概念尚未出现的时期。只有在现代的极权国家中（那里完全排斥先验的东西）所采取的社会思维形式中，才可能怀疑宗教一词是否还能有益地运用。
瓜尔迪尼在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书中论述了一个社会的形式和其中的个人生活如何打上了宗教的印记，关于这个问题很难有人比他叙述得更好了。这些人物的生活在每一瞬间都充满了为宗教真理的斗争；它好像是渗透了基督教精神，所以这些人在行善的斗争中胜败并没有多大影响。即使他们之中的最大的恶棍不知道什么是善和恶，并且他们也按照基督教的信仰给予他们的伟大榜样来指导他们的行动。通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