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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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次经验来说明这一点，这两次经验都同伟大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姓名联在一起。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发明了一种固定大气中的氮（像硝酸那样）的方法，并因而创造了第一种人造肥料，硝酸钾。现在，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也是炸药的一种成分。德国总参谋部显然准备了一切，但没有考虑到硝酸钾来自智利，现在这种进口已经被封锁切断了，没有哈伯的发明，德国人在开战以后6个月因为缺乏炸药很可能就会失败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思想和把这种思想付诸应用的技术能力是世界史的决定因素。
第二次，为了突破固定的堑壕战，并使战线移动，哈伯又介入了。他发明了化学战，——为了把敌人赶出壕沟而利用毒气（开始用氯气，后来用其他许多更有害的气体）。这种方法最初是成功的。但是它依赖于风向和天气，防毒面具的发明也限制了他的效果，而且，敌人不久就知道了如何在同样范围内甚至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毒气。
我的许多同事，甚至道德信念很强的人，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像哈伯一样，对他们来说，保卫祖国是最高的圣训。至于我自己，我感到良心上的冲突。问题不在于毒气手榴弹是否比高爆炸药弹更不人道，而在于毒物（那从古以来就被人认为是一种卑怯的谋杀工具）是否应当被认可为一种战争武器，因为要对可以容许的东西不加限制的话，很快一切都会被容许。但是，只是在许多年以后，事实上是在广岛事件以后，我才形成明确的信念，否则，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认识当然会在我的早期教育工作中表现出来，同时，也许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乐于协作搞原子弹了。
1933年，当我作为一个难民来到英国剑桥时，有一次经验使我认识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我这种疑虑。我受到了很亲切的接待，而哈伯则不受欢迎——尽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为德国的事业服务，还是被迫移居外国了。卢瑟福勋爵，这位核物理学的奠基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拒绝了到我家来的邀请，因为哈伯也在；他不愿同化学战的发明者握手。卢瑟福在保卫他的祖国方面在技术上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决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他划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以外，杀人的工具就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武器。我相信，他会解释说，要是武器的运用没有道德上的分界，那么破坏就不可能有界限，这会带来文明的终结。
这种见解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化学战是人类道德的决定性败北。虽然毒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使用，虽然日内瓦公约已经禁止了它，可是所有军事强国都已经创立了各种研究和进行化学战的组织。一个国家要是证明了化学武器在军事上有好处，那就几乎不会害怕去利用其中的某一种的。
化学战的道德上的约束被抛弃以后，19世纪已经接受的原则——即各国进行战争只可以针对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可针对和平居民，也随之崩溃了。
我不是一个国际法专家，几乎没有读过格罗提斯及其继承者的著作。因此我不能介绍这种原则的历史，而只能根据我目睹的事件介绍我的印象。很明显，平民要是住在战斗地带总是受到战争的严重损害。那些被围困的城市以至整个国家的饥荒（即使敌对行动已经停止，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似乎也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空军发展的一个结果，这种屏障已经崩溃。德国带头空袭不设防城市——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然后在鹿特丹、奥斯陆、考文垂，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又有组织地轰炸伦敦。那时我在爱丁堡，常常从同事和朋友那里听到对这种不道德的战争的轻蔑的评论，并且认为英国决不会模仿这种榜样。但是这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了。
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决定轰炸战的著名人物是两位英国物理学家蒂泽德和林德曼。他们的经历开始是一样的：在研究工作中经历了一个光辉的开端以后，两个人都可能对自己是否会成为科学上的优秀人物产生怀疑。因此，他们转向政府机关和政治，蒂泽德成了防空委员会主席，并且因为他在正需要的时候及时在为空战发展使用雷达的方法中起了作用而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他使小小的英国空军赢得了著名的“不列颠之战”，因此打乱了德国人的入侵计划。
林德曼的影响也是以他在技术战中的工作为基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同丘吉尔的友谊。这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件小事，当时他为了证明对某种飞机的稳定性的计算的准确度，他自己驾驶了其中一架飞机，并成功地进行了旋冲。在这次显示机敏和勇敢以后，丘吉尔完全信任林德曼，任命他为他的首席科学顾问，并以彻威尔勋爵的称号授予贵族爵位。
1942年，林德曼一彻威尔建议用英国轰炸机中队去摧毁德国大城市中的工人住宅区。然而，蒂泽德认为对军事目标的空袭会更有效得多；至于第一个计划的不人道，他是否重视，我不知道，丘吉尔站在他的朋友彻威尔一边，后来事实证明。彻威尔对1000架轰炸机进行的多次袭击造成的损失大约比实际高出6倍，而且这些空袭对战争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因而蒂泽德是正确的。
结果，德国的城市炸平了，几十万平民被埋葬在废墟下。防止野蛮行为的道德屏障同它们一起又一次倒塌了。邪恶被报以更大的邪恶，而这种邪恶又被报以甚至更大的邪恶：我指的是德国人后来使用的所谓超级武器。这些是用遥控杀人的不人道方法的最初几个例子，用不着个人冒险，因此也没有个人的责任：那就是纯技术战争，“揿钮战争”。
国际法专家也许能用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道德衰落的悲惨历史的概况：例如，自引进潜水艇以来的海战的例子，别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卢西塔尼亚”号。
在技术的影响下，战争双方已经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故意消灭平民并证明这是正确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在最后三次大战中被杀害的平民和士兵的数字的比例，那时还没有用原子武器进行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杀死的总数大约是1000万，其中95％是士兵，百分之五是平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死了5000万以上，士兵和平民的数目几乎相等（52％对48％）。在朝鲜战争期间，死900万，84％是平民，只有16％是士兵。那些还相信战争是政治的合法的工具，并坚持英雄为妻儿和保卫祖国而死的传统思想的人，现在应当认识到：这些是神话，而且还不是令人愉快的神话。
正如每个人知道的那样，核武器已经把这种发展推到极端。人们不能责备那时（1939—1945年）为核裂变工作的人们，因为铀裂变的发现来自希特勒的德国，人们必须设想：纳粹会尽一切努力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武器。这是必须防止的。
但是，当美国准备好了第一颗原子弹以供随时使用时，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而日本也已奄奄一息，甚至已经通过外交渠道请求和平。
当时，一切正像彻威尔和蒂泽德争论的那样发生了。军事领袖们，尤其是领导核能计划的格罗夫将军，只想到眼前的军事上的好处，他们计算了，要是不用入侵日本就能迫使它投降，可以少牺牲多少生命。当然，日本人的生命是不在考虑之内的。而且，格罗夫也不愿意放弃以极其恐怖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他的”成就这件乐事。他甚至不让事实上做出了这一成就的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有任何发言权。在这些科学家之间有一群明智的人，他们准确地预言了在日本城市上丢这种炸弹的长期后果，因此在所谓的弗兰克报告中警告了政府。然而，杜鲁门总统任命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却作出相反的决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几个杰出的物理学家。这些成员追随彻威尔的先例，因此最终越过了界线，走向了人类有可能毁灭自己的下坡路。
我只须简要地指出已经发生的事情：把核技术放在国际基础上的尝试失败了。俄国赶上了美国，而且比预期的要快得多。美国发明了氢弹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苏联的发明。然后就发生了两大强国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的竞争，并以探索空间计划作为掩盖手段。现在这两个强国各自拥有的核武器足够多次地消灭人类。
政治家们知道什么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他们设法保持恐怖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人民因为蔓延着的道德上的麻痹而对这种危险漠不关心；政治家们变得玩世不恭，而危险在一再增长，它可以使平衡倾覆，就像在古巴危机中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呢？人们能希望人类对原子危险的洞察将拯救人类吗？
能拯救我们的唯一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世界和平和世界组织。这些过去被认为是不能达到的，是乌托邦。人们相信：人类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既然过去总是有战争，那么将来也总是有战争。
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不再是能接受的了。在一个已经变得比较小的世界上，普遍的和平不再是乌托邦，而是必须的，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这种见解传播得越来越广。直接的结果是政治的瘫痪，因为不靠武力威胁，不以战争作为最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有力的方法至今还没有发现。
许多聪明人在想这个问题，我确信，只要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期望是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依据的。现在存在的无数事物，在我年轻时都被认为是乌托邦。我的科学领域，——原子学和电子学——现在已经导致对物质结构的深刻理解，而那时它们正处在开始阶段。要是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来描述这种知识在技术上的应用就会遭到嘲笑。那时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无线电通讯，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没有装配线，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等等。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产生了，并且在人们生活中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变化，这些变化比以前历史上一万年中的任何事件都更深刻、更基本：半封建的帝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分散的黑人部落已经成为有现代宪法的有组织的国家；空间研究已经开始，没有人对宇宙航行员的那些最大胆的、花钱最多的计划感到激动。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政治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只能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吗？人类本性不能改变的假设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既然从来就是如此，那么将始终是如此。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即使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来宣扬也是荒唐的。除非拒绝承认这条公理，人类是注定要毁灭的。我们的希望是以下面两种精神力量的联合为基础的：在道德上认识到堕落为大量屠杀毫无防御能力的人民的战争是不能接受的，还有在理性上认识到技术战同人类生存是不相容的。
惟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些认识生效。因为，现在的形势是非常不稳定的，并通过它自己的作用过程而变得日益危险了。一个人或者一台仪器的错误计算，一个领导人的盲目激怒，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或民族方面的误会随时都能导致灾难。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以前，也许免不了遭到一场可怕的事件。
但是，我们必须希望。希望有两种。如果某人希望天气好，或者赢得全部赌注，那么希望对究竟发生什么并没有影响；要是下雨了或者抽了空签，我们只得服从现实。但是，在人民的共处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希望是一种动力。只有我们希望，我们才会行动起来，使希望的实现更加接近。我们必须不知疲倦地同今天仍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不道德行为和不合理行为作斗争。
我很想在这里引用一位伟大人物的话，他不是一位政治家或哲学家，而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人，他就是医生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格哈特·多马格，他在化学疗法方面的发现已经保护了无数人的健康和生命。正像他所说的：“忤悔，恳求，同时也是警告，但却充满着希望。”他表达如下：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个人相互间的融洽相处，我们尽最大努力去互相了解和互相帮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这是自然的。为什么对所有其他人来说这竟然是不可能的呢？不要对我说这（会）是乌托邦！每一项发明事前都被看成是乌托邦。为什么我们宁可等待大国的再一次较量，我们实在是苦头吃足，从而已经变得明智了。但是，墨守成规是轻松自在的，仿效暴虐的统治者、性情暴躁的人、偏执狂和其他精神错乱的人倒比独立思考，寻求重新和解的道路而不互相毁灭，更为轻松自在。”
这些都是坦率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个为生命而战斗的人，出自一个不仅希望从疾病中拯救人类，而且把他的全部知识和能力都用于为人类工作的人。
至于迫使现在的愚蠢行动停止下来，这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今天，威胁着我们的不再是霍乱或瘟疫病菌，而是政治家的传统的吹毛求疵、强词夺理的推理，群众的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以及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逃避责任。正如我试图说明的，科学家已经做的那些事是无可挽回的：知识不能被消灭，而技术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科学家们能够而且应当像戈丁根18人一度尝试过的那样，运用他们由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而得到的尊敬，向政治家们指明回到合乎理性和人道的道路。
我们大家都必须进行斗争，反对官方的谎言和侵占；反对有了掩蔽部和紧急条例就可以防止核武器杀伤的论断；反对镇压那些在这方面启发公众的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光荣，反对对统治权的贪得无厌；我们尤其必须同那些宣布自己的教义一贯正确并因此把这世界分为势不两立的阵营的意识形态作斗争。
希望还是有的，但是这种希望只有在我们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投入这场反对我们时代的疾病的斗争中去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李宝恒 译）
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
作者：李约瑟
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