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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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3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吕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吕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3个R①。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推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20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30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我很可能在12岁就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带我参加一元论者组织的去维也纳森林的星期日远足。在这些场合，他解释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无疑，大部分内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奋人心。
在一元论者组织的这些星期日远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当我们接近维也纳郊区的时候，已近黄昏，我们听说大公爵弗朗茨·斐迪南，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暗杀。大约在这之后一个星期，我的母亲带着我和我的两个姐姐到离萨尔茨堡不远的一个村庄阿尔特——奥塞去过暑假。在那里，在我过12岁生日的那天，我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很不幸，因为战争，”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愿参加我的生日。由于我收到这封信正值奥匈和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日，所以我父亲似乎意识到战争已来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我正好12岁；战争的岁月和战争的后果对我的智力发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决定性的。它们使我对公认的舆论，尤其是政治见解持批判态度。
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战争的含义的。震耳欲聋的爱国主义喧嚣响遍全国，甚至我们以前和战争贩子格格不入的团体的某些成员都卷入了这种喧嚣，我的父亲感到悲痛和沮丧。但是甚至昂特也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国发生民主革命。
后来我常常回忆这些日子。在战争之前，我们团体的许多人讨论了一些政治理论，那些理论是坚定的和平主义的，至少是对现存秩序进行强烈批判的，他们还对奥德联盟、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尤其是在塞尔维亚的扩张主义政策持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突然变成这种政策的支持者，使我大为震惊。
今天，我对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这不仅是舆论的压力；而且也是忠诚已经分裂的问题。而且也有恐惧——恐惧暴力措施，在战争期间，当局必定会采取这些措施来反对持不同政见者，因为在持不同政见和叛国之间并无绝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时我大为困惑不解。当然，我对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党出了什么毛病：他们的国际主义是如何瓦解的一无所知（在罗歇·马丁·杜伽尔的《梯玻勒》一书的最后一卷可以找到对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几个星期，在我的学校的战争宣传影响下，我也受到了一点普遍情绪的感染。1914年秋，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庆祝和平》，我在诗中设想：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成功地抵抗了进攻（那时我确信“我们”受到了进攻），诗描绘和歌颂了和平的恢复。尽管这并不是一首十分好战的诗，但是我很快就对“我们”受到了进攻这种设想而感到惭愧之极。我认识到了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进攻都是可怕的事情，面庞大的宣传机器却试图使我们相信它们是正义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开始确信无疑，在战前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奥地利和德国的事业是非正义的，我们理应输掉这场战争（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论证过的那样，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有一天，我想那肯定是在1916年，我拿着一份关于这种观点的经过充分准备的声明到父亲那里，但是我发现他的反应比我预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怀疑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和战争的结局。当然，他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而我显然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待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认真地对待我的观点，而且在详尽讨论之后，他表示倾向于同意这些观点。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后，我几乎就没有怀疑了。
与此同时，我所有够年龄的堂兄弟们都在奥地利军队里当军官打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亲仍然带着我们到阿尔卑斯山脉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们又住在萨尔茨卡梅古特——这一次是在伊施尔，我们在那里租了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长满树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罗莎·格拉夫和我们在一起，她是我的父母的一个朋友。她的儿子赫尔曼只比我大5岁，在上前线前最后一次休假时，穿着军服来看望我们。之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的最受宠爱的侄女——都悲痛欲绝。这使我认识到那些可怕的开列着死亡、受伤和失踪的人的长串名单的含义。
不久以后，各种政治问题又暴露出来。旧的奥地利是个多种语言的国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讲意大利语的人。由于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从奥地利军队开小差，现在传闻开始到处散布。瓦解已经开始。我们家的一个朋友当时正担任军法官，他告诉我们有关南斯拉夫运动的情况（他不得不对这个运动进行专门研究），以及有关维也纳大学和布拉洛大学的一位哲学家、捷克人的领袖马萨里克的事。我们听到了关于讲捷克语的奥地利战俘在俄国组成的捷克军队的事。后来，我们又听到关于对叛国判处死刑以及由奥地利当局指挥的对有不忠诚嫌疑的人实施恐怖统治的传说。
（邱仁宗 段娟 译）
长年的疑问
作者：汤川秀树
我在上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成为物理学家。其原因之一，是我认为自己欠缺成为动物或植物研究工作者的素质。从幼年时代到少年时代，我也像一般人一样对昆虫有兴趣。那时，我住在京都市内，和今天不一样，身边就有昆虫。有树丛的庭院就是各种各样昆虫的栖息之所。我还在附近的皇宫树林里捉过独角仙，拿回家来放在点心盒里饲养。但是，同动物打交道没有更大的进展。对植物的关心就更淡薄了。草木的名字听了过后，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很久以后，我写起和歌来。但是不知道植物和鸟儿的名字，常常感到伤脑筋。
因此，我没有成为生物学家。但是，有一个关于生物的疑问，从少年时代起直到今天，始终留在我的心中不曾消失，尽管在这过程中，它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从我上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它就开始产生了。上生物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作了关于进化论的初步讲解。首先介绍了拉马克（J．B．Lamarck）的器官用进废退说。他认为，生物如果经常使用各种器官，它们就逐渐发达，生物则因此而进化下去。这种观点，对于中学生的我，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老师却认为这种说法要不得。他认为，生物出生以后，后天获得的能力是不遗传的，对于进化不起作用。于是，他接着开始讲解达尔文的进化论，说：同类的生物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在这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者，其子孙也将繁衍增殖；生物是靠这种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这对我说来，难于理解得多。回家以后，我仍然拼命地思考，但还是不能理解。
很久以后，我更多地懂得了物理学之后，试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注意到：大概是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包含着统计上的考察，所以才难于理解的吧。拉马克那样的思维方法是根据以下情况得出物种进化结论的，即：生物的一个个的个体在生存期间是遵循着因果法则在变化的。该个体又遵循着某种因果法则将那变化遗传给它下一代的一个个的个体。这正是古典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当然在这里，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存在着个别因果律。在这一点上，达尔文那样的思维方法——作为多数个体集团的物种总体的变化倾向就成问题了。在物理学方面，作为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大约20年后才建立了被称作古典统计力学这一学科。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以建立了个别因果律的古典力学为基础，而从统计上去解释热力学的各种现象。但是，拉马克那样的进化论，和物理学的情况不同，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古典力学的任务，这是很显然的。取而代之的究竟是什么呢？那时，我这个中学生并不很了解物理学和生理学，当然不可能那样明确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朴素的疑问，不久不是就面临了应该发展成为上述那种形式的命运了吗！后来，我仍然在思考那个问题。
20世纪初，在生物领域出现了突然变异说。令人惊奇的是，它同物理领域量子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时。尽管后者意味着发现了微观过程的不连续性，但是对于这样的过程，当时我仍然认为存在着个别因果律的吧。直到20多年后建立起了量子力学，对于一个个的微观过程，我才终于不得不放弃因果律的想法。这是因为我明白了；由于同样原因开始的微观过程，结果却各不相同，因此只有承认根据非常多的过程所获得的结果而归纳出的关于分布情况的规律。这意味着用统计因果律置换了个别因果律。这是一种非决定论。在我了解了量子力学及其统计解释后不久，就是说在1930年，我甚至在想象：在生物领域难道也有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吗？不过，所谓突然变异是罕见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非如此的情况则是压倒多数。正因为如此，生物的种才得以存续下来。和量子力学的情况不同，遗传现象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性质。不仅如此，即使偶尔见到偶然发生的突然变异，它同量子力学的非决定性似乎也不是同种的东西。到了1940年，我读了薛定谔（E．Schrodinger）的名著《生命是什么？》以后，才明白了这个问题。他是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他反对以马克斯·玻恩（Max Born）、海森堡（W．K。Heisenberg）和尼尔斯·玻尔（N．Bohr）为代表的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即承认微观物理现象的非决定性的统计解释，而主张立足于波动一元论的决定论。在这场论争中，正统派一方处于优势，绝大多数年轻的物理学家都奔向了该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面谈到的那样，一时我当然也认为在生物领域也像量子力学似地，非决定性是重要的。在正统派中，特别是玻尔，把为理解微观物理现象而引进的互补性概念类推地带入了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之中。但是这里所说的互补性意味着在无生物的物理现象中看不到的新的性质。因此，受其影响而从物理学转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德尔布吕克（Max Deforuck）期待着能够发现与物理法则不同的法则。但是其后的事态进展却与他的预想相反。就是说，薛定谔在德尔布吕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如上所述的决定论见解。扩而大之，1953年沃森（J．D．Watson）和克里克（F．H．C．Crick）建立了DNA模型以后的情况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在这里可以看出180度的大改变。因为我明白了：在量子力学的解释上曾处于劣势的薛定谔一方，在解释生命现象上却较玻尔显然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还明白了：按照分子水平上的朴素实在论、机械论的思维方法就能够充分理解遗传现象。这是笛卡儿式的“动物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