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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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邀请我去那里作教授。他们知道我对研究所的感受：它太理论化了，没有真正的活力和挑战。所以他们写道：“我们尊重您在实验和教学方面的相当浓厚的兴趣。所以安排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教授位置：如果您愿意，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教授，一半时间在研究所。”
高级研究所！特别例外的优待！甚至于比爱因斯坦的位置还好！这是理想的、完美的，却是荒唐的！
真是荒唐！以前的一些任职已使我觉得糟糕到顶。他们希望我完成某件工作。但是这一次的提议是如此可笑，竟到了我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如此出格的荒谬。那些人确实犯了错误；多愚蠢的事情！当我刮胡子时，想到这件事，就笑了起来。
然后我自己想：“你知道，他们把你想得如此神气，实现它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它。”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你没有责任去实现别人认为你应当完成的事情，我不能按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做。”
高级研究所将我想象得那样好，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不可能的事。它明显的是一个错误——那时候我以为他们完全可能弄错，而且所有其他部门也一样，包括我自己的学校在内。我就是我，他们指望我很好，为此他们提供我一些钱，这是他们不走运。
正在那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事。康奈尔实验室主任博布·威尔逊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或者他刚刚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就打电话叫我上他那儿去。他以一种严肃的声调对我说：“费曼，您的书教得很好，您正在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可能获得的任何期望都是靠运气。每聘请一个教授，我们都得冒极大的风险。如果他教得好，那就行。要是教得不好，就太糟糕了。但是您不应当为您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做的事担心。”他说这些话比那些做法好得多，而且解除了我的负疚感。
后来，我又有一个想法：现在物理学使我有点厌烦，过去我一直喜欢物理。我为什么喜欢物理？我习惯于从事物理，我习惯于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不必管它在核物理的发展中是否重要，而只考虑我对它是否有兴趣，是否会让我高兴。上高中时，看到从一个狭小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水，我就想是否可以描述出那条曲线。尔后发现这是相当容易的，我无须去做它，对于科学的未来，它并不重要，别人已做过了。但这无关紧要：毕竟，我发现了某些东西，我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于是，我有了这个新的看法。现在我正是精疲力尽，绝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不过，我已经在大学里得到了我所喜欢的教课的好位置，正像乐于去读《天方夜谭》一样，我准备在我愿意的时候去做物理，而不必为什么重要性而担心。
有一个星期，我在食堂旁边看见一个傻小子把一个盘子抛到空中。当盘子在空中上升时，它震荡起来，而我注意到盘上的康奈尔校徽也在转来转去。我注意到，徽章明显地转动得比震荡快。
我穷极无聊，所以开始计算旋转盘子的运动。我发现当角度很小时，徽章的转动是震动速度的两倍——二比一。这产生出一个复杂的方程！然后我想，“根据力或动力学，是否可能用一种更基本的方法找到某种思路，弄清为什么它是二比一？”
我不记得我如何做这件事，但是最后我解出了带质量的粒子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度如何平衡以使它得出二比一。
我还记得去汉斯·贝特那儿，对他说：“嘿，汉斯！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盘子这样转，二比一的原因是……”我给他讲那些加速度。他说：“费曼，那是相当有趣的，但是它很重要吗？您为什么研究它呢？”
“哼！”我说，“一点也不重要。我做它恰恰是好玩。”他的反应并没使我气馁；我坚定了自己喜欢物理并做我想做的事情的想法。
我继续算振动方程。然后考虑在相对论中电子如何开始进入轨道运动。接着有电动力学中的狄拉克方程。而后是量子电动力学。在我了解它以前（这是很短的时间）我是在“玩”——实际上是工作——在同我如此喜爱的类似的老问题打交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我停止了对这类问题的工作：我的论文式的题目、所有这些发人深省的、很美妙的现象。
实际上，这些事情很容易，毫不费力。这就像拔出一个瓶塞：里面的东西都不费力地流出来了。我几乎试图阻止它！然而，做什么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后有什么。我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图形和全部理论也得益于晃动的盘子之类不起眼的小玩意。
（吴丹迪 译）
选择人生道路
作者：福井谦一
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在一座叫曼顿的小镇，我曾先后七次到过那里，因为“国际量子分子科学学会”每年都在此地举行年会。作为会员之一，虽然每次出席都不是主动去的，但那里理想的自然风光却时时在我头脑中浮现。那鲜花盛开的草原、地中海沿岸的强烈阳光，以及沙沙作响的风声常常令人想再去看一看。
不过，它吸引我的真正原因却是法布尔和他的《昆虫记》。法布尔用引人入胜的文笔，详细描绘了小镇的自然风光。读起来令人亲切、神往，同时也很合我的口味。
《昆虫记》中，各式昆虫均有亮相，其中不少是我在中学生物爱好会期间亲眼所见。实际上，《昆虫记》中描述的生活就是我身边的生活，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也不可能使我如此敬仰法布尔。
《昆虫记》中感人场面随处可见，其中，我反复阅读，感叹不已的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应用化学。
法布尔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刚满19岁。毕业的前一天，为了表示祝贺，学校批准毕业生们到实验室看看氧气。正当学生们高高兴兴整装前往时，用作反应剂的硫酸爆炸，实验失败了。这一声爆炸却使法布尔下定决心：今天运气不好，他日我定要亲自完成这项实验，总有一天，没有老师我也能掌握化学。
果然，毕业后，法布尔通过自修，由一个小学老师升到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讲师，一步步接近既定目标。为了挣得研究费用，法布尔决定一边教书，一边把学到的化学知识用于实践，于是，他“作了一场梦”。
他想，把古波斯和印度作染料用的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茜素纯化提出，直接印到布料上去，这方法比起旧的印染法要艺术，也迅速得多。经过不懈的努力，成果显著，他和印染厂的工人们都盼望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谁知，由于1866年德国的两家工厂合制成功人工茜素，使生产天然茜素的工厂倒闭了，法布尔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文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万事休想使我的希望破灭，今后怎么办呢？……不，不要犹豫，我要工作，我要让茜草大桶把拒绝给我的东西从墨水瓶里取出来。
正如这里所写的那样，在那次沉痛的打击之后，法布尔开始着手科普知识的推广。1879年《法布尔昆虫记》第一卷出版了，而写“应用化学”一章时，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了。最后一卷是1910年他87岁时发行的，距他去世仅有5年的时间。
法布尔越是靠自学进修化学，就越是热爱这门知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为了化学中的一个成功的实验，却毁掉了他多年的宿愿。法布尔强有力地喊着：“我要工作啊！”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不能不对如此残酷打击这位“大自然之子”的化学产生了轻微的敌意。
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那令法布尔伤心的化学。这一选择与学校的学习无关，因为直到高中，我都不喜欢它。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头脑里有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历史的主角就是我少年时代“心灵上的老师”法布尔，他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这一切似乎无法解释，因为若以积累的情报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的话，我不会选化学，它的学习方法死板，不合我的口味，初、高中时的化学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人们似乎都是根据这些选择道路的。不过，我不提倡这种选择方法，因为每个人的头脑里，肯定都有秘而不宣的“历史画面”，那里面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可以使人选择一条不那么合乎逻辑的路，这条路也许正适合走下去。
我在这里费了不少篇幅追述少年时代这些不值一提、司空见惯的体验，而这些体验对于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今天，回顾自己的工作和人生道路时，是能够重新了解它们的份量的。相比之下，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的帮助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确认我对化学反应理论的微薄贡献有些独特见解的话，那么，哺育这种独特性的摇篮，就是我在少年时代和大自然的接触。
选择道路已是上大学时的事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作一名生物学家那样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曾立志做一名文学家。这是一个短命的希望，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难为情。上中学后，我陆续读完了历史、文学，特别是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学，这对扩大知识视野、开扩知识面有极大好处。这不是在小小园地的精耕细作，而是大面积地广播、多收。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要求人们广泛学习的时代到来了。
（戚戈平 译）
接触大自然
作者：福井谦一
我出生在奈良市押熊町的外祖母家。本来我应该随母亲的姓，叫杉沢谦一，可是身为上门女婿的父亲非常讨厌住在闭塞的地方，在我出生后不久，便搬到大阪府另立门户了。我就是在大阪西城区岸里的新居长大的。
和母亲一样，父亲的老家也在奈良，父亲毅然切断了和这块土地的几百年联系，而在奈良土生土长的母亲也只能默默相随。但父母亲的这个决心并不能切断我对故乡的向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热爱它。学校一放假，我就急不可待地赶回外祖母家，一住就是一个暑期。
当时的押熊是一座人烟稀少的深山小村庄。现在因住宅开发已大为改观的附近山野，曾是我最热衷玩耍的地方。东山离外祖母家不太远，外祖父腰腿能活动的时候，常常在这里和弟弟们一起比赛，看谁采的野菜、蘑菇最多。西山山麓和一个个池塘，星星点点，分布开来。池水清澈碧透，是我们忘情追逐小鲫鱼的最佳胜地。每天早上，我三下五除二地作完当天的作业，扛起今天已不多见的原始钓鱼竿，就和弟弟们一起到各处的钓鱼场去钓鱼。嘴里塞满尚未成熟的杨梅果，鼓着腮帮钓鱼，真是其乐无穷。
当然，除去暑期在外祖母家以外，供我“战天斗地”的场所大部分是在大阪的新居。就是在今天看来，大阪岸里一带仍是一派自然风光，房屋周围还有不少没被利用的荒地。这里曾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这里采到了一块树状沼铁矿石。它呈树枝状，里面是空的，这是一种珍贵的矿物。当我知道它是沉到湖底木头上的铁时，更是格外兴奋。为什么呢？因为这块矿石是在新居附近的丘陵地带采到的，它的出现证明了远古时期这一带曾是水底。啊，这竟是由我亲自发现的，真是妙极了！
我从小就有收集的癖好。在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就把家中院内的各式杂草归拢起来，排成一排，自我欣赏。在别人看来，似乎有些傻里傻气。进小学后，我的收集对象提高了等级，由植物变为矿物，不久又升级到昆虫。对昆虫的爱好及收集甚至一直保留到成年以后，以至在一次出国途中，差点儿为了几个蝴蝶而误了上飞机。
追溯往事，留下记忆的几乎都是儿时玩耍中发生的事情，但对我来说，这都是些顶顶重要的回忆。相比之下，对学习的回忆就显得淡薄多了。因为小学期间我最感兴趣的不是念书，而是暑期的临海学舍。
学校每年暑假都要为那些热衷于观察海洋生物的学生们组织暑期活动。活动期间，学生们都集中住在海滨的校舍里，因此，临海学舍就成了海洋观察站的代名词。在这里，我们观察过海牛等后鳃类动物在海洋中栖息的情景，也曾带着口袋登上汽艇，在海面上进行大规模采集浮游生物的活动，这一切，犹如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我从小学时代的这种课外教育以及在奈良和大阪的自由活动中，汲取了无比宝贵的财富，用来丰富、充实一颗装满未知数的头脑。我指的这些财富也许仅比“玩得浑身是泥”略微成熟一些，但在脑细胞还很娇嫩的童年期就能获得这些财富，已使我终生感激不尽了。
（戚戈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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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教学40年
作者：杨振宁
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