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灵光-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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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形式之间的团结，同这扩张着的万物，同整个宇宙之间的团结。
田于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可以说，经典科学的特点在于它是不稳定地嵌在社会中的。它可以唤起人们的热忱，唤起人们对深含理性的果敢断言，但是，也可以招致强烈的抵抗与仇视。我们在后面将回来讨论的所谓“逆科学运动”。这里让我们举一个20年代德国的“非理性运动”的例子，这个运动形式成了量子力学的文化背景。在和因果性、合法性、决定论、机械论以及理性等这样一些概念相一致的科学的对立面，有一个被科学否定的思想上的狂潮，当时被看作是自然界基本非理性的体现。于是生命、命运、自由、自发性便成为不可透入理性的阴暗地狱的表示。这个对理性科学的抵制并不是因为进入了独特的社会政治脉络才说明了与经典科学关联的冒险性，社会政治脉络只是使这种抵制具有大规模和猛烈的性质。不管在自由、命运和自发性的名义下，人们相信有意义的一些经验与什么有关，科学进行着冒险；要把这些概念传入非理性王国，并由此给这些概念赋予令人生畏的能力。
什么是经典科学的假设，使我们由这些假设而相信科学今天已经解放了它自己呢？大概这些假设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即微观世界是简单的，且为一些简单的数字定律所统治。这个基本信念对我们今天来说，好像是一个谬误的理想化。情况类似于把大楼归结为砖的集成物，用同一些砖我们可以建造工厂，也可以建造宫殿或教堂，在整个建筑物的水平上我们看到了时间的效果，看到了这建筑物曾被想象过的设计风格的效果。
这里，我们恢复了一下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起作用的二分法。用柏拉图的表达法，只有思想的不变世界才被认作是“智慧的阳光所照亮的。”在同样的意义上，只有永恒的定律才被看作是科学理性的表示。暂时性则如同幻影一样受到歧视。今天这已不再是真的了。我们发现，不可逆性远不是个幻影，而是在自然界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并且处在许多自发组织过程的发源地。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过程可能要成为生物问题中自组织的基础。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冒险的世界之中，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决定论却是普遍存在的世界之中。
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未来而不是现在
作者：本杰明·亚历山大
本杰明·亚历山大（1921——），美国科学家。1950年在皮奥里亚州布雷德利大学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乔治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政府官员、国立健康服务和发展中心主任等职。1984年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你们也许还记得几周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披露了一种新的不幸者的类型——电脑寡妇。电脑寡妇显然是这种既被誉为世界救星、又被贬为全球恶魔的神奇机器的最新受害者。
这篇文章描述了电脑迷们的生活，他们把每个晚上和周末都花在家用电脑上——做游戏，发明游戏，编制程序，以及寻求其他新奇的玩法。
文章继续报道了小型电脑已成为严重的家庭纠纷的祸根。电脑迷们不顾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抛弃了自己的家庭责任。文章指责家用电脑破坏了男人和妻子之间的正常关系，并且报道了好几个因为沉溺于电脑游戏而引起离婚的例子。
这一切促使哥伦比亚大学电脑科技系的一位成员指出：“电脑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交往、教育、娱乐的方式，现在它似乎又在影响我们的生育了。”
自从30年前诞生电脑以来，电脑时代始终向前发展，一直没有倒退过。电脑已经永久性地紧密结合在我们的个人生活结构和社会结构之中。它已经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在经济上必不可少的事物。除了逃避尘世、独居在某些山顶的隐士，没有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未曾受到电脑的影响。电脑技术已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电脑看作是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东西。
由于电子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几年前曾被认为是令人惊愕的技术进展变得黯然失色了。这种只有手指尖大小、却具有惊人的强大威力的集成电路块，其计算能力相当于25年前应用的一间房间大小的计算机的能力。硅集成电路块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技术的一次量子飞跃。
电脑革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程度还刚刚开始可以估量。你怎么可能跟踪那种能在极其迅速的时间，用计算机的术语来说，是在1毫微秒内发生的因果关系呢？几乎每一项电脑技术的重大成就和新的应用都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结果。我们现在听到的无论是外行还是专家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建设性的。一方面是学龄儿童的家长抗议非常流行的电子游戏对自己孩子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一位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著名电脑科学家对人类越来越依赖电脑的情况深表忧虑。人们关注和担心的事情还有个人隐私的遭到侵犯、电脑犯罪等等。
情况已变得日益严重。家长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寻求控制；地区的主管机关也通过法律限制电子游戏机房的营业时间；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更是公开谴责这种对许多青少年充满诱惑力的电子游戏。
几星期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埃弗雷特·库普指出，电子游戏对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可能是一种危险品。他说：“他们的身心深深陷入到电子游戏中去了……在这种游戏中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一切都是消灭、杀人、破坏，而且干得干净利落。”
库普的意见在最近一期的《喷气》杂志上得到了反应。哈佛大学的著名精神病专家阿尔文·波圣博士指出：“我认为医务主任的忧虑很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青少年中已经有这么多暴力事件，所以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所教给孩子的价值观。”波圣博士认为，他相信“电子游戏在助长社会暴力问题方面有极大可能。”他指出，没有头脑的、但在智力上却是无可争议的电子游戏“正在教唆孩子们，暴力是某种可能接受的方式，是表达愤怒的一种合理的手段。”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种认为电脑的差错会引发一场核战争的担心，事实上是一种杞人之忧。但我们不能光归罪机器，因为电脑只是一个听话的蠢货。它准确地执行主人告诉它的命令——既不多，也不少。它完美地按照指令办事，但当指令不正确时，差错就会发生。如果输入一个错误的程序，一台军事电脑就会把导弹送往错误的方向，或者在错误的时刻发射出去。
几年前，海军上将，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承认：“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变成这些该死的电脑的奴隶了。”
众所周知，我们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电脑程序的差错或者某种故障的威胁，从而造成一系列无法挽救的毁灭性后果。有些已经得到五角大楼证实的报告记录了由于所谓的电脑差错，美国的导弹系统曾一度处于随时开火状态。
我们害怕那种由电脑起爆的核打击，但它正是我们享受电脑技术的好处所支付的代价的一部分。
即使我们能够一直侥幸地控制住我们的军用电脑，我们还有其它的控制问题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必须对一位电脑科学家所说的“全球个人档案的威胁”保持警惕。他指的是政府机构和私营团体共同拥有的记录我们的情况的情报。
关于我国现有的数据库有多少，我们没有精确的数字，但只要你想一下金融机构、医院、新旧雇主、国内税务局、社会生活保障署、联邦调查局、人口统计局等各种与人民有关的联邦机构……以及百货公司、信用机构、执法机构、法院等拥有的我们大家的情报规模就足够了。
这些情报多数是客观的、冷酷的、完整的、线性的数据。它们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许多数据是个人无法看到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无法对这些数据验证核实或者提出异议。
由于许多公司从事着多种经营，它们把被兼并的公司的人事情报看作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的财产。这种情报的集中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会是一种有力的武器。
联邦法规保护个人隐私不受侵犯，但却始终存在着滥用个人情报的潜在威胁。正如我们在水门事件调查期间所揭发的那样，政府泄露或提供了许多个人档案，不恰当地查阅或利用了机密数据，甚至利用联邦纳税记录进行政治迫害和个人报复。
还有一桩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那就是政府将会掌握一个无比巨大的电脑联网系统。这种主张可能会在为了方便行事或提高效率或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提出来。如果这个主张得到实行，我们将被一下子推到另一个陌生时代的开端。它将是我们所珍爱的个人隐私不受干涉的自由的结束。
雄踞电脑能力前沿的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开发。这种极端复杂的科学力图使电脑脱离目前所处的只是根据指令行事的“机器傻瓜”的范畴。这一领域的科学家正在设计赋予电脑的类人智能和程序。它的前景是，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工具，能把人的智力进一步扩大到从未梦想过的程度。尽管人工智能仍处在褪褓阶段，但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已可以使机器人收集垃圾，采煤，清除核反应堆的放射场。
这种新技术的阴暗面是，人们担心它会被人利用变成潜在的帮凶。例如，有人早就建议，可以把懂得语言的电脑设计成实际上能对每一个人的谈话进行监听的工具；也可把电脑侦视器设计成能向当局汇报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机器。
有些社会评论家担心，电脑的广泛应用最终将导致人类智力的衰退。有人则忧虑，电脑将使我们的生活统一化，我们将不得不与某些工艺和技巧告别。
然而，马丁·加德纳——《数学狂欢》杂志的作者却宣称：“我们不明白的是，如果电脑正在把人们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从事更有兴趣的工作，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坐下来用笔计算7的平方根呢？”
我个人并不同意上述观点，不过这种观点确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拥有近乎无限能力和灵活性的新的精密技术将会扩大个人的自由。例如，人们可以在家中的终端而不是办公室进行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修各种科目；购物电子化；可以把纳税、投资、保险、汽车维修等个人必要的记录组合成整体。
如果电脑能够在个人身上产生好的结果，它也可以在个人身上产生坏的结果。无需用枪对准银行出纳员的白领阶层的电脑犯罪率正在日益增长。执法机关不得不通过训练警察制止电子窃贼的培训计划来对付这一现象。
有些科学家则担心另一种犯罪活动。匹茨堡的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的D。雷·里迪的忧虑是，如果大学拥有的尖端的微电脑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就可以指令其他电脑切断电话，停止银行服务和我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其他系统的业务。这样一来，整个社会就被破坏了。
不过，我还是同意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观点，他说：“我们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正在变得没有电脑就无法解决。我不担心电脑，我担心的是缺乏电脑。”
人类拥有一切力量和弱点，拥有一切只有人类才拥有的感情。我希望每一项新的惊人的技术突破都会遇到来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和法律专家以及一切能够监督、评估新技术对人的影响的其他各种专业人士的怀疑主义的质难。
既然我们正在向着新的、前所未闻的领域前进，我们就需要小心谨慎地弄清这种运动对于我们生活的含义。我们需要在电脑能够提供的好处和什么是对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之间权衡轻重，及时提醒。
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我们是否会让电脑诱惑我们去滥用。甚至践踏下列基本价值——诚实、自由、平等、相互信任、爱情、尊重法律和他人的权利以及其他兄弟人类的幸福；因为这些基本价值正是一个文明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希望。
（谈谷铮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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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杨振宁
历史学家普遍地承认，在公元1400年前，中国的技术是胜于欧洲的。我只举一个例子：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是在明朝初，有有名的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郑和用过60条船，其中最长的船有440尺长，这样大的船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地方可以制造，西方的历史学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是不可靠的历史记载。一直到1962年，在南京发掘出一个舵的轴，这个轴是木头的，有36尺高，直径有1。25尺，这才使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了解到中国的历史记载是可靠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时候有所谓四大发明，就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造纸。在17世纪初，英国有位大哲学家培根，他对欧洲以后近代科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曾说过，当时并不知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他知道这些发明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巨大的影响。所以他在一篇文章上讲，没有一个王朝、没有一个宗教派别、没有一个伟人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有这三个发明这么大。为什么呢？他说印刷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学；火药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战术；指南针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航海术。刚才我讲1400年的时候，中国的技术超过了西方，历史学家都同意。在那以前，亚洲与欧洲的科技交流是很困难的，有时是通过海路，有时是通过陆路，所谓丝绸之路。可是这许多交流的方向都是从亚洲传到欧洲。在那以后的200年，就是1400年到1600年，明朝的时候，这200年之间中国是大大地落后了。到了1600年前后，明朝的皇帝要请一些传教士从澳门把造火炮的技术引到北京来，这就代表在那200年之间，西方在技术的发展上已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在这200年之间欧洲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如达·芬奇、哥白尼、卡瑞、那皮尔、弗兰西斯·培根、伽利略、开普勒、哈维、笛卡尔等等，这许多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可以说是在欧洲创造出来了肥沃的土地，使得以后的近代科学可以在欧洲萌芽。可以说在这200年间，中国停滞不前，而欧洲是向前飞跃。这个飞跃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空气，产生了一个社会的体制，产生了一些学术的动向，使近代科学在17世纪首先从欧洲开始了。
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数学原理》。因为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了解到原来自然界的很多现象是可以用准确的数学语言描述，能够规律化、能够预测的，我们也可以说牛顿的书第一次使人类知道自然界的事情是符合准确的规律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而这个精神，这个了解，经过几百年发扬光大就产生了近代科学。而近代科学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世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环境之间不可逆转的新的关系，所以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