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的孩子-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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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　　现在，我们已读不到乔治·霍格在合众国际社工作时的报道了，但是从日后他为《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新闻稿件以及从他寄回家的信中可以发现，他的写作风格很好地研习了在合众国际社时习得的要点。这份新的工作让他放弃了继续从事教师职业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他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称职的外国记者。那时的工作很艰苦，且乔治很少得到总编的表扬。然而，他学会了如何编写一篇短小精悍的新闻，还练就了妙笔生花的本领。　　霍格是幸运的，作为记者，他赶上了不平凡的年代。从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抗日战争愈演愈烈，不断攀升的伤亡人数、不断暴露的日军残暴行径都是新闻记者不得不报道的残酷题材。
　　1938年5月，日军控制了铁路枢纽徐州。中国军队则没有借助台儿庄之战乘胜追击，而是从中部继续向南撤退，在汉口北边的山区及周边城市驻扎重整。　　日军则是乘胜追击，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行为并没有让这个民族感到一丝羞愧；而国际社会的沉默也助长了其嚣张的气焰，日军继续在中国内陆地区实行烧杀抢掠奸的行为，所到之处的很多中国妇女被迫沦为日军慰安妇。　　为了阻挡日军的南进，中国军队在1938年6月初炸毁了黄河花园口堤坝，凶猛的河水冲出河床，堵住了日军南下的去路，淹死上千日军士兵，装甲车也深陷泥沼，动弹不得；铁路等地面交通也被迫中断。当然，由此导致的民生损失也是惨重的，洪水冲垮了11个村镇，4000个小村庄，200万百姓无家可归，生活陷入贫困。那次洪水究竟使多少人丧命还处于争议中，到目前为止，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2万5000人。从军事策略上看，中国军队那次的策略是成功的，使得日军进军汉口的日期推迟了3个月。然而，对于这个导致重大平民伤亡的战略，国民政府则矢口否认黄河堤坝被炸毁是故意所为。　　面对日军的不断进攻，总司令蒋介石命令汉口的所有机械制造业停止工作，转迁中国内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将大陆沿海城市的大量人口、政府、学校和工厂转移内陆，免受战争伤害的一个方式。这次的大迁移使得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沿海开放的大城市，转移到中南部的山谷中。四川、云南、广西、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广大省份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根据地。面对日军精良的战斗装备和练习有素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选择利用中国广袤的土地及庞大的人口来反抗侵略。　　1938年春，蒋介石已经50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获得了一些认可。然而，他领导的国民党和国家政权一直没有稳固。从19岁参军，随着满清王朝*1911年的衰亡而走向成熟；他也被认定是当代中国之父的孙中山的继续人。孙中山是一名卫理公会派基督徒，且主要都是在国外的夏威夷接受的教育。1911年，为了推翻守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共和国，他将部份“新军”编进同盟会的队伍。第二年，他就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然而，在他当权的几个月后，因为地方军阀的强大势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　　接下来的十年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历史上蒙羞的十年。任何中心政府仅只是在形式上领导着这个国家，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和外国铁蹄践踏的两难境地。有两个人从黑暗的岁月中浮现出来，走上了领导之路，他们注定将改变中国未来的命运。　　1921年，一名曾经当过老师、图书治理员、布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名字叫毛泽东。27岁的他从那时起就放弃了之前的职业规划，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蒋介石从莫斯科为国民党寻找资金援助回国后，报告说俄国只是在由另外一个沙皇统治。他称俄国在中国的真正用意是将中国“苏维埃化”。1924年，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的校长，为国民党军队培养、输送高级军官。不出所料，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掌控了国民党的蒋介石通过与共产党的决裂巩固了自己在这个分裂的党中的权力。为了捍卫他的权位，他在同年迎娶了孙中山的小姨子宋美龄。宋家都是基督教徒，1929年蒋介石也皈依了基督教。但是直到1938年，随着国民党在汉口召开大会，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总裁，他才取得了了对国民党内——而并不是全中国的，——完全领导地位。　　然而，中国政府的政治变更并没有引起乔治·霍格多大的爱好。他和所有驻扎在汉口的媒体们只对一个话题强烈关注：那就是战争。1938年初夏，这场战争步步逼近汉口，但是记者却仍然无法准确预计战争的进程及发展。在日军展开空中攻势的策略下，任何地方都成为了战争的前线。虽然汉口挡住了日军继续南下的路，但是他们仍然可以肆意轰炸。霍格曾经在上海目睹了大炮和各种迫击炮轰炸后的可怕场景，在汉口，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真正处于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线上。
　　1938年5月到7月，整整三个月，一批又一批的日军轰炸机编队在汉口地区的三个城市上空飞过，他们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米的高空飞行，避开了中国军队的防空火力。日军战机的轰炸十分精准，首先对准汉口的机场，随后便在周边城市展开大规模轰炸。　　在上海的时候，霍格还小心翼翼地给家里写信，没有告诉父母他在战争中的危险处境。然而在汉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真实地向家里描述发生在他四周的战争。在天天遭受轰炸的惊吓下，乔治那曾经在信中透露出的孩子气的笔触已经不见了；曾经的牛津大学的乖孩子，毕业后曾周游世界的天真的大男孩，如今已经历练成为一名努力工作的新闻记者。天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及时真实地报道日军空袭后的新闻。有一次，他跟踪一则报道日军飞机没有造成伤亡的新闻简报，发现实际上在这次的空袭中一个小村庄被毁。他在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中以“没有伤亡”为题，做出了如下的报道：　　那些用茅草堆成的房屋孤零零地坐落在干燥的乡间小路旁，四周被稻谷环绕。年复一年，他们就在家里干农活来获得一点收入。住在这里的人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与几个孩子，几头猪、鸭子和水牛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从年迈的老人到刚出生的婴儿，垃圾和小牛犊都在一起。然而，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老房子的命运改变了。　　锯齿状的裂缝在墙壁上蔓延，这所房子歪歪斜斜地倒在土丘上，就像一顶残破的帽子。很显然，它忽然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因为一群兴奋的人们正围在它四面，更多的人则从田间小路上聚拢过来。　　在突出的房檐遮盖下的院子里躺着一头水牛的尸体，这似乎是人们爱好的焦点，而在不远处人们在一团血肉模糊中找到了两条多毛的后腿。然而，当一个妇女抬起一辆翻倒的手推车，露出下面的一具人的尸体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便转移了。她一手抬着手推车向人们展示，另外一只手挥舞着配合着嘴里的念念有词。人们好奇地看着尸体，接着又三三两两地散开并议论纷纷。一些人离开的时候丢给那个妇女几枚钱币。与此同时，哀悼者的挽歌和烧纸钱的烟从一扇半开的门中飘进了屋里，那里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浑身完好，可是头部被炸掉了。她无头的躯体引发了一些人的怜悯的叹息。离日常生活如此之近，又远远超越了日常经验，这给人们带来了惧怕。　　那时的霍格全力以赴地赢取同事的接受、迎合上司的口味。23岁的他在这个媒体圈中还是个经验不足的孩子。和处于他的地位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然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幸运之神对他的垂青。　　汉口的媒体团中很多都是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战事报道高手，这些人意识到日军所谓的“全面战争”的战术不过是基于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一个概念。日军的空袭战术是受到德国军事专家建议的、曾经在西班牙战争中经过检验的：即空袭的目标总是首先锁定在储藏军需品的仓库和工厂，然后才是军事驻扎点和百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阻止空袭后的重建进程。　　参与过西班牙内战的媒体记者都不太愿意保持中立。因此，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那天，中国军队发起的反击在汉口的媒体圈中引发了一阵狂喜。那天的汉口经历了一场壮观的混战洗礼，由俄国驾驶员带领的80架中国空军战机反击50架日军轰炸机。据中国官方数字称，在30分钟的战斗内，中国空军以7架战机的伤亡歼灭了日军21架飞机。那时候，媒体将中国的空军称为“会飞的外国军团”。因为在1938年1至5月，除了俄国、美国的战机驾驶员的加入，来自法国、英国和新西兰的志愿者也加入到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空袭的战斗中来。然而，这些人由于不遵守中国军队的纪律而相继被开除。　　曾经有段时间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媒体大力宣传所取得的战争胜利，以便稳定民心、巩固政权。1938年，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本岛，可是霍格和驻扎在汉口的所有媒体记者都错过了这一事件。
　　被错过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在装备了两架美国制造的马丁轰炸机后，中国空军从重庆基地起飞，飞越了日本本岛的九州、长崎和福冈等几大城市，总飞行里程达4000英里。轰炸机向这些城市投放用日文印刷的写有描述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径的宣传册，然而，由于轰炸机油箱存储的燃油无法满足长途飞行的任务，中国军队放弃了此前轰炸日军基地的计划。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直到日军在徐州取得胜利后，中国政府才公开了这一消息。　　整个春天，霍格一直和此后成为《时代》杂志闻名记者的杰克·贝尔登并肩作战。贝尔登大学生涯中将所有的假期都用在航海周游世界的旅程中，一次偶然的香港停留，他爱上了东方这片土地。毕业后，贝尔登在一艘英国的货船上工作，并在途经中国时决定停留在这片土地上。很快，他就可以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先是成为一名英文老师，随后又进入合众国际社工作。　　和驻扎在汉口的媒体团的其他人相比，贝尔登有两个突出的优点。首先，他可以流利地说普通话，其次，他是美国陆军中将约瑟夫·史迪威的亲信和好朋友。所以，他们可以进入获准不对其他记者开放的前线地区，尽管史提威提出条件说他提供给贝尔登的信息要保密。　　贝尔登忙碌地在汉口的前线间穿梭，而霍格则将注重力集中在撰写这些新闻上。这两人简直是合众国际社的一对完美组合。对于霍格来说，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锻炼和学习，而不仅仅是报道。贝尔登也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导师角色。这位23岁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男子，现在却天天都要为这位喜怒无常且嗜酒的老板整理从前线采写回的具有诗人般洞察力的稿子。　　霍格在汉口停留的8个月的经历可谓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最初从合众国际社接受的工作是报道战争引发的流行性疾病蔓延情况。那时，严冬刚刚从这座城市抽身，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开满鲜花的花园；温度已经上升到英国7月份的水平，天气也变得潮湿起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楚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炫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从春天到初夏，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头也设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进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共产党和国民党公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天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四周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四周。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假如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