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灯亮着吗-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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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本人却并不会遇到这一
问题时，那么你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他也感受到这一问题。
学生们把这条原则用在了校长身上，他们开始停在他的专用车位上。自然，他们的车会被
开罚单并受到罚款，但是因为学生们共同分担这些罚款，所以摊到每个人头上就微乎其微
了。
不幸的是，校长并没有正确领会这项公众活动的精神。他通过正式渠道宣布，任何把
车子停在他的车位上的学生都会被立刻开除。这项专制的行动解决了他的问题，因为问题
不再是他们大伙儿的问题，而每次只是一个人的问题。“分而治之”正好是“我们的问题”
的克星――这给阻挠解决问题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最有效的手段。这也是这个大学校长以及
其他专制统治者最喜欢的伎俩。
然而我们的大学生们很喜欢挑战，他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来筹划对付校长的办法。于是
有一天，校长发现他汽车的４个轮胎都被放了气。他命令学校的警卫给轮胎打了气，可是
第二天轮胎不仅瘪了而且破得不能修了。学校派出警卫24 小时守护校长的汽车，但是这项
工作占用了学校唯一的全时停车巡逻员。因为没有人来开罚单，所以人们开始随处停车――
草坪上、私人车道上、甚至残疾人保留车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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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灯亮着吗？
在这个时候，一些教职员工决定尝试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想人们想不到的。”
对于“这是谁的问题？”，他们用第一人称回答：“这是我的问题。”
图
“我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对立面。这种方法提醒我们，在我们匆忙指
责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许忽略了某种可能性。比如，如果我们不断地指责“政府”、“大
公司”或者“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对“环境问题”负有责任，那么除了给议员或者报社写
信之外，我们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放低自己的尊严，把这些问题看作
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办法来对付“污染”。
当教授们把停车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时，问题从“校园里没有足够的地方停车”
变成了下面这些东西：
（1）。。 我很懒，不愿意走远路。
（2）。。 因为我喜欢睡懒觉，所以当我来的时候那些仅有的好位子都被别人占了。
（3）。。 我在开车来的路上没有寻找那些有趣的东西。
（4）。。 如果我的身体比现在好，我根本就不需要骑车来上班。
（5）。。 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太喜欢舒适的环境了。
（6）。。 我不敢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走。
（7）。。 如果路太长，我需要有人陪伴。
（8）。。 我不愿意花费精力，如果一定要花费，那也是越少越好。
（9）。。 我担心在雪地上走的时候会摔倒。
（10）。。 如果我不得不走很长的路，我会迟到的。
这些想法中的大多数都会让我们想通过这种方法来摆脱问题：把问题看作一个虚幻的
问题，并且改变我们对现状的看法。
一些教职员工认为锻炼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其实他们早就知道这一点。为什么不把上
班和锻炼身体结合起来呢？干嘛要把工作和锻炼分开考虑――赶着回家去参加网球俱乐部
的活动？
用这种理论解释武装起来的这些博学的教授们成功地把问题从“我怎么能够得到最近
的停车位？”转化成“我怎么能够找到最远的停车位？”――于是，您瞧，问题消失了。
每当天气变坏的时候，他们都会穿上运动服，这样就可以战胜对身体不适的恐惧了。事实
上，他们的舒适感越来越强――不是因为停车场――因为人们设计运动服就是因为它比较
舒服，而不是因为什么吓唬学生的目的。通过尝试新的路线以及寻找新鲜事物，他们使散
步变得前所未有的愉快。一个教授带了一个步数器来测量每天行走的“公里里程”――这
使得他在十进制系统方面取得了进展。另一个教授在徒步锻炼之外增加了弯腰捡垃圾的项
目――每次旅程至少能捡到10 件垃圾――在减少腹部赘肉的同时还为治理“污染”做了贡
献。
从前为了占到最近的车位，常常需要飞车到学校、到处搜索、而且常常是以无奈的诅
咒而告终，这些都给人带来了极大的挫败感，而且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现在回顾起过去的
时光，教授们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有早一点儿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意识到，一旦他们遵守
了这条简单的规则：
试试换过来指责你自己――即使只有一秒钟。
问题就消失了。
事实上，老实讲我们还不能说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了。几年以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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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灯亮着吗？
很多人红着脸、带着愤怒的表情，无谓的消耗着稀有的汽油燃料，在校园里面转着圈寻找
这那些完美的车位。实际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很少有人真正的认为这个方法可以解决
问题――事实上这个人数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只有寥寥几辆车停在“外蒙古”――最远的
停车场。但是，至少它为这几个人解决了问题。
图
13 隧道尽头的灯
最近，在日内瓦湖上的山脉中，建成了一条很长的汽车隧道。在投入使用之前，总工程师
想起来，她忘了警告汽车司机在进入隧道之前把车灯打开。尽管隧道的照明设施很好，仍
然需要预防停电的情况下发生灾难（在深山中这种意外是很可能发生的）。
于是人们做了一个标牌，上面写着：
警告：前有隧道请打开车头灯
他们把标牌挂在隧道入口处，然后隧道如期通车了。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都觉
得很轻松。
从隧道东出口再往前400 米就是世界上风景最优美的度假胜地，从这里俯瞰，整个日
内瓦湖都尽收眼底。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在此处欣赏美景，放松他们疲惫的身体，也
许享受一个美味的小“野餐”。同时，每天当这几百名神清气爽的游客返回他们的汽车的时
候，都会有十来个或者更多的人们意外地发现汽车电池没电了――因为他们忘了关掉车灯！
警察们被迫用上他们所有的资源，好让车启动起来，或者把它们拖走。游客们怨声载道，
并且赌咒发誓要劝说他们所有的朋友都不要到瑞士来旅行。
图
像往常一样，我们会要求您暂停一下，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谁的问题？
（a）。。 司机
（b）。。 乘客（如果有的话）
（c）。。 总工程师
（d）。。 警察
（e）。。 州长
（f）。。 汽车俱乐部
（g）。。 以上都不对
（h）。。 以上都对
这种类型的问题中――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设计者”或者叫“工程师”――有一个很
强的倾向就是认为这是她的问题。在这件事中，不仅司机们认为这是工程师的问题，而且工
程师可能也这么认为。建筑师、工程师和其他设计者的职业道德中有这样一条：他们必须做
好所有的事情。
在这个例子中，工程师考虑了她能够强加在司机及其乘客身上的很多种解决办法：
（1）。。 她可以在隧道尽头里一块标牌，写上：关掉车灯，但是这样的话夜晚行车的人们也
会关掉车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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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她可以装作不知道，顺其自然。。不，这本来就是现状，并且政府官员们认为工程师
的工作做的一团糟。
（3）。。 她可以在风景俯瞰处建造一个充电站。但是要维护要花很多钱，并且如果它出了故障
人们会更加恼火。
（4）。。 她可以授权一家私人公司经营充电站。但是这会使风景区变得商业化，这是政府和游
客绝对不会接受的。
（5）。。 她可以在隧道尽头树立一个表意更明确的标牌。
凭借她的直觉，工程师认为一定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书写一个更加明确的标牌。她尝试
了许多备选方案，最终得到了一个体现瑞士式简约的杰作：
如果这是白天，并且如果您的车灯开着，
那么熄灭车灯；
如果天色已晚，并且如果您的车灯没开，
那么打开车灯；
如果这是白天，并且如果您的车灯没开，
那么就别打开；
如果天色已晚，并且如果您的车灯开着，
那么就别关它。
等人们读完这个标牌，汽车早已经飞过围栏，并且咕噜咕噜地沉到湖底了――这根本就
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难道说，还应该说说葬礼该怎么样？
必定有更好的方法！
事实上总工程师并没有把问题复杂化，她用了一种方法，“把问题当作他们的问题”――
工程师只是起了一点辅助作用。她假设司机们非常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许需要一点儿
提醒。她还假设司机们――如果他们通过了驾驶执照的考试――不可能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傻
瓜。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在隧道尽头加一块标牌，写上：
您的灯亮着么？
图
如果他们连理解这种提醒的能力都没有，他们遇到的麻烦就不只是电池没电这么简单了。
这个标牌使问题消失了，而且因为这条信息足够短，所以在标牌上可以很多种语言把它
表示出来。工程师会永远记住她在这次工作中学到的一课：
如果人们的灯真的亮着，
一个小小的提醒可能比你那些复杂的解决方法都更有效。
那么，您的灯亮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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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问题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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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珍妮特·乔瓦斯基的麻烦
在冷战开始解冻的时候，珍妮特·乔瓦斯基（Janet Jaworski）打算用她毕生的积蓄去波兰
拜访她的祖母。在获得签证之前她有一大堆的琐事要处理――填写5 份不同的表格；拜访
一个公证人3 次，这个公证人总是到处跑，要见到他少则等3 天，多则得等6 个星期；4
次昂贵的长途电话；9 封信；还要付给两个翻译钱。有很多次，珍妮特几乎都要放弃了。但
是她知道，她的祖母已经84 岁高龄了。如果这次放弃下次再从零做起，她很有可能就永远
没机会见她老人家一面了。
最后，她终于拿到了签证。珍妮特首先坐飞机赶到苏黎世，然后是华沙。接着是繁琐
的证件检查，她不得不排了3 次队，最后她就发现自己被带到一个灰色的办公室，里面坐
着一个穿着灰白制服的连脸色也是灰白色的官员（后面被称为是灰脸先生，译者注），他这
身打扮和整个办公室的气氛太协调了。似乎有5 分钟的时间，他始终用手指拨弄着他抽屉
里的文件，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进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好像是受了灵感的启发，他转
向随从早就放在桌子上的那些证件；他很不以为然的扫了几眼签证上的照片，又看看她，
然后说，“乔瓦斯基夫人？”
“乔瓦斯基小姐，”珍妮特用尽量礼貌和友好的口吻回答道。
灰脸先生清了清嗓子，似乎为了表明他对未婚女士单独旅行的道德谴责，然后用食指
按着她的证件一行行地浏览。“哦，对，乔瓦斯基小姐。”他把椅子向后推了几英寸然后把
手掌放在桌子边。“您到波兰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乔瓦斯基小姐？”
“我要到奥斯特拉达看望我的祖母。那张表上写了的。”
“对，我看到了，乔瓦斯基小姐。但是，因为您的证件有点问题，所以我想确认一下
是不是出了什么错。”
珍妮特的指尖突然觉得一阵火辣，如果这种感觉蔓延到她的胳膊上，她一定会恐慌到
极点。“有问题？什么有问题？”
“很清楚，您看，”他的一只手暂时离开桌边，摊开手掌，“每一页本来应该有8 份经
过公证人签证证明的复印件，但是，”他摊开另一个手掌，“现在很明显只有7 份。”
灰脸先生现在把两只手掌都放回桌边，然后向后靠了几公分，似乎表示现在轮到珍妮
特说点儿什么了。珍妮特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还知道如果
只是一味慌张就永远也别想解决问题。因为从小就在美国长大，珍妮特对波兰的官僚知之
甚少。尽管她曾经猜测有一种高层文化统领着全世界的官僚们，但现在她知道那仅仅是她
自己的猜测。她急需一些时间来好好想想她的问题以及获取一些信息，所以她尽可能平静
的说，“天哪，那一份会出什么问题呢？我知道当我拿到签证的时候它还在。也许它仍然在
我的行李里面，或者，有没有可能是您的手下在拿过来的路上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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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脸先生用波兰语飞快地给随从下达了一些指示，这名随从原来就站在门边。珍妮特
原先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随从，但是现在她意识到他的在场给她提供了一个线索，她知道问
题的原因了。灰脸先生也许想索取贿赂，但是有随从在场他很难开口。当然，随从不可能
会说英语，除了刚刚和珍妮特说过的那几句。也许随从也参与了索贿，但是整个局势看来，
好像现在问题不太可能出在这个方面。那么，珍妮特想，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种情况下，把整个问题推到“官僚主义”上似乎是最恰当的，如果真是这样，你
只能耸耸肩，然后说，“世界就是这样的。这是天性，或者说是人类的天性，没办法。”
涉及到“天性”的问题是最难办的，原因有两点。第一，面对一个由如此深远的根源
产生的问题，我们都感到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常常把问题归咎于天性，这样就可以逃
避责任，不用努力去解决问题。“暴饮暴食、奢望你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以及虚报报销单，
这些都是人类的天性。”
第二个原因是天性的中立。每一次无论我们把问题归咎于某一个发起人，或者某个实
际物体或行动，我们总会有一个立足点以寻找可能的解决办法。通过找到发起人，或者通
过理解发起人制造问题的动机，我们可以消灭问题，或者至少可以找出什么可以减轻问题。
但是天性，她的天性恰恰是，没有动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天性是狡猾的，但不是恶意
的。”因为她对我们和我们的问题，都是完全中立的，这就给我们造成了最棘手的问题。
面对签证问题，珍妮特发现她十分倾向于把整件事归咎于“官僚主义”。如果她屈从于
这种想法的诱惑，她可能早就把她的整个旅途――她毕生的积蓄――放在了“命运”的手
心里，所谓“命运”不过是“天性”的另一种称谓――作为懒惰的借口，它是世界排名第
一的。珍妮特可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她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问题是从哪儿来的？
从这点出发，她成功地找到了各种备选答案，比如
（１）。。 事实上是随从弄丢了第八份复印件。
（２）。。 事实上是她把第八份复印件放错了地方，或者她跟本就没拿到它。
（３）。。 灰脸先生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
（４）。。 灰脸先生是一个称职的官员，但是为了某种目的，要阻止她到波兰去看她祖母。
（５）。。 灰脸先生没有权力处理这种意外情况，所以问题来自他某一级别的上司。
珍妮特可以看出，这个列表还可以继续列下去，但是至少她已经把问题从“天性”的领
域排除出来，并且把它放在了建设性思路和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