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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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看来，他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称帝的错误，所以要“看中国再造共和”。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在这一句“看中国再造共和”里体现无遗，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可是，众所周知，他在帝制自为的同时，即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他因此已不仅是一个窃国大盗，更是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那么，他又何以王婆卖瓜，说什么“为日本去一大敌”呢？
“二十一条”密约摘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日本作为一个孤悬大洋之中的岛国，接受的却又是大一统的中华大陆文明，其对大陆的渔猎之心，虽逾千年未尝稍变。中日之间的恩怨是非，只须举出一个简单的事例便足以辩明，不须多费唇舌：中日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一直强于日本，但除了蒙古人的元初之外，从未进攻过日本，也从未想过要进攻日本；日本则截然相反，从唐朝到明朝，不断地派军队和海岛进攻大陆，到了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它的侦察船只便已出现在上海海面。它的处心积虑实在匪夷所思，令人脊背生寒。
而在侵略他国的具体行为方面，日本又极尽狡诈和霸道，往往非常人所能理解，非常理所能解释。“二十一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的想法是，要抢在欧战结束之间，完成独霸中国的局面，因此无论军事还是外交，一定要讲究一个“快”字。因此，它迫不及待地进攻山东，俨然以主人自居，此后更威胁各国不得干预。其蛮横无理，已是无以复加，不料更抛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这些条款不说，还威胁中国不得走漏消息给别国，显然它也自知理亏。
“二十一条”分列五号，每号包括若干条，合计21条。主要内容是：
袁世凯墓铁门
第一号四条，要求享有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中国不得将山东省的土地和沿海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日本得在省内建筑铁路，开辟主要城市为商埠。
第二号七条，将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和南满、安奉两铁路交还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期，日本人在南满和东蒙享有土地租界权或所有权、居住权，以及开矿等各种权利。
第三号二条，要求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其附近之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中国不得将沿海港口、海湾及岛屿，出让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施，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此外，袁世凯对条约本身进行了据理力争，他声色俱厉地告诉日使：“可让步者自然可以谈判，但不可让步者，诸如第五号诸条，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可能性。”然随着日本的跋扈日甚，袁世凯的策略转为消极拖延，以待友邦支援，并派有贺长雄赴日本游说政坛人物。以陆徵祥为首的中国外交团仰承袁世凯的指示，拖延不决至于四个月之久，这时国内外反日呼声日渐高涨，日本遂被迫主动放弃第五号中的七条。然而，日本旋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日本海军已整装待发，若不签约，后果自负。袁世凯遂于5月25日，与日本人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中日新约》。虽然此时条款已不足21个，但后人仍习惯性地称之为“二十一条”。
尽管如此，由于是“空手套白狼”，日本仍视之为重大外交胜利。不仅日本举国狂欢，便是在北京的日侨也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令人侧目。而袁世凯则在国务会议上声泪俱下。他说：
袁世凯墓
……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尽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指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还专门向全国百官职司发出一道密谕，要求大家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云云。此外，他还令丁佛言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5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内，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后，可以公开发行。
俗云“知耻而后勇”，然而袁世凯虽知其耻，却没有一心一意求发展，而是一门心思要当皇帝。两事相加，失尽民心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纵览袁世凯的一生，确曾是日本的一个大敌，但日本更是他的大敌。当年驻戍朝鲜时，他两次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被日本人视为大敌。当时的日本，国力和军力还远不够强大。然而，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得到了相当于其战争投入之40倍、其上年度财政总收入3倍的回报，一夜暴富。他便用这些得自中国的不义之财发展军备，再回过头来侵略中国。日本趁欧战而侵华，这对袁世凯来说，实为不幸！袁世凯自然明白中国决不是日本的对手，因此明知“二十一条”是卖国条约，但也不得不签。而其签约后，信誓旦旦要报仇雪耻的态度，也显然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他耽迷于帝制自为，将报仇大事暂抛脑后，直到人之将死才天良发现、“其言也善”起来，实足唏嘘！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便如一片阴霾一样笼罩在中国大地上，对许多具体而微的人和事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拿袁世凯为例，至死都把日本当做一个大敌，耿耿于怀，甚至死不瞑目。而袁世凯之后的六届北洋政府元首中，除黎元洪归隐、冯国璋早逝外，其余四人即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均受到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徐世昌晚年居住在天津租界内，30年代多次拒绝日本人的拉拢，1939年生病后，因恐被日本人扣留而拒绝外出就医，遂致不治。曹锟也多次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1938年郁郁寡欢地死在天津租界内，他的爱将吴佩孚则于翌年被日本牙医害死。至于张作霖，则因拒绝继续与日本人合作，而被炸死于皇姑屯。这些人均在最后关头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与日本合作，故被日本人视为敌人，因此，他们的死，都可以说是“为日本去一大敌”。
一、壮士蹈海
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一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战争。后人普遍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跌入不可救药的深渊，甲午战争只是众多屈辱中的一幕而已。事实上，甲午战争之前和之后的中国，其差异之大，堪与鸦片战争前后相比。鸦片战争后，清廷尚能剿灭太平天国，发动洋务运动，以及营建近代化的海军，由于这些成就多发生或发端于同治年间，后人便将这段历史称为“同治中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西方列强都逐渐开始正视中国，尤其是当中国营建出一只实力居世界前六的海军时，列强更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敬而远之，拭目以待。因此，甲午海战爆发时，列强大多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然当中国惨败于日本后，列强在震惊之余，对中国的轻视和厌恶之心也陡然增加。
由于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被后人大加抨击，除了邓世昌等少数壮烈牺牲的军官外，余者皆与那些被击沉的船舰一起，沉入黄海之底，永不复见天日。事实上，这场战争固然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体制的腐朽堕落，失败有其必然性，但也确实有许多不可解释的偶然性，比如，我军几发关键的炮弹失之毫厘，否则整个战争的结果就可能改写。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北洋水师并非惨败，中日双方在海战中的表现是旗鼓相当的。如英国人勃兰德在《李鸿章传》中写道：“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很有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而亲历黄海海战的外国人马吉芬也以惋惜之情写道：“震撼东亚之中国舰队，今也已成过去。彼等将士忠勇，遭际不遇，一误于腐败政府，再腐于陆上官僚，与其所爱之舰，同散殉国之花。”可见，至少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广大的北洋水师官兵们，是同仇敌忾、士气高涨的，不惟邓世昌的致远舰如此，便是被冤杀的方伯谦之济远舰也是如此，而最令人唏嘘的，则是真正临阵脱逃的广甲舰。当时，“济远号”因丧失作战能力而退出战团，广甲号管带吴敬荣看到后，即在未受一炮的情况下紧随出逃，结果慌不择路，在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数日后被日军发现，吴敬荣乘小艇逃生，余下的十余名官兵则凿船自沉，决意殉国，最终只有四人生还。
黎元洪
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四个逃出生天的壮士中，有一个叫黎元洪的后来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中国历来有“造神”传统，大总统的“士有蹈海而死”正是上佳的题材，比之汉高祖“斩白蛇”实在得多。
黎元洪字宋卿，同治三年（1864年）生于汉阳。黎家本居黄陂，家道殷实，然在太平军西征中田庐荡然，黎元洪的父亲黎朝相愤而投军，以镇压太平军有力，得擢游击之职，然家境并未得到明显好转。黎元洪幼时曾为人放牛，也曾偷挖邻舍的萝卜，都是家境所迫。后来，黎朝相升任把总，俸银增加，黎元洪才得以入私塾读书。不久，黎朝相又将黎元洪接到其驻戍所在地直隶北塘，同去的且有黎元洪的童养媳吴敬君。这一路山山水水，令14岁的黎元洪心潮澎湃，终身难忘。
他在北塘继续私塾学业，学习勤勉，常挑灯夜读。但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对那个时代特定的军营氛围的感受。当时，清军已开始抛弃大刀长矛，代之以洋枪洋炮，并聘请西人按西法操练。黎元洪对这些情景耳闻目濡，小小年纪便壮志满胸。他说：“大丈夫建功立业，何必株守科举仕进一途？弃文修武，学习新式军事，效命疆场，为国捐躯，一样可以成就功名。何况，武德既深且大，经邦济国，理政安民，抚远驭外，无不与武德相关。武德昌明，则天下安宁；武德大行，则天下太平。”从此决心从军报国，对此，父亲黎朝相十分支持。
于是，他于1883年报考了属北洋系统的天津水师学堂，招考条件虽然苛刻，他却轻松通过。天津水师学堂于1881年成立于天津，设管轮和驾驶两个专业，学制五年，其中上船实习一年，课程包括英语、地舆、数学、驾驶、测量、气象、物理、化学、力学等，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秋试不及格即予除名；而实习期间，须能完全将理论付诸实践，确认无误，方可毕业。当时，中国八股取士制度犹在，绝大多数读书人仍醉心于此，而军队的改革也只是刚刚起步，如天津水师学堂这样不仅标新立异、而且精益求精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实为凤毛麟角。黎元洪既有闻鸡之志，能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也正是得其所哉！
开学典礼后不到20天，父亲黎朝相病故，遗言嘱他求学上进，谨慎处世，学成报效国家云云。父亲的遗训对黎元洪来说，是永不磨灭的纶音。在天津水师学堂的5年中，他便不时崭露过人之处。在学业方面，轮机驾驶和引擎修理都不在话下，时常受到师长和同学的称赞。而其品德之馨，更是令人称道。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别人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回答道：“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因此，他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有长兄气度，师长如严复、萨镇冰等也十分赏识他。
父亲死后，俸禄断绝，黎元洪作为长兄，担负起了支撑全家的重任。而他的收入，不过是学校每月发给的四两银子而已。因此，每次他从天津回北塘家里，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而行。这段艰苦的岁月，磨砺了他的精神，对他日后在政坛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无影响。
清朝一意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对水师学堂的学员是十分重视的。因此，黎元洪于1888年毕业后，即赏官六品，年纪轻轻便做到了把总，这是父亲拼搏半世才获得的职位。他先在北洋海军“来远”号服役，两年后又奉调广东水师“广甲”号。广东水师与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是清廷大力营建的三支海军舰队之一，但由于经费问题，惟北洋水师得到较大规模的投入，规模与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然而，无论北洋，还是南洋、广东，水师内部的风气都非常差，诸如赌博、吸毒之类皆司空见惯。然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