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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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前和上山之后，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黎元洪有一点与宋江截然不同。无论梁山事业多么蒸蒸日上，宋江归根结底还是要“受招安，心方足”；黎元洪则不然，他一旦接受共和，便终身以共和为理想。后来，他经历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多次面临生死抉择，他都毫无动摇，甚至曾经举枪自杀，以殉信念。因此，黎元洪之“上山”，比宋江更为彻底。 四、杀武案
黎元洪主政武昌后，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南下的清兵。起初，奉命讨伐湖北革命军的将领是满人荫昌，但由于他所率领的北洋第一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又被革命党人灌输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意识，对满人打汉人十分不满，故军次孝感后，即裹足不前，鼓噪不已。荫昌的指挥完全失去效力，遂报告朝廷。朝廷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北洋军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派往前线督师。
湖北新军与北洋军曾在两次秋操中较量过，彼此不算陌生，但是北洋军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装备得以不断更新，而湖北新军在张之洞走后，却总是捉襟见肘。到了辛亥年间，双方的战斗力对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何况湖北新军在人数上本来就处于劣势。袁世凯一到前线，北洋军士气大振，一日之内收复汉口，一个月收复汉阳。此时，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以“养敌自重”。在此期间，革命军曾几次反攻，试图夺回汉口，均遭失败。可见，战争的节奏掌握在袁世凯和北洋军的手里。这段战事，史称“阳夏之战”。
而阳夏之战中，革命军方面的总指挥，其实是黄兴。黄兴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受到了黎元洪的热烈欢迎，委以战时总司令之职，全权负责防守和反攻事宜。湖北民军或有不服黄兴指挥者，黎元洪均善言劝导。他又采取刘邦、韩信登台拜将的办法，在阅马场高台之上，正式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这样一来，不仅打消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怀疑，也更加巩固了自己的威望。
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革命党人，由于与黄兴、宋教仁等有旧交情，又认为黄兴才是革命党的领袖，故黄兴等一到武昌，即积极筹划换督之事。胡瑛、蒋翊武、杨王鹏等甚至认为，应推举黄兴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元首，如若不然，至少也应该是两湖大都督或南方军总司令，地位在黎元洪之上。他们的提议遭到了孙武、刘公、蔡济民、吴兆麟等人的强烈反对，孙武反驳道：“黄兴素有威望，人所共知，但初到武汉，情况不熟，而且又非湖北人，自不应居于黎都督之上。黎都督此次起义以来，名播华夏，且黎都督为湖北人，革命军以独立为号召，鄂人治鄂，名正言顺。”吴兆麟则说：“大敌当前，内部不宜遽变，黎都督若去职，人心必乱。且黄先生是革命领袖，日后革命成功，再由同志推举为全国领袖，前途远大，必不会计较这区区都督名义。”对于这些争论，黄兴自己剀切陈情，自愿担任总司令一职，受黎都督指挥。总之，在阳夏之战中，黎元洪和黄兴的合作是顺利而愉快的。
不久，黄兴因战局不利，提议放弃武昌，顺江而下，与江苏党人会合后北伐。此议遭到了湖北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乃抱愧返沪。众人或不满其做法，黎元洪又尽力为黄兴辩解，但此时，武昌的城防大任已落在了他的身上。此时，清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楚有”号等十余舰只横弋武汉江面，并曾炮击革命军。萨镇冰是黎元洪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黎元洪便以这层关系，给老师写了一封感情摇曳的信。他在信中说，自己出任革命军都督并非自愿，但党人和民军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以及百姓对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持，令自己大为感动，于是才下决心跟从革命的。他在信末又说：“元洪并非为私事，而是为四万万同胞请命，如今满汉存亡，就在于老师您一人了。”萨镇冰读信后，长叹道：“真不忍见到同胞骨肉相残。”从此，诸舰的炮弹只射往荒郊野外。不久后，萨镇冰麾下的所有舰只都投向革命。
袁世凯复出前，在洹上村听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时率军南下顺道来访的荫昌认为：“武昌不过是乌合之众，无人主持，此去不难扑灭。”袁世凯则正色道：“乱军以黎元洪为都督，何谓无人。”作为北洋军的家长，他对在两次秋操中胜出的南洋将才黎元洪的印象不可谓不深刻，再加上他早就定下了“养敌自重”的策略，因此两军对垒时，就不愿将黎元洪作为一个硬碰硬的对手。他先派黎元洪的故交刘承恩做说客，说朝廷已经立宪，且开放了党禁，不如见好就收云云。黎元洪收到信后，即轻蔑地掷于地上说：“要讲和，只有等革命军进了北京城时，才或有可能。”他干脆写信给袁世凯，先是一语道破袁的心机，说他“佯装中立，于满汉两面，若皆无所为，实则欲收渔人之利”，然而他话题一转，又写道：“公若能来归，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后人或有据此信认为黎元洪为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实际上，虚总统位以待袁世凯倒戈来投，是当时在党人中甚为流行的观点。如阳夏之战中的黄兴就曾致信袁世凯，劝他回师直捣黄龙，做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
黎元洪对袁世凯本无好感。当时，有党人认为袁世凯有可能为革命所用，黎元洪反驳道：“袁世凯是枭雄，又有北洋六镇做资本，是不会受制于人的。”因此，当袁世凯第一次派使求和时，黎元洪即坚决拒绝，并晓之以民族大义。他说：“若要和谈，首先必须要满洲皇帝退位。满人入关之初，即屠杀我汉人。按理我们就该杀完满人来报仇，但如今我们只要他退位，已经够对得起他了。宫保此时出山，任内阁总理，正中了朝廷令我汉人自相残杀的毒计，曾国藩、李鸿章是前车之鉴。”
北洋军攻占汉阳后，扬言要炮轰武昌。迫于压力，黎元洪的态度不得已而转变，他先命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敦请英、美方面调停，随即又正式发出停战呼吁。袁世凯马上响应，将主张继续进攻的冯国璋调开，易以段祺瑞。袁世凯是要“养敌自重”，革命军方面是要“虚席以待（袁世凯）”，双方十分默契，停战范围从湖北扩展至全国各省，停战期从15天续至30天，到12月18日，南北双方开始在上海进行正式的和谈。
伍廷芳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有名望的外交家”
在停战期间，袁世凯本以湖北方面及黎元洪为主要谈判对象，函件中均写明“与黎大都督或其代表人讨论大局”，故北方代表唐绍仪先期抵达的和谈地点是武汉，并与黎元洪在毡呢厂会晤。但南方代表伍廷芳坚持以上海为和谈地点，北方和湖北方面无奈，只好让唐绍仪去了上海。可见，除湖北同志外，革命党人还是未能把黎元洪当作自己人，因此，武昌作为首义之城，却终究不能成为革命政治的中央。
武汉与上海为争中央地位，一度出现裂痕。早在11月9日，黎元洪即通电各省，要求选派代表赴鄂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然而两天后，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便联合通电，倡议依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十三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以总揽内政外交。于是，各省革命党人出现了兵分两路的情况，苏、浙、闽、湘、直、鲁、豫、沪诸省趋上海，赣、粤、桂诸省趋武昌，而上海方面抢先在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冠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名号。
上海方面且致电黎元洪，要求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坚决反对，认为武昌才是首义之城，传檄布于天下，已获各国承认，江浙只是响应而已，岂可越俎代庖。上海方面自知理亏，于是退了一步，明确承认政府设在湖北，但坚持会议在上海召开。黎元洪仍表示反对，认为政府和代表会议理应在同一地方。他为拉拢上海方面，特地任命沪派的核心人物张謇为财政部长，以沪派的伍廷芳、温宗尧为外交首长，又派居正等人赴沪游说。
历史上的陈胜起义，只因为是首义，农民陈胜便被天下人奉为共主。后来，楚国贵族项梁想立楚怀王为帝，还得先问清楚陈王到底有没有遇难。因此，首义之功功莫大焉，这正是黎元洪今后最大的政治资本。
终于，11月底到12月初，各省代表纷纷抵达武汉。由于北洋军炮轰汉阳，会议只好改在汉口英租界内进行。会议重申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确定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职务，并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及“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任陆海军大元帅时的孙中山
此时，汉阳失守，武昌形势危急，而江浙革命军却攻占了南京。汉口代表会议中的沪派立即趾高气昂，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会议也移至南京举行。12月4日，江浙沪三都督即在上海召集会议，在未与湖北方面沟通的情况下，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闻讯大怒，心想登坛拜将才几日功夫，便有如此反复，于是通电各省明辨其非。一时之间，有关黎元洪与黄兴孰正孰副的争执甚嚣尘上。而当时舆论，多认为黄兴丢失汉阳，不足以任大元帅。12月12日，黄兴乃发表声明，坚辞大元帅一职，推荐黎元洪出任。南京会议遂正式确认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于是在一个多月内，正副元帅颠来倒去了几次，时人讥之为儿戏。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时南京会议讨论临时总统人选时，本有三个候选，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孙中山之所以受到冷落，是因为他远在海外，黄兴则是因为汉阳之败，惟黎元洪中流砥柱，更得人心。但是，无论黎元洪还是黄兴，都深知最有可能出任总统的，还是袁世凯。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使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孙中山本来就是革命党人的最高领袖，此番回国，又从南洋陈嘉庚等富商处募来巨款，得到拥戴是顺理成章之事。29日，孙中山即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两人互道契阔，惺惺相惜。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即令黎元洪十分不满。原来，在孙中山任命的18个部长和次长中，竟无一个武昌首义的功臣。这一安排大多出于黄兴之手，黄兴显然对汉阳之败后湖北方面对他的质疑和批评未曾忘怀。孙武等湖北党人十分愤怒，遂进言黎元洪，拉拢失意党人和政客如蓝天蔚、谭延辏А⑼跽ⅰ⒅烊鸬热耍谏虾Ｗ橹恕懊裆纭保珊辈抛踊瀑┍嗉睹裆毡ā纷魑乇ǎ圃煊呗郏远钥鼓暇４送猓淙凰镏猩揭丫腿瘟偈贝笞芡常柙槿床⑽捶牌笤е啊�
他心目中的总统，仍是袁世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推翻清朝，最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因此，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他是站在袁世凯一边的。惟一有所保留的，是针对南京方面“建都南京”的提议，提出“建都武昌”。当然，这个建议与国人的心理偏差太大，湖北人之外，除了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寥寥数人，便再无人应和，袁世凯对此更是一笑了之。
武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张振武
袁世凯如愿以偿做了总统后，亦如南京临时政府一般，把内阁中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等要害部门收入囊中，惟将司法、教育、农林等几个清水衙门让给党人，孙中山任全国铁路会办，黄兴为南京留守，皆名不正而言不顺。然袁世凯对黎元洪恩遇非常，特地任命他以副总统身份兼任参谋总长的要职。黎元洪则以湖北军政事务不得脱身为名，在武汉设副总统府，遥领参谋总长之职。
此时，孙中山以卸任总统的身份游历武昌，这是他与黎元洪的首次见面，但彼此相见恨晚。由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不久，因此当初的南京、武汉之争，与孙中山关系并不大，而主要是黄兴、黎元洪之争。此时在武昌，黎元洪称赞孙中山甘于让贤，功比尧舜；孙中山则称赞黎元洪为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此后，孙中山更无数次向人盛赞黎元洪的品德，确出于真心诚意。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黎元洪的声誉并未因革命退潮而削减，反而有了新的内容。立宪派的统一党、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等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时，即推举黎元洪为党魁，麾下有张謇、章太炎、梁启超、冯国璋、蔡锷、熊希龄、汤化龙、林长民等知名人士，他一变而为政党政治的要人。
他对渐露端倪的军阀问题十分担忧，乃抛出军人秉政“十害”论，进而提出军民分治。他以湖北为试验区，取消军政府，改为都督府和民政府。但他又排斥党人，启用逊清官吏，如曾任护理两江总督的樊增祥就受到他的热烈邀请，结果樊决意死忠于清朝，拒绝赴任。而他的军民分治之策虽然得到了袁世凯的赞赏，却在全国遭到抵制，各省的都督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这是可想而知的了。
他在湖北的施政方针，也渐渐引起了湖北党人的不满，当初曾有意杀黎元洪以正视听的张振武就是其中之一。张振武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都是在武昌首义中立下大功的革命元勋，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声望。“三武”中，蒋翊武较为超脱，孙武与黎元洪比较亲近，惟张振武是个激烈的反黎派。武汉局势稳定后，黎元洪重用立宪派甚至旧派人物，张振武怒不可遏，常向人道：“革命非数次不行，流血非万万人不止。”他目空一切，擅自组织卫队60余众，配一色短枪，出入都簇拥左右。即便去黎元洪府上，也总是派其卫队加岗，对黎元洪则总是横眉竖目，动辄拔枪高叫：“若非我们拉你出来，你焉有今日？”对黎元洪来说，张振武其人，真如芒刺在背。
南北议和时，张振武向黎元洪讨要白银40万两，赴沪购买军火。但张振武购得军火后，即擅自将其一半拨给了烟台革命军，黎元洪闻讯十分不满，令张振武解释。张振武则怒拍桌案，说：“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如今你竟查起我们的账来了。”
黎元洪对这些首义功臣是无可奈何的，一方面是感情上难以割舍，另一方面则是张振武等在湖北军中具备相当实力。他只有求助于中央，特举荐张振武为东三省边防使，率一镇鄂军赴任，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其他“两武”也一并举荐了。袁世凯照准，但“三武”进京后，均暂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等闲职。张振武不久被任命为蒙古屯垦使，他遂向袁世凯讨兵要钱，不得回复，乃挂印封金回到湖北。他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每月向黎元洪索取经费，扬言要筹组一镇精兵开赴蒙古。 武昌起义“三武”之蒋翊武
黎元洪对张振武的狂悖之举既怒且惧，而袁世凯对张振武的跋扈态度亦甚不满，恰好袁世凯曾致电黎元洪道：“略谓党人中如有嚣张之徒，能对付则对付之，否则可开列名单，由我邀其来京处理。”黎元洪遂求助于袁世凯，由袁电召张振武入京面商公务，待张振武到京后，黎元洪已致电袁世凯，要求将张振武正法，罪名为“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蛊惑军士，勾结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