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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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国会，并胁迫、殴打议员，企图强行通过。国会忍无可忍，乃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签署了罢免令，段祺瑞避居天津。
表面上看，府院之争是府方赢了，事实上，由于段祺瑞遥控着最大的实力派督军团，便自然会立于不败之地。所谓“督军团”，即各省督军的联合阵线，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对主张军民分治的黎元洪十分不满。他们为达到目的，竟云集北京，不断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就对德宣战一事而言，他们要求国会通过此案，否则便解散国会。黎元洪答道：“你们作为军人，职在国防，不要干涉中央政务。《约法》并无解散国会的条款，因此我无法照办。”有了这些过节，督军团便有了驱黎下台之意。于是，在段祺瑞退居天津后不久，各省便纷纷宣布“独立”。
督军团的盟主是坐镇江淮的大军阀张勋，他的志向又与别的督军不同。张勋是著名的“辫帅”，除了要赶黎元洪下台，还要迎接宣统复辟。他召集督军团在徐州频频密会，就是商量复辟之事，督军们有的赞同，有的冷眼旁观，总之均未对张勋进行足够的劝阻。段祺瑞则想得更为深远：徐州会议的形成本来就有徐树铮的力量，如今张勋要复辟，让他驱逐黎元洪，然后由自己兴师讨逆，三造共和，不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吗？
而黎元洪对这些鬼蜮伎俩一无所知，他只知道张勋有意进京调解矛盾，又认定张勋是个头脑简单、重义气的热心汉子，正为此喜出望外，哪里还有他想。他在北京热盼张勋的到来，但张勋人还没到便给了他当头一棒。府秘书长从天津带回了张勋的六项条件，要求解散国会、另立宪法等等，无一不似晴天霹雳。此时，黎元洪已无计可施，只好抛弃他曾许下的“不违法，不怕死，不盖印”的诺言，宣布解散国会，但坚称此举是为了保存共和政体。
但张勋岂容他保存共和政体。6月14日张勋进京，望眼欲穿的黎元洪开正阳门迎接。但张勋完全没给黎元洪一点面子，一进京就把持了军政大权。黎元洪的总统府一下子变得格外冷落，但他仍在盼望着内阁重组、国会重开、法统重光，为此，他还专门致电陆荣廷，要求南方万勿北伐。可见，他对时局仍抱相当的乐观态度。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全国人民震惊。康有为来京后，张勋即胁迫王士珍等50余人，进紫禁城面圣，拥戴宣统复辟。黎元洪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即表示“愿以身殉民国”。6月31日凌晨4时，张勋派梁鼎芬、江朝宗、王士珍、李庆璋来总统府逼黎元洪退位。梁鼎芬拿出“奉还大政”的奏折要他签名盖印，他厉声斥道：“民国是国民公有之物，我受国民之托而任总统，责任重大，退位与否，须遵从国民的意志，而非个人的行动。你们忠于清室，就要为清室的安全考虑，不能侥幸一试。复辟之后，我就不能再对清室的安全负责。”
张勋对黎元洪相当轻视，认为他已经无足轻重。但是黎元洪困居总统府内，仍不忘匡救共和。他派夏寿康赴天津问计于张国淦，张国淦认为总统既在难中，惟今之计，只有请冯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并重新启用段祺瑞，令他讨逆。黎元洪得讯后当机立断，即刻拟订了重新启用段祺瑞的任命书、命段讨逆的命令，以及冯国璋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的电报，秘密派人送交段、冯二人。他还不顾生命安危，通过日本使馆发出一份否认“奉还国政”的通电，表示“受国民之托付，当兹重任，当与民国相始终，此外他非所知”。这一举措激怒了张勋，总统府警卫队遂被撤换。虽然外国公使团一再要求保证总统的安全，但是黎元洪仍觉不安全，遂于7月2日奔赴日本使馆避难。
段祺瑞接令后，于马厂誓师，不到一周时间便攻入北京，复辟遂告失败。段祺瑞特地赶赴日本使馆迎接黎元洪，实则意在讥讽。黎元洪则声明准备辞职，决不再回总统府，接着他果然回到了东厂胡同私宅。
段祺瑞对黎元洪深恶痛绝，故宁可支持冯国璋出任总统。冯国璋早有此意，欣然北上。但南方军政府对此十分不满，坚持认为黎元洪才是合法总统，并一度派人迎黎南下，被他婉拒。黎元洪决心脱离政治，做一介自由的平民。但是段祺瑞对他余怒未消，并且颇具戒心，为防他与南方联络，故禁止他避居天津。他还一度遇刺，此事见报后，孙中山即在广州演说，表示愿迎他南下执行大总统职务，并命程璧光携两艘军舰在秦皇岛准备迎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段祺瑞自然更不会放黎元洪出京了。因此，此时期黎元洪的艰难困苦，有甚于当年被袁世凯软禁在瀛台时。
黎元洪虽在张勋复辟中，担任了一个引狼入室的愚蠢角色，但他在逆境之中，敢于公开抗逆，呼吁共和，虽死无惧，是无愧于民国总统的身份的，这种精神与他在洪宪帝制中的表现一脉相承，互相辉映。只是，他虽然有心维护总统、国会、内阁各安职守的共和政体，但在崇尚强权的北洋时代，这只能是痴人说梦！他被人称为“黎菩萨”，正应了那句“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老话。
六、截车夺印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使用的大元帅印模
冯国璋北上接任总统后，黎元洪在北京处境尴尬，多次提出要赴津休养。起初段祺瑞还百般阻挠，到后来南方对黎的热情减退，黎本人也一再表示无意过问政事，段祺瑞才同意他离开北京。
黎元洪于1917年8月末离京，从此息影津门5年之久。这5年内，他绝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天津英租界的私宅内，养花、练字、读报、骑马、溜冰、打网球，也很喜欢听戏或看电影，因为他很喜欢跟普通百姓在一起。经过5年早睡早起、勤于锻炼的生活，他虽年近花甲，却格外健康。他与政治尤其是北洋政府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对有政治企图的访客很不欢迎，对北洋政府每月致送的1000元费用坚辞不受。
在北洋政府的高层人物中，富家翁比比皆是，但大多是利用政治地位博取来的不义之财，而如黎元洪这样以经商能力扩充财富的资本家并不多见。他在天津的5年，正值西方列强忙于欧战，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所放松，中国的民族实业获得喘息之机，他于是全力投资各类企业。这5年内，他投资的企业有20余家，包括矿业、金融、工厂等，多为资本运作。这些投资大多十分成功，他的资本也因此迅速扩大，在许多公司的股东名单上，他都名列首位，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大鳄。
不过，他仍然被许多国人奉为合法和正式的大总统。冯国璋任总统尚可说是以副总统继任，而接下来的徐世昌是被安福国会选出的，安福国会则被皖系以外的政治势力视为非法。不仅西南方面对此无时不忘，就是直系的政治新秀吴佩孚也对此耿耿于怀，再加上皖系自身的嚣张跋扈，法统问题就成为各派论战的焦点。各派争执不下，乃采取实际行动，先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和非常国会，发动二次护法运动，并当选非常大总统，明确地与北京政府对立。之后，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频繁发表反皖声明，最终撤兵北上，与奉系张作霖夹击北京，段祺瑞兵败下野，直奉进入北京。
段祺瑞虽表明不愿离开北京，然终因不合时宜而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的后尘，这也许是段祺瑞最不情愿的事情了。吴佩孚本无意为难段祺瑞，他之所以攻入北京，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全新的国民大会的政治制度。但是，他的理想于曹锟和张作霖而言，无异于对牛弹琴。曹、张二人在北京刚结为亲家，只求维护眼前利益，不愿节外生枝，因此，徐世昌依旧做总统，法统依旧没有恢复。吴佩孚黯然回到洛阳，一下车就对新闻记者说：“本次胜利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直、奉缺乏合作的基础，此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果然，双方在组阁问题上互不相让，从唇枪舌剑终至大打出手，吴佩孚摧枯拉朽般将张作霖逐出山海关，直系独霸北京。吴佩孚从来都称徐世昌为“菊人先生”，而不称总统，如今更决心逐其下台。此时，梁启超、熊希龄、金永炎、哈汉章、王家襄等人都游说直系，要求用“恢复法统”来号召天下，被曹、吴采纳。直系既要“恢复法统”，就须恢复旧国会，迎回黎元洪。
吴佩孚先是令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通电全国，呼吁恢复法统，迎黎元洪复位，徐世昌和孙中山同时退位。随后，由曹锟出面表示支持，全国响应。于是，徐世昌也不得不避居天津，步了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后尘，不同的是，黎、段二人都有返京再起之日，徐世昌却永远告别政坛了。
但有关黎元洪复位之事，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曹锟本人想做总统，对黎元洪复位心情复杂。黎元洪洞察到这一点，故对前来劝他出山的吴景濂、王家襄等人说：“你们还是选曹锟做总统为好！”其次，皖系余孽如卢永祥等通电讥讽黎元洪，认为黎元洪是自己辞职的，而且即便不辞职，其任期5年早已届满了，根本不存在“复位”之说。再次，章太炎等人情知黎元洪此次复出，不过是给直系做傀儡，出于旧交情而劝他暂勿出山。最后，虽然黎元洪解散国会是迫于张勋进京时的复杂局势，但旧国会议员对此事不依不饶。在这些反对声音的影响下，黎元洪一度拒绝复出。但是更多的政治势力和人物都敦劝不已，致使他在天津的私宅门庭若市，欲求往日之清静已不可得。有感于此，黎元洪乃打出“废督裁兵”的底牌，作为复出的条件。
该份强调“废督裁兵”的“鱼”电，由黎元洪的文胆饶汉祥起草，轰动一时。电文向国民倾诉苦衷，坦诚自己当年之所以辞职，是负疚于解散旧国会之非，并说自己5年来为此锥心泣血。随后，他又列举督军制的五大弊端，认为国家危亡已迫在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自存。他在天津过了5年平民生活，对民间呼声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因此这份电报虽有政治考虑，却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也自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和高度评价。黎元洪这个黯淡多年的名字，一下子又变得光芒万丈。
然而，他提出“废督裁兵”，必然得罪全国的大小军阀。作为全国最大的军阀，曹锟对他就极为不满，但是势成骑虎，无法改弦更张，不得不委屈自己，通电表示支持“废督裁兵”。随后，直系诸督如河南督军冯玉祥、江西督军陈光远、山东督军田中玉、陕西督军刘镇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等纷纷表态，表示愿听命于黎大总统。当然，这只是做姿态而已。
随后，曹、吴的使者熊炳琦、李济臣到天津继续游说，说到激动处，熊炳琦等竟然团团跪了一地，黎元洪也只好跪下还礼。但他心如铁石，坚称要各省督军全体解去兵权，否则免谈出山。曹锟闻讯，便令吴毓麟持了写有“曹锟首先废督裁兵”的名片，与黎元洪互相签字为证。黎元洪才下了最后决心。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赴京，当日下午，他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民国的总统序列，因此出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黎元洪显然是第二代总统，但如此一来，冯国璋和徐世昌就皆为非法。总之，国家名器，在民国初年的政治中，实在太过儿戏了。
他上台后，即令清流颜惠庆组阁，撤销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战。南方迅速响应，云南唐继尧、四川刘湘、贵州袁祖铭、广东陈炯明都通电表示了对他的拥护。然而现在更重要的，还是恢复国会的问题。旧国会议员经段祺瑞安福国会和孙中山非常国会的分流，已经支离破碎，出现多种版本，故要恢复国会，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比恢复国会更要命的，则是废督裁兵。黎元洪以吴佩孚为陆军总长，希望可以借此解去吴的三省巡阅副使之职，为废督裁兵做个表率。哪知吴佩孚不肯去职，此事弄巧成拙，各省督军也干脆明确地反对废督裁兵了。最终，只有江西、浙江、东北等五省“废督”成功，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不过将“督军”换个名称而已。
废督裁兵的失败，只是政治理想的破灭，而财政的危机，则是当务之急。各地因索要军饷而兵连祸结，连北京的国务院衙门也不能幸免。颜惠庆因而辞职，黎元洪好不容易说动唐绍仪组阁，却遭到了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此时，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完全是直系的一个傀儡。
孰料，傀儡也不是随便做的。曹锟置吴佩孚的劝告于不顾，坚持要马上做总统，这样一来，驱逐黎元洪就成为当务之急。最初，他们拼命寻找法理依据，指出黎元洪只应补足160日总统任期，如今却已做了330余天总统，故当自动退位。对此，拥黎派则针锋相对地找出证据，认为黎的总统任期应补三年零三个月，到1925年9月才到期。吴佩孚就曾劝告曹锟，应等黎元洪1925年到期后再准备竞选总统不迟，但曹锟不听。
曹锟先是利用一个鸡毛蒜皮的“制宪经费”问题，驱逐了亲黎的内阁总理张绍曾，又指使冯玉祥、王怀庆率领兵痞进城，借口内阁无人负责，直接向黎元洪索饷。总统府门外一连数日成为军警索饷、流氓围攻和市民哄闹的场所，一些所谓“公民大会”便在此草草召开，演说者时有，而主题只有一个，便是黎元洪下台。不日，又有“市民请愿团”在天安门前集会，打出“市民饿，总统肥”、“府院勾结种种失败”之类的横幅，狂呼乱喊。这些巧立名目的集会活动越来越猖獗，黎元洪的态度却越来越镇定。起初，他还以为真的是军警索饷，为此愁眉不展；等到洞悉其奸后，则转趋淡定。他说：“民国六年我受张勋胁迫，违法解散了国会，酿成大错。如今出任总统，既然依法而来，就当依法而去。我的任期若何，静听国会依法裁决，决不会再屈服于暴力，重蹈覆辙，贻害百姓。”
但直系诸人的手段越来越卑鄙，到后来，总统府连电话、自来水都被切断，而且狮子大开口，要求总统在12小时内发给军饷300万元，否则军队将自由行动，后果自负。黎元洪见此，豪气顿生，一气签署七道命令，其中有裁撤全国的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和督理一款，并声讨此次索饷兵变之幕后指使人。该件经总统盖印后，交印铸局发表，印铸局怯辞，遂交与驻京外国记者，翌日发表于全国各地报刊。
早年从袁世凯编练过新军的卢永祥
此事办完，出口恶气，黎元洪自知北京不宜久留，遂于1923年6月13日，携金永炎、唐仲寅、韩玉辰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离京赴津。行前致函外交团和国会，声明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主权，故政府迁往天津，并向国会要求撤回去年复职时的辞职公文，理由是“国难方殷，万难卸任”。他的表现愈挫愈奋，颇有些“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事实上，在此前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曹锟闻讯，即刻令人去总统府取总统大印，却不见踪影。直隶省长王承斌接令后，即刻乘快车赶赴杨村车站，截得黎元洪的专车，上车讨要印信。车继续向前行驶后，一开始王承斌还虚与委蛇，拐弯抹角，黎元洪均漠然视之。看看车到天津新站，王承斌一着急，才直问印信的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