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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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表现，虽然毁誉参半，毕竟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
袁世凯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逼清帝退位，建立民国。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迅速征调了精锐的北洋军前往征剿。但是北洋军“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袁世凯）”，故行至孝感前线后，便逡巡不进，老帅荫昌莫如之何。朝廷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方一复出，北洋军即军心大振，一日之内攻克汉口，不久又攻取汉阳，南北双方的战斗力立分高下。如果北洋军继续猛攻，武昌多半是守不住的。但是北洋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主战的冯国璋被袁世凯撤换，替之以主和（共和）的段祺瑞。这便是袁世凯的“养敌自重”之计，若非其计，清帝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退位，而武昌也不可能如此幸运地保全。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誓词
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也是倏忽突变的。由于他在戊戌政变时投靠后党，当慈禧太后逝世后，光绪之弟载沣做了摄政王，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只好称病辞官。武昌起义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他由罪臣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并未达到历史上王莽、曹操那样大权独揽的地步，因此，他想逼帝去位，决非顺手牵羊那样简单。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放任革命党在南方有限地发展，即所谓“养敌自重”，自己则跑到太后跟前去痛哭流涕，说革命党如何神通广大，朝廷军饷如何不足云云，先是将内帑的存银挪用一空，等太后感觉无以为继时，又以400万两的“年俸”作饵诱引太后接受共和，同时又暗示段祺瑞等将领和各驻外使馆发出逼帝退位的通电。就是用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他没有在北京城里放一枪一炮，就把江山赚了过来。
当然，他在紫禁城“公关”太后的同时，也与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着紧张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即如果他逼清帝去位，即推戴他为民国的大总统。后来虽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革命党人并未忘记当初的承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非袁世凯不能鼎定民国，因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70天，便让位给他袁世凯了。但是，革命党人中也有反对他的，如同盟会京津分盟的严伯勋等4人，便曾在北京刺袁而未中。但这次刺杀事件，暴露的恰是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和虚弱。
事实上，袁世凯的“养敌自重”是长期计划，而非一时权宜。他对清朝早就丧失了信心，因此当慈禧太后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他的次子袁克文时，他当即便借故推辞了。而他对革命党人前期在南方的活动也早有注意，认为不可低估；对留学归国的学生，都竭意延揽，如段祺瑞即留德的高材生；对留学生高谈革命自由，也不以为忤，反予以相当器重。等他被摄政王吓回河南老家后，表面隐居耕读，实则与全国的各大政治势力都有来往，其中也不乏革命党人。据说他常赠党人以重金，宣统年间每月必有党人起事，所用资金有很多一部分来自河南袁府。这些秘事，当时革命党中惟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严伯勋等刺杀袁世凯，也实在是一种误会，可谓莽撞。如此，便可解释为何辛亥年间南北谈判时，大多数党人甘心将天下拱手让与袁世凯了。这份建立民国的功劳，他的确该大大记上一笔的。
其实，他在清朝就是极有作为的臣子，其才具朝野共知。他早年随吴长庆远戍朝鲜，后来吴回国，军队交由他负责，前后共驻朝12年。在朝鲜，他不仅整顿了中国驻军的军纪和军威，而且帮助朝鲜国王编练了“镇抚军”；他不仅帮助朝鲜戡平动乱并整顿财政，且两次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事实上，他在朝鲜大权独揽，却又不强客欺主，类似于东汉时驻节西域的班超。而他生逢清末这样的乱世，与班超所处的“强汉”又不可作同日语。
袁世凯1912年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身着的还是清朝陆军将领的制服，佩戴的肩章与领章是一年前刚由清政府颁布的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袁世凯虽未参与此战，在朝鲜的“历史使命”却不得不宣告结束。但他接下来的表现更加出色，那便是在小站练兵，揭开了中国编练新式军队的序幕。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很大，训练新军，迎头赶上，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当初以西式操法帮朝鲜国王编练军队，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才被朝廷选派在小站练兵。新建陆军效法德国军队的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武器亦购自德国，并从德国聘请了10多名教官。小站新军即北洋军的源起，后来更被他训练成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其战斗力之强，在当时的中国，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才堪仇匹。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小站的这支新军中，诞生了一批能力非凡、又对他十分忠诚的将领，日后成为他鼎定天下的股肱之臣，其代表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
随后，他先后出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任山东巡抚仅两年，适逢八国联军之乱，他响应张之洞、李鸿章“东南互保”策略，稳定一省局势，使山东这个义和团的发源地在庚子之乱中居然没有战事，被朝野上下视为奇迹。而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更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赢得朝野交口称赞，便是洋人也啧啧称奇。首先，他通过外交手段使滞留的洋兵撤走，又肃清辖境内的团民剩勇，且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巡警，使天津的治安一跃而为全国之冠。其次，他整顿吏治，改革官场陋习，培养新政人才，一时朝野上下，都称赞北洋用人之善。再次，他兴办官方金融事业，兴办实业，开矿修路，使直隶的近代化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外，他还奏请废除科举，广兴新式教育，使小学、中学迅速普及于直隶全省，天津则更是发达，且有各类专业学校。总之，他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成就卓著，可见他非但是个“乱世之奸雄”，亦是一个“治世之能臣”。洋人因此对他极感兴趣，其中不乏将他当作“中国政坛之星”的说法，如《纽约时报》就对他进行过专访，跃然纸上的是他开明、开放、勤奋和睿智的健康形象。
他能在军政两方面取得如此成就，还有赖于他处事有道。无论在小站的中军帐还是在天津的总督府，猛将如云，策士如雨，门庭若市，群鲫过江；然他绝少使用私人，若有亲戚来求官，一概以自己的俸禄供给月廪。因此，北洋军虽“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是不折不扣的“袁家军”，却没有几个姓袁的。而亲近若有作奸犯科者，必严惩不怠。他自作表率，有人劝他入股滦州煤矿、启新洋灰等公司，他回答道：“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若我为一省长官而趋此利，将何以领导别人呢？”当然，他除了能持平之外，还善于笼络，因此当时的豪杰志士，纷纷为其所用，便是曾经仇深似海的梁启超也一度与他鱼雁往还。
治藩、治军、治省乃至治国，无不井井有条，成绩斐然，袁世凯本是一个名至实归的人物啊！然而正是因为他这些光荣的过去，才愈加彰显出他后来堕落的可悲。当然，由于他身败名裂，后人对他称帝前的表现，也多一概否定。何况，他还有戊戌变法时出卖维新派、暗杀吴禄贞、刺杀宋教仁等污点，都被认定是不容宽恕的大罪。然而这些罪状，尚有可资商榷或存疑之处，惟有称帝一事不容置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民国这座大山的崛起，他居功至伟；高山就此崩塌，他也是最大的罪人。
然而，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功是功，罪是罪，盖棺论定时，可以定他“几分罪，几分功”，却断不能因其有罪，就完全抹煞其功！白香山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既然并非仅仅是一个结果，那么功罪又岂能互相抵消呢！
二、焚稿从戎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咸丰九年）生于河南项城，因此时人多称他为“项城”。袁家本是一个世代务农的大家族，到了道光年间，突然出了许多科甲之士，进士、举人，不一而足。尤其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不仅中了进士，且曾与曾国藩、李鸿章一起征剿太平军和捻军有功，但官运正隆时寿命不永，终年57岁。甲三的儿子保恒，与李鸿章为同时期的进士，也是李的得力助手之一，后来曾做过翰林院编修，死后有谥。袁世凯的生父保中只是个秀才，生子6人，世凯为第四子，庶出，出生时恰逢袁家人在前线打了胜仗，因取名世凯。
袁家是新近崛起的大家族，宗法力量巨大，先贵者对合族子弟左提右挈是一种义务，而为尊长者的权力更是不容挑战。袁世凯因是庶出，后来虽任直隶总督，但他想把生母刘氏葬入祖坟的正坟，都被其正室所生的二兄世敦断然拒绝，世凯也莫可奈何！而袁家却有一个可怕的传统，即数世以来，大多壮年而逝，最长寿者袁甲三，也不过才活了57岁。这是袁世凯平生的一大恐惧，其后来称帝与此不无关系，但他终究只活了57岁，没能逃过这个宿命。
保中的胞弟保庆是个举人，取妻牛氏，中年才生有一子，与世凯同岁，但不幸死于襁褓中。恰好世凯的母亲刘氏奶水不足，牛氏便将世凯抱去哺乳，一抱而不能舍。又过了几年，保庆认为自己不会再有儿子，便将世凯过继了过来。随后，世凯便随嗣父宦游山东、江苏。他不甚爱读书，喜欢骑马游玩，虽然才十二三岁，在南京也是一个翩翩公子哥了。他酷爱驯马骑马，能驯服烈马，不过却曾在莫愁湖畔坠马伤足。他怕被嗣父训斥，不敢声张，竟至耽误医治，以至于落下了一点残疾。
他在南京趣事很多，但绝非世人风传的那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试问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又能怎样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呢？他倒是曾经一时好奇，攀在一家教堂的围墙上窥视西洋女子，被洋人扭住不放，要带回去处置。他情急之下，将那洋人一拳打落在路旁积水之中，逃之夭夭了。诸如此类，不过是孩童心性，皆不足为怪！
不过，从许多小事中，都可看出他的过人之处。他六岁入私塾，塾师王志清是项城有名的孝廉公，见袁世凯天资聪颖，对他期望很高，教导也格外严格，不想却激起了袁世凯的反抗。一日夜间，他捉了百多只萤火虫，揉搓成粉状，涂在脸上扮鬼，将老师吓得卧床数月。他食量惊人，孩提时一餐就可以吃掉20个熟鸡蛋和10个馒头，但也不见臃肿，有些廉颇斗酒斤肉的味道，可见其内腑与常人大异。他臂力惊人，在南京时曾从一个和尚习武，体格日益强健，常击打石狮为戏。他虽不爱读书，却常作诗词，如《感事》诗云：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
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这当然还不足称作诗，但其气势过人，又非常人可比。又有《雨花台怀古七律》一首，诗云：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这首比上一首强许多，器宇轩昂，但是文采仍很粗陋，名为七律，实则处处出律。可见他学习确实不够努力。
他15岁那年，嗣父保庆殁于南京任上，他与寡母牛氏回到项城，不久生父保中亦死。好在次年，堂叔宝恒从西北回籍省亲，看到他的相貌，听到他的谈吐，认定“此吾家千里驹也”，深恐他在项城被耽误前程，便将他带到西北。当时西北的主将是左宗棠，故袁世凯在少年时曾近距离接触过这员名将。左宗棠抗击俄人，收复新疆，立下了班超那样的大功；而袁世凯日后在朝鲜鼎定藩政，驱逐日人，也是一个班超。他们之间或有忘年的交情或意气的感染，亦未可知。
不论有无受到左宗棠的言传身教，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他在西北军营中，确立了一个新的信念，那便是弃文从武。尽管他尚无足够勇气抛开当时惟一的荣身之径——科举，但他已经爱憎分明。他日后果然以武而隆，至于科举，他则激烈地加以抨击。而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也正是在他的奏章的作用下寿终正寝的。
保恒本人是进士出身，自然希望世凯能走科举举士的正道。不久他调回北京，便延请了几个有名的先生教导世凯，但他的兴趣全不在此，若要读书，也偏喜欢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籍。但这并未影响宝恒对他的喜爱，因为他在办理具体事务时有突出的才能，这不是读书可以取代的。然而不久之后，保恒也没能逃脱家族诅咒似的壮年先逝，他便回到原籍，从大家庭中分出一块硕大的家业，开始过天马行空的不羁日子。他既然喜欢作诗，便出资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文社，因东道主的缘故被推戴为社长，远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他的名头。淮宁县有一个穷书生叫徐世昌，也慕名而来，二人一见如故，执掌聊灯，尤其是对于废除科举等问题，谈得十分投机。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两个“愤青”了，但事实上他们做不到真正地反抗科举，反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意思！后来，徐世昌还是要上京赶考，袁世凯则赠以路费。多年后，袁世凯拿了一笔钱到北京捐官，不久便挥霍一空，多亏已中进士的徐世昌资助，才得以回到项城老家。
期间，袁世凯遵从父辈的遗训，参加了两次乡试，都铩羽而归。作为项城的文社社长、“文坛盟主”的子侄，却不能中举，此情何以堪！何况保恒逝世前，还殷切希望他能中个解元呢！他盛怒之下，乃将过去所作诗文悉数付之一炬，咬牙切齿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这一年，他22岁。
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
他在“投笔”之后、“从戎”之前，实际上有两段小插曲。由于他优游太久，对“从戎”这样艰苦的事情，一时还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先是带了生母和嗣母的私房钱，到北京活动干系，想捐个中书的官职。不想一到京城，声色犬马欲拒还迎，最终被赌棍将钱财骗光，若非徐世昌的资助，连项城都要回不去了。从此，他对赌博深恶痛绝。后来，他又到上海去闯世界，大概是想“下海”经商，但始终没有成就。独自住在客栈里，不免寂寞，经常流连娼寮。后来结识了一个姑苏名妓沈小姐，情感甚笃。不意这沈小姐竟是个“巨眼识穷途”的红拂女，献出了自己的百宝箱钱，鼓励他北上从军。临别时，美人摆酒相送，表示会自赎其身，等郎君归来。他大为感动，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驻戍朝鲜时，即将沈小姐接来，做了自己的大姨太太。沈氏虽名为妾室，却主家事，公子们都呼她为“亲妈”，而后来的妾室都须接受她的教导。而正室于氏，是袁家从邻里中选聘的媳妇，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是袁世凯对她十分礼让，让她安享“夫人”之名罢了。
就这样，在女人的情感攻势下，他终于下了“从戎”的决心。恰好，他嗣父保庆的生前好友吴长庆，时在山东登州任庆军统领，得知他的窘况，乃写信招他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