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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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晚年书画作品很多，多署名“石门山人”，但从不轻易送人，1939年大半毁于天津大水。他在京津两地还有许多题字，但大多毁于“文革”。六姨太本来收藏他很多作品，但皆在“文革”中被抄走，她大着胆子想要回一点来，说是要“留个念想”，但被拒绝了。
徐世昌的诗未臻上乘，但与他往还酬唱者如林纾、易顺鼎等，都是一时名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簃”意为“小屋”，因此“晚晴簃”应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这个诗社从他任总统开始，一直活动到他在天津的暮年。诗社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不谈政治。后来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应邀入社，也得遵守这条规矩。不过吴、段的诗都很差，不过是来附庸风雅而已。
他晚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练习气功，白天或书画自娱，或荷锄耕耘，或散步庭除。除了诗词书画外，他还爱好收藏古砚古墨，拓有《百砚谱》一册。
徐世昌不仅有“晚晴簃”这样的雅趣，而且确有“晚晴”这样的操守。他本来已决心忘记政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他曾苦心经营的东北，于是又开始关心时政。西安事变时，他曾有公开声明，认为事变应该和平解决，并一致抗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七七事变”后，曹汝霖来天津游说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他以自己年老为借口加以拒绝。曹汝霖走后，他马上吩咐门卫道：“以后这个人来，就说我不在家。”嗣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人转告他日本军方欲请他担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也加以拒绝。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他定期见面，他仍托病不出。于是日本人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游说他，他委婉推辞，但是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他终于愤然骂道：“你们太浑了！”金梁也反唇相讥：“老师才浑呢！”徐世昌顿时老泪纵横，泣道：“没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章、金二人也不辞而别。章、金二人都是宗社党人，念念不忘恢复清朝，现在则为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效力。
徐世昌坚守不出，但身心状况却江河日下。1939年春，他因练习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动手术。经医生诊断后，认为可以治愈，但须到北京住院治疗。他认为自己一旦离开租界，必定会被日本人扣留，于是放弃赴京，遂于这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他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以胞弟世光的儿子绪直为嗣。
殡葬时，潘毓桂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老臣不眷念幼帝”，斥徐世昌不忠；又代其姐拟一挽联，骂徐世昌忘恩负义。原来潘毓桂的姐夫姓祁，徐世昌做翰林时，曾得到祁家的照顾，但后来徐世昌富贵后并无回报。然而潘毓桂如此攻击徐世昌是有隐情的：潘毓桂曾因涉嫌贪污被调查，他的父亲潘江曾与徐世昌同为翰林，便用这一层关系求徐世昌通融减刑，被徐世昌拒绝。不久，潘毓桂被判刑15年，潘江忧郁病死，因此潘毓桂深恨徐世昌。不过，这样的诋毁恰好可以彰显徐世昌的公正不阿。
他的墓碑所镌不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之墓”，而是“水竹村人之墓”，庶几有几分杰斐逊总统的风采了。只是他自称“水竹村人”，应是想回水竹村入土为安才对，然而山河破碎，岁月争驰，灵柩竟仍厝于天津北仓，名至而实不归，诚为一桩憾事。
1935年，各界在天津为徐世昌举办80寿典，当时他还是一个“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的矍健老人，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发表讲话，认为在历任总统中，以徐世昌外交眼光最为深邃，重大决策最为正确，领导水平最令人折服。时人沃丘仲子在《近现代名人小传》中评论民国前五任总统，相较之下，也对徐世昌最为推重，原文如下：
仲子曰：总统者，国人所赖以为治者也。辛亥以还，治日少而乱日多，岂元首之不得其人与？吾观病国诸祸，莫不起于袁氏，虽鞭其尸，不足谢国人。而葬以国礼，墓如陵寝。其群从子弟，骄纵犹昔。曾无人议所以惩之者，然则民国尚何有是非哉？孙文徒好为大言，用匪类，使其秉政，亦终必败。然当民国初建，避位让袁，甘谢权利，免众涂炭，不可谓非仁人者也。或曰：‘彼自知不才，其让也宜。’夫袁不知其不足称帝，段不知其不足统一，而勉强以图，祸延全国，以孙氏较有君子与宵人之别矣。元洪庸庸宜多厚福，然其操行之洁，足风国人；国璋首鼠依违，惟好货财，非复赳赳本色，故同侪恒非笑之。使以世昌之度量智力，能摒绝私交，鼓励名节，国事庶几有豸。而惜其深中清末官习，卒不可湔也。噫！
一、漫话“贿选”
后人每说到曹锟，必然谈及“贿选”，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钉在了一点耻辱上面，实在令人唏嘘！不过就这次贿选本身而言，倒是一出极好的喜剧，在我国气象森严的政治舞台上难得一见。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那是1923年10月5日，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辏А⒙老椤⒗盍揖⒏呶⒎旧⒁ν┰ァ⒑耙怼⑴费粑洹⒀闲薷�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幕后的情况则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伕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10月6日的《北京报》有详细报导说：
曹锟也曾参加过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试剪辑如下：
密布军警。当天一大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以示郑重。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之二在于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齿区区数千元，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格外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须被搜身方可入门。总共大约一百余旁听者，一大早便等候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由于人多地窄，往往只有立锥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好心，送来一批面包而已。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监督的力气呢！
冒牌议员。当天虽签到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戒有司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司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以16人簇拥在侧，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不能做同日语。如今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俗云“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加上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了。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的“国中一人”，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起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敌人也准备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的，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目的。
9日，在广州的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统一行动，且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第二天是“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曹锟也在几次敬谢不敏的客套话后踏上专列，驶向了他人生的宫殿和坟墓。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帐，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