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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乱世掌国-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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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他晚年书画作品很多,多署名“石门山人”,但从不轻易送人,1939年大半毁于天津大水。他在京津两地还有许多题字,但大多毁于“文革”。六姨太本来收藏他很多作品,但皆在“文革”中被抄走,她大着胆子想要回一点来,说是要“留个念想”,但被拒绝了。

  徐世昌的诗未臻上乘,但与他往还酬唱者如林纾、易顺鼎等,都是一时名士。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晚晴簃诗社”,“簃”意为“小屋”,因此“晚晴簃”应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这个诗社从他任总统开始,一直活动到他在天津的暮年。诗社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即不谈政治。后来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应邀入社,也得遵守这条规矩。不过吴、段的诗都很差,不过是来附庸风雅而已。

  他晚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练习气功,白天或书画自娱,或荷锄耕耘,或散步庭除。除了诗词书画外,他还爱好收藏古砚古墨,拓有《百砚谱》一册。

  徐世昌不仅有“晚晴簃”这样的雅趣,而且确有“晚晴”这样的操守。他本来已决心忘记政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他曾苦心经营的东北,于是又开始关心时政。西安事变时,他曾有公开声明,认为事变应该和平解决,并一致抗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七七事变”后,曹汝霖来天津游说他,说:“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权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和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他以自己年老为借口加以拒绝。曹汝霖走后,他马上吩咐门卫道:“以后这个人来,就说我不在家。”嗣后,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人转告他日本军方欲请他担任华北的领袖,徐世昌也加以拒绝。1938年,日本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约他定期见面,他仍托病不出。于是日本人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游说他,他委婉推辞,但是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他终于愤然骂道:“你们太浑了!”金梁也反唇相讥:“老师才浑呢!”徐世昌顿时老泪纵横,泣道:“没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章、金二人也不辞而别。章、金二人都是宗社党人,念念不忘恢复清朝,现在则为伪满洲国和日本人效力。

  徐世昌坚守不出,但身心状况却江河日下。1939年春,他因练习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动手术。经医生诊断后,认为可以治愈,但须到北京住院治疗。他认为自己一旦离开租界,必定会被日本人扣留,于是放弃赴京,遂于这年夏天病故,享年85岁。他有两个女儿,但没有儿子,以胞弟世光的儿子绪直为嗣。

  殡葬时,潘毓桂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老臣不眷念幼帝”,斥徐世昌不忠;又代其姐拟一挽联,骂徐世昌忘恩负义。原来潘毓桂的姐夫姓祁,徐世昌做翰林时,曾得到祁家的照顾,但后来徐世昌富贵后并无回报。然而潘毓桂如此攻击徐世昌是有隐情的:潘毓桂曾因涉嫌贪污被调查,他的父亲潘江曾与徐世昌同为翰林,便用这一层关系求徐世昌通融减刑,被徐世昌拒绝。不久,潘毓桂被判刑15年,潘江忧郁病死,因此潘毓桂深恨徐世昌。不过,这样的诋毁恰好可以彰显徐世昌的公正不阿。

  他的墓碑所镌不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之墓”,而是“水竹村人之墓”,庶几有几分杰斐逊总统的风采了。只是他自称“水竹村人”,应是想回水竹村入土为安才对,然而山河破碎,岁月争驰,灵柩竟仍厝于天津北仓,名至而实不归,诚为一桩憾事。

  1935年,各界在天津为徐世昌举办80寿典,当时他还是一个“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采菱归”的矍健老人,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发表讲话,认为在历任总统中,以徐世昌外交眼光最为深邃,重大决策最为正确,领导水平最令人折服。时人沃丘仲子在《近现代名人小传》中评论民国前五任总统,相较之下,也对徐世昌最为推重,原文如下:

  仲子曰:总统者,国人所赖以为治者也。辛亥以还,治日少而乱日多,岂元首之不得其人与?吾观病国诸祸,莫不起于袁氏,虽鞭其尸,不足谢国人。而葬以国礼,墓如陵寝。其群从子弟,骄纵犹昔。曾无人议所以惩之者,然则民国尚何有是非哉?孙文徒好为大言,用匪类,使其秉政,亦终必败。然当民国初建,避位让袁,甘谢权利,免众涂炭,不可谓非仁人者也。或曰:‘彼自知不才,其让也宜。’夫袁不知其不足称帝,段不知其不足统一,而勉强以图,祸延全国,以孙氏较有君子与宵人之别矣。元洪庸庸宜多厚福,然其操行之洁,足风国人;国璋首鼠依违,惟好货财,非复赳赳本色,故同侪恒非笑之。使以世昌之度量智力,能摒绝私交,鼓励名节,国事庶几有豸。而惜其深中清末官习,卒不可湔也。噫! 

一、漫话“贿选”

  后人每说到曹锟,必然谈及“贿选”,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钉在了一点耻辱上面,实在令人唏嘘!不过就这次贿选本身而言,倒是一出极好的喜剧,在我国气象森严的政治舞台上难得一见。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那是1923年10月5日,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辏А⒙老椤⒗盍揖⒏呶⒎旧⒁ν┰ァ⒑耙怼⑴费粑洹⒀闲薷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幕后的情况则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伕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10月6日的《北京报》有详细报导说:

  曹锟也曾参加过袁世凯的小站练兵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试剪辑如下:

  密布军警。当天一大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以示郑重。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之二在于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齿区区数千元,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格外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须被搜身方可入门。总共大约一百余旁听者,一大早便等候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由于人多地窄,往往只有立锥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好心,送来一批面包而已。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监督的力气呢!

  冒牌议员。当天虽签到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戒有司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司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以16人簇拥在侧,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不能做同日语。如今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俗云“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加上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议会政治在中国的举步维艰了。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的“国中一人”,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起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籍议员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敌人也准备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的,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目的。

  9日,在广州的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致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采取统一行动,且对列强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第二天是“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曹锟也在几次敬谢不敏的客套话后踏上专列,驶向了他人生的宫殿和坟墓。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帐,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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