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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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帐，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不想5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
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二、曹锟与刘备
若按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划分，曹锟的出身十分卑贱，他出身于大沽口一个修船操船人家，少年在津沽一带推车卖布，且因不善经营而亏个精光。由于“商”的地位历来居于士民之末，且他又是一个曾亏个精光的小贩，更居于商人之末，其卑贱可想而知。历史上的一国之君，出身贫寒者并不少，但出身小贩的只怕不多，其中一个耳熟能详的，竟然也是天津人，那便是刘备。
历史上的刘备应是精明强悍，目光如炬，所以才有“枭雄”之谓。《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儒冠长服，多仁近伪，“枭雄”名不副实。曹锟却兼得两个刘备的许多特征，其重用吴佩孚，不亚于刘备用诸葛；其宽容得士，正似刘备之深得人心；而其“推车卖布”，更与刘备的“贩履织席”古今辉映。
贿选总统曹锟，原为布贩出身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生于天津大沽口。其父曹本生以排船为业，生子女7人，依次为长子曹镇，长女曹大姑，次子曹锟，三子曹锐，四子曹钧，次女曹二姑，五子曹锳。曹家素贫，老大曹镇自幼随父在船行做工，不曾读书，曹锟以下几兄弟幸运地读了几年私塾。曹锟16岁后，推车卖布于津沽之间，由于环境所迫和天性使然，喜欢练武和结交江湖朋友，于是就不能敛财。也有一种说法，说是曾有一位新娘子来买布，曹锟见她风致嫣然，颦笑风流，以为对自己有意，于是大献殷勤，甚而上下其手，被人家的家人捉住私了，血本无归不算，还丢了这个饭碗。英雄好色，自古已然，刘皇叔的女人也不少的。
曹锟日后共娶了四房，元配郑氏无出，二房高氏生一女，三房陈寒蕊生一女一子，四房刘凤玮亦生一女一子。曹锟到六十始得贵子，因此他之所以要不断再娶，可能是出于对后嗣的渴望。由于陈、刘二夫人相继生子，他对她们也就最为宠爱。宠爱的程度则不相上下，因此二夫人常争斗不止，曹锟身处其中，竟然能做到两不得罪。其中刘夫人即名伶九丝红，1937年，汉奸为日本人游说曹锟出山，曹锟素来慢条斯理，尚未置可否，刘夫人已令人关紧大门，叉指大骂汉奸，并厉声斥责曹锟道：你若敢为日本人卖命，则如何如何……曹锟自然识此大体，但这位夫人的深明大义，也毫不逊色于刘备的甘、糜二夫人了。这说明曹锟并非简单的好色，实在还是有眼力的。
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立志从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便如《三国志》说刘备的“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俗话说“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曹锟的这一手，与刘备自称皇叔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曹锟在推车卖布的时候不甚自信，这一点跟刘备不同。刘备小时候和小朋友们嬉戏于树下，曾指着一棵大树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小小年纪就有人君之志。曹锟则在推车卖布时被一个算命的拉住打量了半天，说“你面相甚贵，日后必作县长”云云，曹锟竟认为其意在讥讽，将其暴打一顿出气。其实曹锟面相甚贵，袁世凯都看出来了：曹锟通过曹克忠的关系，得以近距离拜见袁世凯，袁世凯看到他“虎形福相”，十分喜爱，以后提拔甚速，应不是关系人情能完全解释的了。《三国演义》中，很多人见刘备大耳垂肩，都知其为有福之人，曹操所以才会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倒是那算命的只给曹锟一个县长，实在眼界太窄，除非将这个“县”字理解为“赤县”。
曹锟由一个推车卖布的小贩飙升至国家元首，实在令人惊叹。曹锟任总统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认为：“曹锟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顾维钧曾经就驻伦敦公使的问题与曹锟的三员爱将——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以及高凌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当吴毓麟向曹锟进谗言时，曹锟立刻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你们为什么要横加干预？”顾维钧认为，自己并未就此事进行过任何解释，但曹锟却能立刻做出正确的判断，的确是一个天然的领袖人物！
事实上，商人的出身对他的决断力大有裨益。1920年，北方大旱，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田产荒芜，耕牛闲置，牛价因而大跌。曹锟抓住了这个机会，四处派人收买耕牛，以每头3元的价格收购，再用火车运到港口，以每头23元的价格卖到国外。后来此举遭到人民的反对，北洋政府才下达了禁止耕牛出口的命令，而曹锟此时尚有万余头牛没来得及卖出，于是立即下令全部宰杀，加工制成咸牛肉出口，照样盈利颇丰。最后一并核算，共收入百万余元，由此可见曹锟对市场的敏锐眼光。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刘备的战略眼光常常被曹操所称道，也往往为刘表所不及，只怕也得益于他“贩履织席”的那段经历吧。
曹锟待人仁厚在北洋系中是有名的，他亲善士卒，常穿便装外出与士卒聊天，久之士卒皆知其为曹锟，但见多不怪，也就佯作不知，与其滔滔如故。在保定时，有一次曹锟检阅军队，见一士兵在啜泣，一问才知是父亲死了却无法奔丧，曹锟轻言安慰，准其奔丧且赠送盘资。从这林林总总上看，他能得人心也就不在话下了。所以他当选总统时，保定全城披红挂彩，为其庆贺。遥想《三国演义》中荆州的老百姓跟随刘备逃难的往事，大概也与此差不多吧。
便是在旨趣爱好上，曹锟和刘备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三国志》上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曹锟偏生也不爱读书，而且也非常喜欢名犬良驹。1915年底，陆荣廷为军饷不足向曹锟求援时，就曾将两只名贵的长毛金狮犬作为见面礼，曹锟果然十分高兴，一口应承了援助之事。至于音乐，曹锟是个狂热的戏迷，在竞选总统的当日，都要抽出时间来去捧名伶刘喜奎的场。而他任总统期间，昆曲名家吴承仕在正阳门取灯胡同的同兴堂演出《击鼓骂曹》。时人以为是影射他，他也不以为忤，这说明他至少没有用政治去干涉艺术。而且，他和齐白石等艺术名家交往很厚，齐白石的《山水》、《汉关壮像》等作品就是画给他的。
南京临时政府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
《三国演义》中刘备曾说过自己和曹操的区别：“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宽”、“仁”二德，曹锟都具备了。他有时宽厚得像一个好好先生，尤其在平衡吴佩孚和曹锐等人的矛盾时，他的这一性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仁义也闻名于世，如1915年袁世凯派周骏攻打四川，四川都督陈宧不能敌，只好取道绵竹撤出四川，道路险仄，人马疲惫，眼看有覆灭之虞。曹锟当时驻扎在重庆，听说陈宧的窘境后，便通知他可以走水道。陈宧的部将都以为是曹锟的诱敌之计，陈宧说：“岂有忍人曹仲珊？”于是放心大胆地改路重庆水道出川，曹锟果然不予阻拦。民国时落井下石的例子比比皆是，曹锟却能做到让敌人都相信自己，实在也算难得。
三、“最大的本钱”
曹锟于1907年升任第三镇统制后，就成为国内瞩目的实力派。第三镇成立于1904年2月，最初的统制是段祺瑞，是北洋军的精锐，也是袁世凯的王牌。他既然入主第三镇，说明他已经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将领之一了。清廷改革东北时，他率全镇驻于东北，对于稳定东北，居功甚伟。1911年，他因功被授予副都统衔，不久又补总兵，后又以提督升用，但仍统辖第三镇。辛亥革命前夕，第三镇调至娘子关，以监防山西革命军。又过了不久，袁世凯见大变在即，便召曹锟率第三镇入京，以起到军事震慑和控制局面的作用。民国建立后，改第三镇为第三师，曹锟仍为师长。
1912年2月29日晚，第三师的官兵们以反对裁饷为名劫掠了正阳门、朝阳门、崇文门、东安市场、东四牌楼一带，前后绵延三日，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店及洋杂货铺等均遭洗劫，最终统计，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以至于上述被劫地区萧条零落如同死市。北京兵变后，天津、保定、通州也发生兵变。关于这些兵变的原因，史家一般认为是出于袁世凯的指使。由于南北议和后，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职，目前正下榻于北京，而袁世凯不愿南下，于是密令曹锟在北京制造骚乱。但是，事实上当时社会各界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很高，而兵变很容易引起外国干涉和民众猜疑，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危险的办法。
也有人说策划这件事的是一个著名的投机分子——杨度，这倒颇具可信度。但是无论如何，曹锟的主观因素也是十分主要的。曹锟素有分析决断能力，他见南使北来，不仅担心袁世凯真的南下就职陷于被动，而且担心第三师失去拱卫京畿的优势地位。他瞄准了这个时机，便搞了这么一次只扰民而不流血，影响巨大却不伤害各方利益的大事件。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又大赚一笔，何乐而不为呢？他显然有意要威胁南使，因此有个别乱兵不抓紧时间去抢商家，却持枪闯入蔡元培等人下榻的寓所。但他们显然又无心伤害南使，于是蔡元培等才能从容逃走。另外，对商家的抢劫也颇有游戏色彩，试举二例：
例一：四条胡同“义丰钱铺”主人见乱兵攻门，知道势不可免，于是主动开门请他们进来。乱兵搜掠银元无数后，其中一个好似队长的人还向店主人告辞道：“借光借光。”主人也答礼道：“不送不送。”
例二：兵变前一天，曾有士兵数人前往“洋广货铺”购货，却没带够钱，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现在全国都乱，只有北京十分太平，这都是各位老总在保护我们。区区一点小钱，何足挂齿呢！”士兵们道谢而去。第二天兵变，有乱兵欲来抢劫此店，刚要动手，便有另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厉声喝道：“这家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抢它，老子要谁的命！”于是这家货铺独独无恙。
3月1日，袁世凯召集高级军政会议，决定补发各军欠饷，另责令曹锟对麾下官兵剀切开导，同时令毅军统领姜桂题弹压乱兵。按理说，首都发生兵变是影响极其恶劣的大事，乱兵的军事长官应付完全责任，曹锟却没有遭到任何惩罚，无怪乎天下人都认定是此事袁世凯密授的了。实际上，袁世凯对曹锟的喜爱是超乎寻常的。曹锟每次谒见袁世凯，均是笔直站着，从不敢坐，袁世凯对他也从来不假辞色，相比之下，袁世凯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北洋三杰”却礼敬有加。按照中国官场的哲学，长官对属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实际上就越是宠信。由此可见，袁世凯对曹锟的宠信，更在王士珍等之上。
但是，以曹锟的才能，充其量也就是袁世凯的一员爱将，决不至于成为袁世凯的重要本钱。从这次兵变可以看出，袁世凯才是曹锟的最大本钱，袁荣则曹荣，袁衰则曹衰。曹锟正是看透了这个道理，才会把袁世凯是否南下就职看成一件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来对待的，到后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也不遗余力地支持。
所以，无论这次兵变是否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最终定都北京，自然大合心意，对于曹锟也就不仅不会责备，且将更为器重。于是，当年曹锟就获得了陆军部颁发的白鹰勋章，两年后更荣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次年又被封为虎威将军。只是，这次兵变使他背下一个恶名，直到他贿选总统后才被后来居上地淡忘。
1916年，袁世凯派曹锟督师于四川，与蔡锷的护国军直接对垒，互有杀伤，渐成僵持。6月6日，曹锟的“最大本钱”袁世凯病逝于北京，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台没了，但曹锟不仅没有走下坡路，亦且在三个月后荣升直隶督军，并开始打造自己的“新直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早在1913年他进军湖南岳州的时候，已经得到了他的另一个“本钱”。当时，汤芗铭为湖南督军，曹锟之驻岳州，正是有鉴于湖南革命形势的高涨，特为汤做策应的。有一天，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芗铭一见他就说：“三哥，我们来学学古人借将的故事如何？你手下有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请你借给我用。”曹锟问：“你要借谁？”汤芗铭说：“吴佩孚！”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投军并上过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在第三镇，逐渐提拔为炮兵团长。他比曹锟小12岁，两人经历有几分相似，但在性格方面是截然不同的。曹锟喜怒不形于色，吴佩孚却金刚怒目；曹锟是好好先生，吴佩孚却一辈子都在得罪人；曹锟好色，而吴佩孚是当世少见的柳下惠。
后来在山西独霸一方的军阀阎锡山，早年也是革命党人
当时，吴佩孚刚由炮兵团长迁为师部副官长，实权被夺，正郁郁不得志。这一天，长沙某团体开会，汤芗铭和各军将领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