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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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山西独霸一方的军阀阎锡山，早年也是革命党人
当时，吴佩孚刚由炮兵团长迁为师部副官长，实权被夺，正郁郁不得志。这一天，长沙某团体开会，汤芗铭和各军将领都来出席。吴佩孚代表第三师发表了一个讲话，汤芗铭听后大加赞赏，于是便有了向曹锟借将一事。曹锟听了，含糊地答应了一声，一回岳州，便把吴佩孚叫来问话，可能是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一问之下，亦觉不凡。由于他一向佩服汤芗铭的识人之能，与其楚材晋用，何如楚弓楚得？于是马上提升吴佩孚为第六旅旅长，事无巨细，必先咨询。至于汤芗铭，则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裳了。
得到吴佩孚，就得到了更上层楼的最大动力。在袁世凯生时，曹锟无论官做到多大，影响力仅限于第三师。因为在袁世凯眼里他亲归亲，但终究只是员爱将而已，所以洪宪帝制时，他只得到了一个“一等伯”，还不如革命党出身的阎锡山（一等侯）！但袁世凯死后，他竟能在诸路诸侯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大的实力派，非吴佩孚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曹锟“最大的本钱”，前期是袁世凯，后期是吴佩孚，而后者比前者还“大”。有了这两大本钱，足以纵横天下了。
曹锟重用吴佩孚后，他们二人的命运就紧紧绑在一起了。而最难得的是，他们是在政治理想及人生追求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演绎了这一段君臣佳话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可以说是性格上的互补，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精神上的默契，这与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是相似的。
吴佩孚是个不怕死的硬汉，也是个善用兵的良将，1917年他与段祺瑞的爱将张敬尧兵分两路进军湖南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军军纪严整，战斗力很强，吴佩孚青布裹头，一马当先，平岳州，取长沙，下衡阳；张军却军纪败坏，战斗力极弱，而且常做假传捷报的无聊事。当时曹锟已升任直隶督军，以吴佩孚代理第三师师长，这次干脆将其扶正，并且力荐其担任湖南督军。结果段祺瑞却令张敬尧督湘，后者在湖南纵兵殃民，被湘人称为“张毒”，吴佩孚与之相比，一仁一暴，天下皆知。这是段祺瑞在政治上短视的表现，他为自己日后在直皖战争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曹锟以直隶督军坐镇保定达7年之久，这是直系军阀的实力稳步攀升的7年。他居于辅卫京畿的战略要地，吴佩孚则先驻于岳州，后驻于洛阳，成犄角呼应之势，因此占尽地利。现在可以理解他当初为什么要发动那次兵变了，如果首都定在南京，他还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吗？可见其眼光确有独到之处。
1917年7月，他以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的身份，提师入京，迅速粉碎了张勋的复辟丑剧。并首先公布自己政治改良的主张，反对一切复辟行为，又自掏私囊犒赏讨逆军，再加上他对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采取了“两面光”的办法，因此他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不仅没有树敌，反而提高了声望，为日后击败段祺瑞加重了政治砝码。
之后冯国璋代为总统，任期届满后徐世昌继任，但实权尽归于段祺瑞。在外政上，段祺瑞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名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以编练军队，实则是准备内战；内政方面，段祺瑞组织安福国会，以督军团作为和总统斗争的工具，他的政治声誉因此每下愈况。不久，一战结束，中国受挫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吴佩孚顺应了潮流，以前线指挥官的特殊身份，对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和傀儡内阁大加笔伐，其反对北京的力度和频率，均非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可及，实可谓咄咄怪事。但是，吴佩孚却争得了全国的民心，几乎他的每一篇通电都会风行全国，因为他说出了全国人民想说而不敢说或者说了也不起作用的话。而吴佩孚作为曹锟“最大的本钱”，他的成功就是曹锟的成功。
所以，当段祺瑞督促曹锟对吴佩孚严加申饬的时候，曹锟只是虚与委蛇，一方面假意责怪吴几句，另一方面则趁机向段祺瑞索取第三师的军饷。对吴佩孚，北洋政府怀疑他已投降南方，而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也十分嫉恨他的锋芒。但是别人越是怀疑他嫉恨他，曹锟就越信任他，曹锟常常对别人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事实上，这个“最大的本钱”，确实给了曹锟无尽的回报。
政治上胜利了，接下来是军事上的较量。1920年，吴佩孚打着停止内战的旗号从湖南撤防，一路长驱直入直抵洛阳。有人见他反对亲日的皖系，就想当然地以为他是英美派，实际上他平生有三大主义——“不住租界”、“不借外债”、“不托庇外人”，又怎么会是英美派呢？或许，因为他一向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与英美的民主潮流暗合，英美报纸常对他大加赞扬，因此才有这样的误导吧！
吴佩孚命董政国守洛阳，自己带兵北上保定与曹锟会合，准备讨伐段祺瑞。当时张作霖想作调人，暗中问曹锟道：“三哥，皖系兵多械精，你有什么把握。”曹锟答道：“我没有把握，但子玉说有把握，子玉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张作霖到京劝架本是一番好意，但段祺瑞过于刚愎自用，坚持要惩办吴佩孚，甚至牵连到曹锟，下令将曹锟革职留任，并拿吴佩孚进京问罪。张作霖大怒而去，马上倒向直系，并出兵入关，对皖系呈夹击之势。吴佩孚还是按照老规矩，先文战后武战，先通电将段祺瑞比作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以本次战争为肃清内奸之战。之后，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攻长辛店一线。7月16日，吴佩孚身先士卒，在暴风雨中突袭了皖军司令部，生擒皖系名将曲同丰。吴佩孚还不失君子风度，犹向曲同丰敬礼问“老师好”，因为曲同丰曾是他在武备学堂的老师，随后解送曲同丰到保定光园。曲同丰欲向曹锟行献刀礼，曹锟忙拱手道：“岂敢，岂敢。”仍把军刀递还给曲。
曹锟跟在吴佩孚后面继续前进，暗中告诫他要多加小心，吴佩孚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果然，吴佩孚出奇计，甘犯作战大忌，将小山炮尽数密布于第一线，以求速战速决，结果居然一战而定。这时奉军也夜袭天津杨村，徐树铮逃走，皖军遂告瓦解，直系和奉系同时进入北京。
当时吴佩孚的民望如日中天，又有一套医国救世的方略，张作霖极为不满。张作霖常说：“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吴佩孚则自居其功，认为张作霖是“坐观成败者”，拣现成便宜。因此直奉之间方一接触就出现了情感危机。曹锟洞悉此患，马上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与张作霖联姻，将7岁之女曹士英许给了张作霖8岁之子张学思。当曹张大宴宾客时，吴佩孚落寞南下，一到洛阳便对新闻记者说：“此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之事！”
然而，曹锟又怎么会冷落自己“最大的本钱”呢？不久，北洋政府以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以吴佩孚为副，且不许辞。事实上，曹锟对吴佩孚的信任和倚重表现在更多的方面。吴佩孚常不经请示便草签重要的军事任命，之后令秘书呈请曹锟盖章，曹几乎从不干涉，完全的“用人不疑”。他们的关系可做一个比喻：假设本是曹锟在跟人下象棋，棋艺本不甚高超，吴佩孚在旁边连出高招，曹连连得胜之余，不仅不复怀疑吴的能力，甚至连棋都懒得考虑了，最终宁愿做一个旁观者。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于24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才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曹吴二人之间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虽然是坚不可破的君臣，却有各自的政治观点。比如，1923年曹锟逼走黎元洪时，吴佩孚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而曹锟也不以为忤。当然，如果必须做出一个决定的话，曹锟有着绝对的权威。比如他做总统后，吴佩孚曾经批评外交官员的任命，他便命人训斥吴佩孚让他闭嘴，吴佩孚果然不敢再说。因此，吴佩孚是他“最大的本钱”，他却决不是吴佩孚的“本钱”，这与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曹吴二人还有一些相似之处。曹锟在保定有光园，吴佩孚在洛阳有光楼。“光”是为了纪念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戚继光是吴佩孚的老乡，吴佩孚字子玉，就是从戚继光的字“佩玉”里面来的。那么曹锟为什么也要崇拜戚继光呢？想必还是受了吴佩孚的影响。而且，以一个“光园”的虚名，安一员大将之心，也是一件大有古风的美事。后来两人势微了，曹锟在开封画梅，吴佩孚在四川画竹，曹锟经常念叨：“玉帅不能离开我，和我不能离开他一样。他离开了我，许多事他准办不了！”确实，曹锟浑厚无间，不遭人忌；吴佩孚棱角分明，杀伤力强。两人宽猛相济，长短互补，才成就了直系的一番霸业。
四、好人不好做
直奉矛盾集中体现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口角之争上。张作霖一向看不起吴佩孚的出身，却不曾想想自己曾经出身绿林。吴佩孚本来碍于曹锟的情面未予反诘，但这次张作霖举荐梁士诒组阁，后者偏偏又是个亲日派，就正好找到了反戈一击的理由。当时日本想强行借款给中国，以修筑山东境内的铁路，梁士诒其实尚未做出决定，吴佩孚却已先声夺人地通电斥之。电文正义凛然，大有替天行道的气概，激扬者如“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等等，一时全国上下争相传阅，目为观止。梁士诒倒还不失宰相气度，仅一笑置之，后来见电文层出不穷，措辞越来越严厉，干脆挂印而去。但张作霖按捺不住，便反唇相讥吴佩孚胡说八道，越俎代庖，并督促曹锟罢免吴佩孚的三省巡阅副使之职。
曹锟素来忌惮奉系的实力，所以才跟张作霖结为亲家，如今当然更不愿意跟奉系翻脸，但亲家也亲不过“最大的本钱”。自从得到吴佩孚这一“最大的本钱”后，曹锟的“自我”已有一定程度的消失，在战略上，他对吴佩孚的依赖性极强，就如同刘备对诸葛亮的依赖一样。所以张作霖让他免掉吴佩孚的职务，他是万万做不到的，只象征性地电饬吴佩孚稍为收敛而已。
不过，曹锟的内心深处，并不赞同吴佩孚的这种做法。他认为，张作霖和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是他第三镇统制的前任，是“北洋三杰”之一，声望和资历都远远地高于自己，但盛气凌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此外，保定和北京位置太近，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直皖之战是有渊源悠久和不可避免的。张作霖则不同，他有东三省作大后方，现在又坐收直皖战争的渔利，实力不在自己之下；而当时全国的各大势力皆虎视眈眈，到底与奉系联合还是对立尚难确定，所以还不愿把关系搞僵。
从人际关系来看，曹锟是个浑俗和光的高手，总能做到“允执厥中”，他既然跟张作霖结为亲家，就更要恪守亲家的义务。如今，他却因为“最大的本钱”的激烈表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看来，好人是不好做的！
果然，张作霖终究咽不下这口恶气，抢先动手了。1922年4月，奉军入关，扬言专攻吴佩孚，而与曹锟无关。当时守天津的是曹锐，他由于对吴佩孚的妒忌起见，本来就与奉系眉来眼去，如今见奉军打来，马上自动撤退，天津遂属奉军所有。吴佩孚则后发制人，先发布公告说：“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真是气概非凡！挟此气概，直军只用了半天就夺回了长辛店。奉军兵败如山倒，差点被全歼在滦河边上，幸亏杨宇霆动作快，早早地搭好了浮桥，才得以退出关外。
6月17日，直奉在秦皇岛海面英舰“克尔笛”号上签约停战，奉军完全退出山海关，直系独霸中原。
曹锟和吴佩孚在驱逐徐世昌的问题上没有异议，因为徐世昌是皖系的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但驱徐之后，由谁来做总统呢？吴佩孚认为应先物归原主，迎请黎元洪复位，并召集旧国会，然后过渡到“国民大会”，最后再选举新总统。曹锟对“国民大会”不感兴趣，他只觉得论实力自己已经是国内第一，总统的位置伸手可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诱惑了。但是，如果不让黎元洪补足任期，也太过嚣张跋扈，这也不是他曹锟的性格。于是，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复职，恢复旧国会，实现了“法统重光”。
如果曹锟真的能安静地等到黎元洪任期届满，再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选举，不论结果如何，声望必定会有所提升。无奈他这个“好人”在“总统”二字的巨大诱惑下，变得十分脆弱。于是，“法统重光”还不到一年，他便不能再忍，终于还是把黎元洪给逼走了。当拥曹派在疯狂逼宫的时候，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天津表明态度，劝他们一切活动应在轨道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指曹锟）落下千秋骂名，并声明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曹锟却终于放下了“好人”的名声，为了做“总统”而不惜落下千秋骂名。其实，中华民国的总统从袁世凯开始就一直是一个苦差使。冯国璋和徐世昌实力有限，一直受制于段祺瑞；黎元洪更是孤家寡人一个，最后被拥曹派逼到火车上差点自戕而死。或许曹锟自恃为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自信能控制局面，但是，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实力派？论实力论能力，曹锟又如何与袁世凯相比呢？
“当选”总统是曹锟政治生涯急转而下的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在就职文告中强调“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一副想以实际行动抹去“贿选”耻辱的姿态，但他显然是想当然尔。中国古来就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传统，即便民国时，段祺瑞、张作霖也都知道这个道理，一个只敢做“临时执政”，一个只肯做“大元帅”，可是曹锟却非要做这个“总统”。
曹锟的一大爱好是看戏，而中国传统戏曲的精粹在于伦理道德，而非波谲权变，看戏和读书的区别正在于此。而曹锟偏生不爱读书，据说下属向他书面汇报时，他总是把书面文件放在一旁，而要求该人口述其事。不爱读书，不通历史，就不能以史为鉴，对事物的认识能力也就相对有限。
曹锟的总统生涯太短，基本上属于垂拱而治，除了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外，没有什么值得大书一笔的政绩。可他的天下并不太平：直系内部，吴佩孚和曹锐、王承斌、冯玉祥的矛盾日益激化；外部环境，直系已肃清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卢永祥战败之前曾向奉系求援。评论家们说：“直系以外有三角联盟，直系以内亦有小三角联盟，小三角联盟是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手段。”曹锟对吴佩孚是绝对信任的，因此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外部，当时张作霖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已决心要报仇雪耻，终在1924年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