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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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窘况，乃写信招他前往。当年袁甲三对太平军作战时，袁家子弟如保恒、保庆等都在军中效命。时吴家的团练军，被太平军围在庐江城内，吴长庆单骑求援，袁家为此争论不休，终至延误，城破人亡。但袁保庆当时是极力主救的，于是吴长庆独与他交好。后来二人又在南京共事，吴长庆对聪明伶俐的袁世凯十分喜爱。这时老友先逝，孤儿无依无靠，他便义不容辞地施以援手。
后来可知，吴长庆是袁世凯一生最重要的“贵人”。若非吴长庆引他走出这一步，他也许将永远是“迷不知吾所如”的。
他在从上海去山东的路上，无意间认识了阮忠枢，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阮忠枢且资助了他一笔盘缠。此后他先去天津拜见了在北洋帮办海防营务的堂叔保龄，随后乘船去了登州，这时似乎还有若干保庆的旧部得到他的召唤，一起来投奔吴长庆。但吴并不以为忤，都给予了妥善安排，对他则更为优待。吴希望他继续在科举一途努力，只让他挂名文案，领有薪水，且派了两名差弁做他的勤务兵，更请来名流张謇、周家禄教他读书。
张謇是状元，名高气盛不客气，总是将袁世凯的作业改得面目全非，若文理不通者，干脆置之一旁不加理睬。袁世凯十分痛苦，他满心以为此番可以“效命疆场，安内攘外”，没想到还是要“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终于大病一场。他忍无可忍，乃对张謇吐露了自己的心事，声称如果仍须如此，则宁愿立即回家。张謇虽是状元，却不是老夫子，为人十分开通，便向吴长庆建议满足他的要求。吴长庆一听便同意了，对军人来说，“从戎”自然不是坏事嘛！马上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
营务处是军中的中枢机构，负责辅佐主帅办理军政和行军布阵、联络将官、审理违法违纪事件、监督训练、考核课目、兼带稽查队，责任重大，也是人才辐辏之地。然而袁世凯年轻气短，卒然当此美差，未免遭人闲话。此时他表现出了十分的投入，努力学习各类业务，谦敬勤勉，且公正严明。这一年春节期间，有士兵因赌博而酿成几十人开枪射击的骚乱。当时营官们都回家过年了，惟袁世凯在军中，他马上赶到出事地点，假传吴长庆的命令，正法了带头闹事的士兵。事后，他向吴长庆磕头，请治专擅杀人之罪。可是吴长庆夸他还来不及，怎么会责怪他呢？他渐以公正之心与应变之才誉满军营，成为庆军中的后起之秀。
“投笔从戎”这个典故出自东汉的班超，班超若不投笔从戎，只怕终生都是个兰台抄书匠，又怎能威震西域流芳百世呢？袁世凯也是如此，他全不适合科举举士这条路子，若非“焚稿断痴情”、“投笔事戎轩”，又怎能出将入相，进而登阶元首之尊呢？
三、末代班超
1882年，日本人利用大院君李罡应和明成皇后闵氏之间的矛盾，在朝鲜煽动了“壬午兵变”。时在天津的朝鲜大臣金允植乃求援于清廷，不久，丁汝昌、吴长庆、马建忠奉命东渡平乱，袁世凯也随军出征。
大清帝国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南掌（老挝）、苏禄（菲律宾的一部分）、库尔喀（尼泊尔）、浩罕（乌兹别克等回教族）等，其中以朝鲜、越南最得中华文化的雨露之恩，外加日本，这三个国家是中华文化圈的坚定成员，就文化而言，比之中国本土的蒙古、西藏还要中国化。日本本来也是中国的属国，但因其岛国的天性，对大陆素来有着政治野心，从唐朝到清朝，对半岛（朝鲜）和大陆（中国）侵略骚扰了一千多年，在明朝打得尤其惨烈，乃不复入贡，因此未入清朝的属国之列。越南曾是中国领土，属汉武帝“天下十三州”之一的交州，在东汉末年还一度是全国最安定繁荣的地区，北宋时代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属国，因此它一直有摆脱中国的心理。惟独朝鲜，是最为中国化的属国。其最后一个王朝李朝与中国明朝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以至于明亡于清后，它认定清朝是蛮夷，拒绝臣服，并积极操练兵马欲为大明复仇。后来虽然在清朝的高压之下放弃了军事计划，但它的典章制度依旧仿照明朝，甚至延用着崇祯皇帝的纪年。当然，它已经承认清朝是新的宗主国，并对清朝履行着属国的义务。
可见数百年来，朝鲜是中国最为忠实的属国，但是这一牢不可摧的政治伦理关系，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而濒临解体。当时对朝鲜垂涎三尺的，不仅有老牌帝国主义英、美、俄、法等国，还有一个新近崛起的近邻日本。这些国家的理念与中国大相径庭，在他们的眼中，温柔敦厚的宗主藩属关系简直莫名其妙，他们要做的是征服朝鲜，让朝鲜成为殖民地。但是，中国文化在朝鲜根深蒂固，便是朝鲜国王给各国的国书，都自称“大清属国”，这并非朝鲜人自轻自贱，在当时这恰恰是一种骄傲，明太祖曾一度埋怨朝鲜进贡太多，而日本也一度妒忌朝鲜得到中国的敕封！因此，尽管当时中国国力衰微，但宗主国的地位是深入人心的，无论哪路英雄，想在朝鲜逞强，都须顾忌中国的因素。然而，由于朝鲜牵扯着众多列强的神经，此时来朝鲜平乱，就绝非历史上任何一次那样简单。而袁世凯却在朝鲜复杂的局势中脱颖而出，从而不仅在大清朝廷一鸣惊人，而且得到了国际名声。
这次远征像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一样！部队开拔前一夜，他激动得无法入睡。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从戎”之人的一大理想便是开疆拓土、戡靖夷氛，古代的班超如此，如今的袁世凯也是如此！从此，他极其主动和热情地投入此次行动之中，常能身先士卒，威震三军。
当时，吴长庆带往朝鲜的六营军队军纪很差，甫入朝境，奸污民女、抢掠财物之事便屡发不止，丝毫没有宗主国的样子。袁世凯深觉可耻，而且意识到如此军纪必然会引起日本和其他各国的轻视，便毅然使用中军令箭，正法了七个首恶，随后才向吴长庆禀报此事。吴厉声喝问：“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严办？”他昂然答道：“我已斩杀七人，首级正欲呈验。”吴为之动容离座，十分欣慰地夸奖他道：“真是将门之后啊！”他之所以要先斩后奏，是因为他明白军纪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往日纵容过甚的缘故，若报请吴长庆而得不到允许，则反而会助长那些恶兵的气焰，有妨大计。由此事便可看出他的决断力，吴长庆也因此对他更为欣赏，干脆令他总理前敌营务处，专门负责整顿军纪，且准予便宜行事。六营军纪从此肃然。
军抵汉城城下，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入城拜访大院君，回营后摆下“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等大院君一来，袁世凯即将其卫队拦在门外，将他劫上马山浦军舰押送回国，软禁于保定。之后，他持高宗李熙的国书敕平乱党，将阴谋作乱的日本人赶出境外。次日他受到了高宗的设宴感谢，同时，吴长庆奏请朝廷升他为同知，随自己继续留驻汉城。
清廷本次平叛有不可理喻之处。朝鲜高宗李熙以宗室继承王位时年龄尚小，其生父大院君监国摄政。高宗成年后收回相当权力，但又落入明成皇后的手中。当时日本人在朝鲜活动猖獗，明成皇后为标新立异，且刻意与大院君分庭抗礼，对日本极为亲近。而大院君是传统的卫道者，坚定支持固有的中朝宗藩关系，便是他被囚于保定时，手持不辍的犹是范仲淹、王守仁的文集。清廷莫名其妙地将一个忠臣活捉回朝，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他被囚于保定，清廷等于在给明成皇后做牢头狱吏，且须按其身份供奉吃穿用度，委实愚不可及。且大院君因此深恨清朝，他每每忽忽如狂，愤欲东归，都须清吏与鲜臣多方劝慰才能稍止。因此后来，他一旦东归，便迅速倒向日本。
这边袁世凯受到高宗的信任，决心为高宗编练一支军队。他主动提出帮朝鲜练兵，李熙自是求之不得，但袁世凯的真正目的在于防范日本。在传统的宗主藩属关系之下，朝鲜强兵，则可作中国的屏障，在地缘上牵制日本。
他以英、德式操法编练出一支禁卫军和一支“镇抚军”，人数共5500左右，高宗来巡阅时，为之大拊其掌。论其先进程度及战斗力，便是中国国内也是没有的。他的这次练兵在朝鲜和中国反响都不小，高宗马上要登台拜帅，封他为全国陆军大统领，但遭李鸿章反对而作罢；而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马上便想到派他在小站编练新军。可见，若无朝鲜之行，便无今后的北洋军，也便没有后来的大总统袁世凯。 晚清重臣李鸿章
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分出一半人马留驻朝鲜，交由袁世凯主持。但朝鲜的局势已更加扑朔迷离，日本极力怂恿部分官吏，谋求脱离中国，且提醒道：中国正在与法国作战，朝鲜若能与日本结盟自卫，便可称雄自主，不必再俯首他人。袁世凯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一针见血：“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果然，是年12月，开化党人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入宫劫持了高宗，又矫诏杀害了许多大臣。此即“甲申政变”。因此，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朝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袁世凯分析形势后认为：若任由乱贼将高宗劫往日本并另立新君，则朝鲜从此非我所有。既失朝鲜，自己的前途也就完了。而且更要紧的是，乱党依附日本，必然会断自己的后路，两路夹攻，以俘虏天朝大臣而立其威风。因此，当前情势惟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毕竟，清军人数远多于日军和朝军。
他意既决，便不等向李鸿章请示，径自进兵皇宫，迅速击溃日军，救出高宗，粉碎了这次政变。他的军事行动十分迅捷，副将或有异议，均被他严词驳回，大有历代名将的风范。遥想班超在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故典，实在是有几分相似的！
他马上上书李鸿章，认为列强日后必染指朝鲜，不如趁朝鲜民心尚知感服，尽快向朝鲜派出监国，以正视听。然而，李鸿章不愿引起日本的误会，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袁世凯无奈，便自作主张搬进朝鲜王宫，与高宗隔墙而居，以利控制，又要求朝鲜各部大臣每日向自己汇报工作，并服从自己的指挥，从而在实际上行使着“监国”的职权。然而，当他需要以财力笼络朝鲜大臣时，李鸿章却拒绝拨付，以至于日本在外交公关上逐渐占得上风。不久，日本人又致函清廷，指责袁世凯妄启衅端，清廷竟为此派员查办他，幸亏钦差吴大澂和续昌对他十分欣赏，才免于惩治。然而，日本人已经恨他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他的危险处境一度为国人所知，连他的嗣母牛氏都有耳闻，卒至惊惧成病。他思母心切，于1885年元月回乡探母，并拒绝再回朝鲜。堂叔保龄闻讯大喜，心想侄儿终于迷途知返，忙不迭地催促他浪子回头，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他当然置之不理。
如此游冶浮浪半年之久，他突然又接到了李鸿章的召唤。原来朝鲜局势不稳，李鸿章乃决定送大院君回国主政，而若要安全送达，则非袁世凯出马不可。等袁世凯到天津来拜见时，李鸿章不得不恭维道：“如今就像演一台戏，台已落成，客已入座，就等你这个主角登场了。”袁世凯认为此行危险，提出让丁汝昌率军护送，李鸿章继续恭维道：“朝鲜人听说您袁大将军来了，欢声雷动，谁敢抗命。别人是不行的，兵再多也没有用。”袁世凯无奈，只好带了数十水兵启程。十数天后船到仁川码头，朝方竟无人来迎，他马上派人通知高宗，说你父亲在这里，你怎么可以如此不孝云云。高宗方才来迎，他又当面对大院君和明成皇后进行了调停，随后回津复命。
李鸿章大喜，对他更加器重，遂奏请任命他为驻朝商务委员，官居三品。此时他经历过护驾一事后，知道朝方对自己并无恶意，加之商务委员乃朝廷正式的驻外使节，遂决意重返朝鲜。李鸿章且致函高宗李熙，嘱他凡有大事，皆应咨询于袁世凯。故此时的袁世凯，身份地位已更上层楼，在朝鲜实与“监国”无异。此事他年方26岁，真是少年英才。
他崇尚强权，果敢多智，就气质而言，与前任商务委员陈树棠大相径庭。其实何止陈树棠，便是丁汝昌、马建忠、吴长庆，哪个又能如袁世凯这般顾盼自雄？清朝的大臣太半出身科甲，连将军也不例外，而他早早地放弃科举，反倒保存了别人不具备的锐气。他在朝鲜以“监国”自命，拒绝与别国使节平起平坐，列强对他十分不快，如美国公使福特就十分愤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袁世凯算老几，他凭什么？”既蛮横又无奈。当时的美国人并不了解宗主藩属的历史渊源。
然而在列强的怂恿下，朝鲜的独立意识渐渐觉醒，渐以臣服于中国为耻，高宗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表示。此时朝鲜的局势更加微妙，亲日之外，尚有亲俄集团，高宗便一度倒向俄国。袁世凯乃写了一篇《朝鲜大局论》，以规劝高宗迷途知返，文末有云：
……方今上下解体，国弱民贫，欲求一至近、至大、至仁、至公之国以庇荫之，舍中国，其谁与归？谨依中国以图自存，犹有他虑，况背中国乎？
1894年6月，日军借口朝鲜发生内乱，在仁川登陆，其后又陆续增派兵力，与到达朝鲜的清军对峙
然而高宗终于为“现代意识”所打动，在西方各国的支持下，决心抛弃传统的藩属地位，争取朝鲜自主独立。袁世凯闻讯，即托病避往仁川港，以沉默表示抗议。高宗甚为不安，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明成皇后认为，中国最怕西方各国，若与西方直接通使，则中国必不敢干涉。不料使节派出后，袁世凯坚称朝鲜作为藩属没有外交权，因此必须召回使节，朝鲜方面却只是一味地虚与委蛇。
中华文化在19世纪末期已呈全面败势，传统的宗藩关系已是日暮穷途。袁世凯却须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对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大挑战，这实在是一个悲壮的使命！
但他好像愈挫愈奋，即致书朝廷，认为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列强还未深入朝鲜，索性将其改为行省，但朝廷置之不理。不久，顶礼膜拜天朝上国的朝鲜赵太妃病逝，传统观念的象征轰然崩塌了，朝鲜王室更加倾向独立自主，而袁世凯的地位也更加尴尬了。但是他为了维持宗主国的尊严，在殓葬太妃这件事上，他强调了宗藩的礼仪。毕竟“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高宗不假思索地亲自郊迎天朝使臣，整个仪式隆重非常，令列强为之侧目。
他为这“最后一班岗”鞠躬尽瘁，虽与时代潮流不符，他仍顽强阻止着朝鲜的独立自主，这样就遭到了朝鲜方面的忌恨。他们常向清廷进谗，要求更换驻朝人选。而袁世凯也深觉力不从心，几次申请调回。但李鸿章目光如炬，认为安朝鲜者必袁世凯，不仅不同意他的请求，且写信斥责高宗“荒唐”。为勉慰袁世凯，李鸿章还特地送他“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16字考核评语，并赏加二品官衔。
不久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成为朝鲜局势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内乱招致外侮的典型。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应互相照会。为镇压起义，中日两国军队同时登陆，党徒望风而靡，然日军就此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