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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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票）、章太炎（10票）。其中，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属于第一集团；陈独秀是青年人的导师，又刚刚促成了国共合作，蔡元培是老校长，属于第二集团；其他六人属于第三集团。而段祺瑞不仅超越了胡适等青年人的偶像，还超越了“五四”时期名声鹊起的吴佩孚，而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都不能望其项背。那么，何以这样一个受到学生肯定的“大人物”，会突然变成一个狰狞的刽子手，将屠刀砍向学生呢？
“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刘和珍
其实，1926年的段祺瑞虽然贵为“执政”，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的影响力，已远不能与他任国务总理时相比。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一代名将吴佩孚输了个措手不及，贿选总统曹锟被叛军幽禁。在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协商下，段祺瑞黄袍加身，以“执政”之名，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个国家元首。“执政”之名，是他的朋友章士钊从古罗马执政官那里借用来的。他不做“总统”而做“执政”，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曹锟贿选已将国会破坏殆尽，惟有惩罚了贿选议员、重组新国会后才能正式选举总统；二是他的皖系已经土崩瓦解，如今他只能在奉、冯的缝隙中苟且，又岂能高调做“总统”；三是前几任总统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了“总统”不是一个好差使，如前任总统曹锟，就是因为要当这个劳什子“总统”，费尽心机，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足以为戒了！因此，段祺瑞和后来的张作霖，一个号称“执政”，一个自封“陆海军大元帅”，都强忍着不做这个“总统”了。
直系当政四年，段祺瑞蛰伏于天津，事实上却始终在连横各方面的势力，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鉴于他的号召力，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南方的孙中山都把他当成重要的拉拢对象。至直系惨败后，有关孙中山还是段祺瑞上台的争论随之而起，而张、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最终选择了段祺瑞。一方面，孙中山号称“孙大炮”，火力太猛，又被国人称为“伟人”，殊不好得罪，段祺瑞则没有孙中山那样崇高的精神象征意义；另一方面，段祺瑞的实力已经大打折扣，孙中山在南方还有国民军，故段祺瑞更好驾驭。
因此，段祺瑞虽名为“执政”，实际上与之前的黎元洪、徐世昌一样，是个傀儡罢了。其颁布法令及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何况军事。如京师的防务与治安，概由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负责。“三一八”事件后，北大校长傅斯年曾面斥鹿钟麟道：“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任教育总长时的蔡元培
到底是谁下令开枪的？说法不一。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的则说是总理贾德耀，有的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当然更多的人认定是段祺瑞。而且无论是否段祺瑞，他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是“执政”，是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并且事件就发生在他的官邸之外……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人费解：当时并不在执政府内的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并长叹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同时，即刻命令严惩凶手。之后，他又宣布道：自己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
不过他的这个表现令人生疑。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就要求对请愿学生采取严厉措施，让总统徐世昌很不以为然。即便“三一八”事件中，据说他也曾气哼哼地对卫队长官楚溪春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的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还要奖赏他们呢！这群土匪学生！”可见，他对学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够友善的。那么这次他长跪不起，必然别有原因。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大沽口炮击事件。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以与奉鲁军作战为由，铺设水雷封锁了大沽口的水道，日军遂炮击了国民军阵地。其表面情况如此，幕后情况则是苏联支持之冯玉祥与日本支持之张作霖的一次矛盾爆发。当时，苏联人已经向冯玉祥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鼓动其发动“革命”。在此外力的作用下，张作霖与冯玉祥终于“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大沽口事件，并不仅仅是日本的一次无理挑衅，同时也是20年前日俄战争的延续。炮击后，在日本的鼓动下，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提出抗议，他们手捏《辛丑条约》，要求解除对水道的封锁。这八个国家就是当初八国联军的八国，他们在中国是骄横惯了的，这次也不例外，抗议后，更轻蔑地抛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在3月18日正午之前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人民自然看不到幕后的策划者，他们只知道国民军在与日军对垒，因此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是万众一心拥护国民军而反对列强的。这次大会最终形成议决六款：
（1）电促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2）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3）请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
（4）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5）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6）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瑞却已彻底地告别政治舞台了。
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
这是一个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接着，数万学生与市民从天安门开始大游行，准备直趋执政府门前示威，或有老成者害怕政府会弹压，国民党兼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登高疾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大家素来相信李教授的为人，于是从之而去。到了执政府门前，大家齐呼口号，内容包括：要求政府驱逐八国公使并勒令八国向我道歉，要求列强驻华机关要在国民军阵亡将士出殡日下半旗谢罪，要求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直至“推翻段祺瑞”等等。当时，总理贾德耀正和总长们在府内召开例会，听到学生这些声震云天的口号，不禁面面相觑，吓得汗流浃背，最后由于谁都不敢负这个责任，匆匆作鸟兽散了。但大门口的军民对峙却越来越激烈，终于引发了惨案，连李大钊也被殴伤了头部和手部。随后躲入苏联大使馆避难，一年后被张作霖逮捕杀害。
军警有罪，但这次国民请愿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从要求“段政府驳斥八国最后通牒”，到“段祺瑞下台”，显然有一个渐趋狂热的过程，而在当日的死者中，也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最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段祺瑞执政府并未答应列强的要求。3月16日，外务部接到“最后通牒”后，经紧急磋商，于当日午夜即答复列强外交团，称“最后通牒”的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故“不能认为适当”。按《辛丑条约》，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应予以一律削平，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因此，至少到惨案发生时，段祺瑞并未苟从于列强。
在这个复杂的局势下，段祺瑞作为一个傀儡，成为了众矢之的。此后，冯玉祥通电下野。段祺瑞则长跪不起，并扬言要“终身食素”。
事实上，段祺瑞吃素并非从“三一八“开始的，他本来就信佛吃斋，不仅吃素，而且吃得很简单，主食之外，常只是一碟雪里蕻加一碟辣椒。由于其太过简单，其家人多不与他同桌共餐。不过，他早期的吃素与信佛都不彻底，并不戒荤，也绝少烧香礼佛请和尚。但是“三一八”之后却有了改观：他下野后，日渐虔诚礼佛，曾受聘为中日密教研究会的会长，亲朋故旧辐辏在侧，形成了一个信佛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以佛界人物相称，他当仁不让，自称“释迦牟尼”。他死后，也是按佛教礼仪大殓的。而在饮食方面，则果然坚决戒荤了，确有“以示忏悔”的意思。1936年夏，他因贪吃了几片西瓜导致腹泻，从此病痛不断，医生建议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而死。
就凭这一句“人可死，荤绝不能开”，再加上他当年那一幕长跪不起，他就决不是一个浪得虚名的人物。大丈夫敢作敢为，言出必践，他以这种意志力开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却未能挽回政治上的败局。他本来在暗中策划联奉反冯，却被鹿钟麟获悉。此时冯玉祥不在军中，吴佩孚大军压境并要求驱段，鹿钟麟乃决心赶段下台。4月10日，鹿钟麟发动政变，包围段宅，并发布公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
随即前任总统曹锟获释，段祺瑞乃于20日通电下野，避往东交民巷，不日又携亲信多人避往天津。直奉重新联合，鹿钟麟、张之江等冯玉祥旧部被吴佩孚唾弃，京师局势又生新变。不过，段祺
二、一元钱起家
段祺瑞不止饮食简单，在生活作风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可谓戛戛不同于流俗。他号称“六不总理”，即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他对受贿深恶痛绝，据说只有一次例外，即有一次冯玉祥送来一个巨大的南瓜，他哈哈一笑收下了。段祺瑞一生爱穿布衣长衫，邋里邋遢，自己从不在意，有点魏晋人物的通脱。他也不事产业，生活但求自给，贵为总理时，车马服饰还不如一个次长，到了晚年，更是潦草度日。他能做到这些，一方面是自制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少年时曾有过一段艰苦日子，习惯成自然。此外，他的先世曾有过两件至惨之事，对他日后冷酷坚忍的性格形成不无影响。
段家祖籍江西饶州，明末迁至湖北英山，清初又迁至安徽寿州。道光年前，段家发生了一件至惨之事：段祺瑞的曾祖父段友杰生性悭吝，仅因为妻子向穷人施舍了一碗羊肉汤，竟勃然大怒，一巴掌失手将妻子打死。当地人义愤填膺，不依不饶，段友杰自知理亏，只好搬迁到六安。
段祺瑞于1865年（同治四年）生于六安太平集祖居，由于此地离合肥很近，后来他也自称合肥人。他的祖父段佩与同乡刘铭传关系甚笃，曾一起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后来编入淮军，累官至记名总兵。1870年，段佩在合肥大陶岗买田百亩，为子弟开创了一个小康的家境。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老实厚道，但只会种田，别无他长，甚至不会抚养子女。段祺瑞从小就养在外婆家，稍长大些后，段佩将他携往江苏宿迁的任所，在军中为其延请塾师，平时常带在左右，还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亲家是宿迁一个姓吴的举人。爷爷把孙子当宝贝，外人却不这样看。当时的段祺瑞其貌不扬，还老是拖着两排鼻涕，人见人厌。段佩有个下人还骂过他，说“就你这个屌样！”可是几十年后，这下人仍是段祺瑞的下人，跟人说起此事，只能抱怨自己当年瞎了眼睛。1879年，段佩病卒于军营中，14岁的段祺瑞失去了这个靠山，扶柩归梓，开始务农。
辛亥革命后，革命军士兵在街头为百姓剪辫子
段祺瑞是长子，下面还有一妹两弟，生活甚为窘迫。段祺瑞刚回安徽时还继续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实在拮据只好辍学。他不甘心做个农民，于是回到宿迁军营，希望能借祖父的余威谋个差使。但人情如纸，只能充当杂役而已，后来混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安徽。1882年，他决心去威海投奔在军中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但车马川资全无所出，于是仅带了一元银洋，步行两千余里，跋涉到了威海。段从德安排他在营中做司书，从此开始了佩剑戎装的生涯。后来，他常对子女讲起这段艰难往事，不无得意地自称“一元钱起家”。
但是他到威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父亲段从文思念儿子，分别一年后赶到威海看望，在返回合肥路上，行至离家只有二三十里的西七里塘时，被一个攀谈同行者乘夜幕降临时杀害，年仅38岁。想是段祺瑞给父亲带了许多盘缠，对方见此而起盗心，因此，儿子的孝顺反而成了父亲的死因。噩耗传到威海，他想请假奔丧，未获批准，只得致函合肥知县，请求缉凶。不久案破，凶手被正法，但是母亲范氏竟因哀恸过度而死，祸不单行，实在是人生一大惨事！段祺瑞这次获准回家奔丧，开始正式挑起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一年他才18岁，命运的无情使他拥有了一份过早的成熟，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先人两次遭遇至惨之事，才有福荫庇佑着他成为一代人杰。
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了武备学堂，拟从淮军士官兵弁中选拔生员。段祺瑞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一考而中，成为第一期预备生，分入炮兵科。天津武备学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立学理念，不仅有西式的兵法、地利、军器、炮法、算法、测绘等课程，也有传统的经史教育，段祺瑞一生的业务基础和礼仪修养正是奠基于此。有一次，学堂购自德国的一门管退炮的瞄准器坏了，无人会修，最终是段祺瑞解决了这个难题，还画出了图纸，他因此受到了校方的重视。1887年，他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被分派往旅顺口监修炮台。次年，朝廷选派人才赴德国留学，经严格考核后，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与其余四名入选者以官费留学于柏林军校。
他们在德国被视为另类，尤其是那条辫子常遭到嘲笑和攻击，他们自己看来也觉不堪入目。但清廷对剃头蓄辫的严格规定，所谓“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可谓200余年死不改悔。段祺瑞生性刚烈，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讥笑，乃决定剪辫。同学劝道：“你以官费留学，不禀告朝廷便剪去辫子，一旦朝廷知悉，断绝你的学费，你求学不成还是小事，只怕便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听后才觉害怕，但又不愿就此放弃，于是竟致电朝廷军机处，请求剪辫，结果自然是遭致一顿痛斥。剪辫本不是大事，如后来辜鸿铭曾有“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这样精辟的总结，但从剪辫一事可以看出段祺瑞对清朝的感情淡薄，比之徐世昌、冯国璋、张勋等人都不可作同日语，这也是他日后所以能三造共和的一大心理因素。
任清军第二军总统时的段祺瑞
所幸朝廷并未以一眚而妨大德，他们五个人在柏林军校攻读一年半后，段祺瑞被保送到克虏伯炮厂实习半年，其余四人先期回国。克虏伯炮厂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工厂，他在这里浸濡熏陶，业务知识自然大增，后来他在小站练兵时一直主持炮兵方面，正是肇因于此。而他这两年留学生涯，其成色之足，非后世那些自费官费、留日留美的学生可比。从某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是我国早期留学生中的佼佼者。
当时，朝廷的用人机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埋没人才的现象比比皆是，但也不乏畀以重任的例子。比如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时，只能做一个普通译书人员；而同在英国留学的伊藤博文回到日本时，却被政界吸收，不久成为日本首相。而吴禄贞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却也能被委任军中要职，几年后便官拜山西巡抚。段祺瑞于1890年学成回国时，满心以为会大展才华，不料却被搁置为闲职，一开始任职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