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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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次府院之争的要害，其实在于施政理念。段祺瑞秉持的是袁世凯的政治立场，以西南为叛逆，要以武力统一全国，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限的；而冯国璋的立场与黎元洪类似，与西南暗通消息，要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由此可见他对袁世凯的反对是较为坚决的。由于西南方面一直对黎元洪持支持和同情态度，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废除约法的行为从失望而至于愤恨，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也就贯彻得尤为坚决。而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频频示好于冯国璋，冯国璋因此认为西南可以和平争取，而惟有南北统一，他的总统才更有含金量，而战争则会破坏这一切。至于那些参加天津会议的督军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冯国璋而支持段祺瑞，乃是出于军阀的劣根性。因为惟有借战争的机会，他们才可以扩展财源和扩充地盘，而在和平的环境下，他们将没有用武之地。
湖南立宪派领导人谭延辏�
袁世凯的托孤之臣是徐世昌和段祺瑞，却未及冯国璋，这对段、冯二人日后的政治路线不无影响。段祺瑞感念旧主之托孤，故坚持旧主的政治路线；冯国璋未入托孤之列，难免心生怨怼，故在反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次府院之争应了张国淦的预言，冯国璋自恃为实力派，对段祺瑞毫不客气。冯、段二人袍泽深厚，本来常在一起棋牌娱乐，但自从冯做了总统，一切就大有不同。试想，以黎元洪之温柔敦厚，都被段的飞扬跋扈惹得火冒三丈，何况冯国璋呢！一些小的事情，因有前车之鉴，还可各退一步，但遇到一些原则性的大事，那便毫无退让的空间了。黎元洪没有一兵一卒，段祺瑞与他只是意气之争，可谓气结胸臆；冯国璋则控制着大半条长江，段祺瑞不能不投鼠忌器，可说是痛在心扉。
冯、段交恶的最关键一事是傅良佐督湘。当时的湖南地处南北交锋的前线，湖南人不胜其烦，湖南省长谭延辏撕耪俜⑵鹆恕跋嫒酥蜗妗钡脑硕Ｍ苁敌凶员！６戊魅鹑匆灰庖淞ν骋唬鲜鞘坠ブ兀虼伺汕簿鲁す偈潜匾摹Ｋ院先俗龀龅奈┮蝗貌绞侨煤先烁盗甲羧魏隙骄赞揶怼跋嫒酥蜗妗薄５率瞪希盗甲粽飧龊先舜有≡诒狈交疃讶薅嗌俸先说暮奂＃先舜蠖嘁膊恢浪呛先耍灰邓募壑等∠蚴峭耆粲诒毖笙档摹Ｒ虼耍盗甲舳较嬉皇录て鹆撕先嗣竦那苛曳纯埂�
对于冯国璋而言，傅良佐督湘一事令他大丢颜面。因为他和广西陆荣廷是结拜兄弟，他曾向陆承诺过，湖南决不另派督军。结果段祺瑞丝毫不给他面子，让他在义兄的质问下抬不起头来。结果还得陆荣廷自己来解决问题，他暗中鼓动湖南将领林修海、刘建藩分别在衡阳和零陵宣布自立。冯国璋马上策应之，鼓动北洋将领王汝贤、范国璋阵前倒戈，通电要求停战撤兵，傅良佐不能控制局面，乃仓惶北逃。此事搞得舆论沸腾，段祺瑞迫于压力宣布下野，冯国璋似乎赢得了府院之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段祺瑞是在以退为进。当冯国璋以为府院之争结束，开始为南北和谈做努力时，段祺瑞发动了对和谈不满的督军团在天津开会，喊出“北洋团结”的动人口号，阻挠南北和谈，事实上也进行着驱冯运动。他有通电声称：
……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同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底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今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久荷诸君子深知，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决计远引，已于昨日呈中乞休，既非负气而去，又非畏难苟安，大势所趋，宜观久远，倘能达我愚诚，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
电文中不仅充满了狭隘的正统观念，也洋溢着偏狭的南北地域之见。器宇不宽，是段祺瑞最大的问题。他身为中国总理，却口口声声“北方”、“南方”，怎能不令天下人耻笑？
冯、段终由貌合神离而至公然决裂。1918年元月，冯国璋意识到自己在京城的危险处境，乃使出金蝉脱壳之计，突然约见段祺瑞，声称自己也认为南方的态度恶劣，应该以武力讨伐。段祺瑞正愕然时，冯国璋更表示要亲自南巡，以激励北洋士气。然而，冯国璋托名“南征”，登上的却是往南京方向的列车，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忙令倪嗣冲在蚌埠阻截。结果，冯国璋垂头丧气被截回北京，做了段祺瑞的政治俘虏，从此自暴自弃，成了一个比黎元洪更窝囊的“盖印机器”。第二次府院之争，又以段祺瑞的胜利而收场！
1924年身着戎装的段祺瑞
第一次府院之争，段祺瑞胜利，并签署了对德宣战令，由于德国战败，客观上为段祺瑞争得了不少印象分，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第二次府院之争，天津会议喊出的“北洋团结”口号，实际上是一个内战的动员，在这可耻的内战中，北洋各系的山头主义迅速滋长，以曹锟为首的新直系迅速崛起，并轻松击败段祺瑞的皖系，也结束了段祺瑞在中央的优势地位。
五、“军阀祸国”
段祺瑞虽然赢得了第二次府院之争，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天津会议上，督军团口口声声“北洋团结”，实际上却各怀心事。不久，冯国璋的直系遭到严重打击，冯本人被禁止出京，其心腹爱将李纯暴死。但是，段祺瑞的皖系并未因此而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曹锟坐镇保定，在吴佩孚的协助之下异军突起，成为一支足以抗衡皖系的力量，时人称之为“新直系”。在天津会议上，曹锟就已经唱了主角，要知道这种军阀会议，自然是以实力说话的。除曹锟外，关外张作霖的奉系也毛爪渐丰，虎视中原。可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激起了北洋诸将竞逐武力，使北洋进一步分裂，也为他自己种下了祸根。
冯国璋虽然暂时失败，心理上却没有放弃，一度想竞选下一届总统，但段祺瑞已决不容许他死灰复燃。1918年9月4日，在国会的总统选举中，与会436人，徐世昌得425票当选新总统，余者段祺瑞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1票，冯国璋一票也无。此国会号称“安福国会”，显然冯国璋是被挤下台的。冯当初以副总统接任总统，本来就不够完美，如今偏偏还要举行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交接仪式，实在欲哭无泪。要知之前的三位总统，孙中山是让位，袁世凯是暴死，黎元洪是流亡，都未有过正式的总统交接仪式，偏偏冯国璋赶上了。他本是一个政治俘虏，心有戚戚焉，如今当众献丑，体味着世态炎凉，确是戚戚惨惨，因此他发表的退位文告中有“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之语。段祺瑞为持公平，也为了宽慰这位老朋友，乃同时宣布下野。按国际成例，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一般来说，总统换了，总理也应随之换届的。因此，第二次府院之争对段祺瑞而言还有一大负面影响，即失去国务总理这一要职。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在政治上失去了有利位置。
徐世昌为宽慰段祺瑞，特任命他为参战督办，次年改称边防督办，负责组织编练西北边防军。他遂以“参战”和“边防”的名义，向日本大举外债，购买军械，加紧操练兵马，准备继续贯彻自己的武力统一政策。
然而府院之争虽已结束，其动因却依然存在。作为总统，徐世昌和黎元洪、冯国璋一样，希望和平统一，对国会顶礼膜拜。因为，惟有和平统一，总统才是完整的总统；而恢复国会，再通过法定的程序赢得选举，总统才符合民国的法律精神。段祺瑞则不这样想，一方面他是袁世凯的托孤之臣，要继承袁的遗志，以西南方面为叛逆；另一方面，他是北洋军的创业元勋，对北洋军有极强的自信，认为南方的军力不值一哂。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北洋内部的不团结，因此，他编练新式的边防军，目的不仅在于西南方面，也在于北洋内部的异己分子。
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开始自动裂变，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甚或平日的交好程度，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段祺瑞和冯国璋素来在北洋系内有较高威望，在他俩的周围分别形成了皖系和直系，这也是最早形成的两个北洋派系。皖、直云云，是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籍贯，而其麾下的将领则未必如此。不久，张作霖在东北崛起，被称作奉系。皖、直、奉三系以及其他一些较独立的小军阀占据了除西南五省之外的大半个中国。
五四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在街头演讲
冯国璋为了殉“和平混一”的道义，在政治上一败涂地，最后只剩下了长江三督权充羽翼，安徽倪嗣冲、山东张怀芝、福建李厚基、陕西陈树藩、甘肃张广建、浙江卢永祥、湖南张敬尧等均完全倒向段祺瑞，直隶曹锟等也一度反冯而从段。但是，冯国璋对曹锟并未深责，他以直隶同乡的名义与之接纳，不久，曹锟对段祺瑞的态度即突然转恶。曹锟之所以与段祺瑞为敌有三个原因：一是曹锟驻节保定，离北京太近，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二是曹锟的力量已足够对抗段祺瑞；三是曹锟身边那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吴佩孚，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直皖战争爆发前，曹锟这个老好人还一度想避免战争，可吴佩孚非打不可，他也莫可奈何！
段祺瑞对日大举外债，使全国人民愤怒不已。当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屈辱消息接踵而至，又无不与日本相关，因此五四运动将亲日的政府视为众矢之的。段祺瑞十分厌恶此类学生运动，主张严办。徐世昌则对学生的表现表示理解，对段祺瑞主张严办的请示采取了“拖”字诀，且支持外交代表团不在和约上签字。在政治上，段祺瑞又输了一笔。
他主张严办学生，话说得轻松。但是吴佩孚在湖南发出的通电，在他听来，却比学生的呐喊可怕多了。吴佩孚不仅是北洋系军事上的后起之秀，就政治上的清醒和开明程度而言，也在北洋一枝独秀。他的学历不过是个不入流的秀才，以及武备学堂测量科的普通学兵，乍闻学生请愿，却能热血沸腾。他不仅大力搭救被捕学生，还义无反顾地给徐树铮等人拍电报，痛斥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他的电报越拍越多，也一次比一次激烈，不仅就事论事，还不惜抛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敦促南北和谈等。一时之间，国人视吴佩孚为民族救星，而在段祺瑞看来，吴却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吴佩孚的电报完全站在国家和人民的高度，与当时督军团的军人干政电报，正好黑白分明，高下立见。这些文字一方面宣告了一个英雄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北洋人物的虚弱。虽然吴佩孚当时只是湖南前线的一个师长，却气宇轩昂，仿佛立于高山之上；段祺瑞虽然贵为全国公认的最大实力派，却吞声语塞，仿佛堕于深谷之中。吴佩孚能以气驭文，其通电一登报端，马上洛阳纸贵传遍天下。他敢于直接唾骂王揖唐、龚心湛、徐树铮，敢于不避嫌疑地跟敌营的谭延辏А⑻泛泼鳌⒛傩禄嵯喂猜睿罱蕴煜氯讼肼疃桓衣睿鼋蕴煜氯讼胱龆桓易觯虼思幢阍谖逅氖逼冢纳阋簿霾辉诔露佬恪⒑实任幕硕惹隆�
段祺瑞的政治资本被吴佩孚骂掉许多，但他却不敢将吴佩孚如何，首先，吴佩孚身处前线，若激怒了他，只怕他会开关延敌；其次，吴佩孚和曹锟不分彼此，而曹锟近在肘腋，在天津的冯国璋与曹锟也暗通消息；最后，段祺瑞自己的左膀右臂靳云鹏和徐树铮之间有矛盾，徐树铮要惩罚吴佩孚，而靳云鹏却抛出“软化曹吴”的主张。因此，段祺瑞这样一个声色俱厉之人，却不得不对吴佩孚这个无名小辈忍气吞声，先是让靳云鹏取代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又一度想用湖南督军的职位来贿赂吴佩孚。不过话说回来，吴佩孚还是给他了三分薄面，毕竟没有骂到他本人！
可是，倪嗣冲、张树元等仍强烈要求惩罚吴佩孚，他正在犹疑之间，不料吴佩孚竟然主动示好，拍电报恭贺靳云鹏荣任总理，于是大家在面子上扯平了。他知道嘴上功夫不算什么，要紧的还是实力，因此更加抓紧编练他的边防军。遑知吴佩孚也不复作口舌之争，而是直接要求撤防班师，北上抗日，仿佛知道了他的用意。吴佩孚一再要求撤防，都被中央拒绝。段祺瑞知道吴佩孚是名将之具，在前线足以御敌，回北方则必然给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任凭吴佩孚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请，他只管来个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吴佩孚终于忍无可忍，乃主动撤起防来，他的军队唱着他那富有民族主义精神的《满江红·登蓬莱阁歌》，一路过长沙、武汉、郑州而回到保定，段祺瑞在路上设置的人马无人敢撄其锋。曹锟和吴佩孚会合后，先是占据京汉铁路各据点，又虎视眈眈，大有直噬京师之意。段祺瑞大惊，忙召远在外蒙库伦的徐树铮返京。
1920年6月，徐树铮回到北京，段祺瑞心中为之一宽，乃电召直隶、奉天、江苏三省督军进京开会，这也正是最令他忌惮的三个地方实力派。直隶曹锟当然不会身入虎穴，江苏李纯则托言生病告假，只有奉天张作霖来了。张作霖不仅来了，还慨然以鲁仲连自居，他提出的调停手段是：一、取消中日《军事协定》；二、免去徐树铮的筹边使；三、靳云鹏辞职。段祺瑞原则上同意了，张作霖便拍着胸脯保证道：“这样的话仲珊（曹锟）若还不想来，我就亲自去保定请他。”但是段祺瑞的性格缺陷随即暴露，他终究按捺不住对吴佩孚的怒火。当张作霖从保定返京后，段祺瑞突然提出“吴佩孚和徐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并要以擅离防守的罪名，褫夺吴佩孚的中将衔。张作霖自认为被段祺瑞玩弄，乃大怒而去，决心与曹锟合作。
当时的局势已如箭在弦上，双方压抑数月的口舌之争终于又爆发出来。段祺瑞悍然下令捉拿吴佩孚进京，着曹锟革职留任，并大肆表其三造共和与参战胜利之功。吴佩孚则不复指桑骂槐，毫不客气地痛斥段祺瑞为汉奸。通电原文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