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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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张氏帅府
但张作霖是个桀骜不驯之人，他驻扎京师，仍不辞反客为主地继续劫掠段祺瑞的军火。段祺瑞的财政本来就紧张，为此只好向日本举债，军火也多购自日本，以膺南征之用，如今张作霖兵未渡河，军火却一劫再劫，实在太过跋扈。徐树铮遂在汉口成立奉军前敌指挥部，将入关奉军的六个混成旅全部调到湖南战场上，准备与南方开战。张作霖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做炮灰，便将三个奉军师长孙烈臣、汲金纯、吴俊升从前线调回，并要求撤回被推上前线的奉军。张作霖之别有用心，已是昭然若揭，徐树铮对此十分不满，却无可奈何，于是段、张之间矛盾形成。
张作霖查出徐树铮把从中央代领之奉军军费500多万元的大部分，用于编练皖系的参战军和组织安福国会的选举，发到奉军手上的只剩180万元。他盛怒之下，遂免去了徐树铮的奉军副总司令职务，且要求段祺瑞发还欠款。段祺瑞虽认为张作霖劫扣军火无礼在先，却不敢激怒他，只好答应清欠。然中央财政状况不佳，无钱可付，只好从徐树铮新编练成的5个混成旅中，拨出3个移交给张作霖。徐树铮是军事人才，于训练军队颇有成效，故张作霖的军力则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不过，徐树铮对此耿耿于怀，对张作霖暗起杀机。
张作霖的第一次挥师入关虽然短暂，但新的机会转瞬即至。段祺瑞不断的对日举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屈辱外交，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浪潮，就连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反对的声音。北洋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在湖南前线连续发出通电，谴责段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亡国政策。吴佩孚虽只是个师长，却是北洋军在前线的中流砥柱，也是曹锟新直系的中坚人物，段祺瑞对他不敢稍假辞色，只能在暗地里布置兵力，以防其倒戈。而曹锟早已联络了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河南赵倜，以及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等七督，召开联盟会议，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指桑骂槐，虚指徐树铮，实为段祺瑞。吴佩孚则不待中央命令，擅自从湖南前线撤防北上，在保定与曹锟会师。此时，张作霖也挥师入关，声称拱卫京师，与直系一起，对皖系形成夹击之势。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驻节库伦，闻讯赶回北京，积极准备应战。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能和平解决，遂希望张作霖从中调停。徐世昌对张作霖有雨润之恩，当年委任张为巡防营统领，让张从绿林人物成为朝廷的高级将领，不久前又任命张为东三省巡阅使，因此，张作霖愿作鲁仲连，很大程度是承徐世昌之请。张作霖在北京和保定、段祺瑞和曹锟之间数次游走，好话说尽，终使徐世昌得以顺利发布撤免徐树铮西北巡边使的命令。当时的军事形势对皖系不利，若皖系能接受这个调停结果，虽暂时损失徐树铮之西北，却保住了段祺瑞的总理位置，并不是不能接受。不料段祺瑞尚未置可否，徐树铮已将张作霖骗至团河赴鸿门宴，准备于席间杀之。然张作霖甚是机敏，他看出对方表情有异，借口出恭而逃走。徐树铮忙令廊坊驻军截车搜捕之，但张作霖已连夜乘货车赴津，遂免此难。徐树铮闻讯，顿足长叹道：“大势去矣。”徐树铮拟于席间杀张时，才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段祺瑞，段祺瑞为之犹豫万分，张作霖因此看出端倪，才逃出生天的。回头再看，若徐树铮果能杀死张作霖，奉军多半大乱，而直奉夹击之势也将瓦解，故此招虽险，却是上策。如今，张作霖既然得免此难，便决意与段祺瑞决裂，决心助直讨皖了。
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远不如徐树铮，徐树铮已高呼“大势去矣”，段却对两面作战极具自信。他干脆逼迫徐世昌下令严惩曹锟和吴佩孚，积极调兵遣将，自任总司令。这些举措实际上便是向直系宣战了，而当时的内战，先发动者必不得人心，因此此战未开，段祺瑞已棋输一招了。
反观直系方面，吴佩孚本已严装待发，却还要慢条斯理地发表几篇冠冕堂皇的奇文，将段政府批得体无完肤，得到全国上下的鼓掌称妙。张作霖学习能力极强，也如法炮制了几篇洋洋洒洒的妙文，接着便令张作相率二十七师入关，大军7万余集结于军粮城附近，令皖军未战而股栗。
1920年7月10日，段祺瑞下达总进攻令，直皖战争开始。最初，皖军尚打了几个小胜仗，不料这是直军的疑兵之计。16日夜的大雨之中，吴佩孚出奇兵，直扑松林店的皖系前敌总司令部，诱擒其总司令曲同丰。翌日，曲同丰被押送保定，在光园向曹锟献刀投降，并通电奉劝策反皖军，皖军的军心遂为瓦解。而与奉军正面交锋的是徐树铮的东路军，徐树铮自知不敌，弃军而逃，皖军遂致完败。
直皖战争的结果是，段祺瑞下野，皖系瓦解，直、奉共同进入北京。然直系鄙夷奉系渔人得利，且不忿奉军四处抢夺军械，双方矛盾顿生。不久，双方又在安徽、江苏等省的督军人选问题上争执不下，矛盾日益加剧。为解决矛盾，徐世昌命总理靳云鹏召集曹锟、张作霖以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在天津召开了一个高峰会议，时称“四巨头会”。但会上唇枪舌剑，摔杯打盏，终未达成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在利益的争夺中，直系总是占据上风，令奉系十分不满，无奈之下，徐世昌只好任命张作霖为蒙藏经略使，以勘平蒙古之乱，并对热河、绥远、察哈尔各特区之防务亦有全权。张作霖满载而去，然他对外蒙不如徐树铮那样热心，惟对热、绥、察三区极为热衷，他的势力范围于是进一步扩大。
但张作霖野心极大，欲壑难填，他与直系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稍为缓解，双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国务总理的人选问题上。靳云鹏总理是张作霖的亲家，但他为了表示公平，反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偏向直系，久而久之，各派对靳云鹏都失去了信任，他只好辞职。张作霖遂推荐梁士诒组阁，吴佩孚虽不满意，但当时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梁士诒则素有“财神”之称，又许诺上台后会优先解决直系的欠饷问题，吴佩孚也就默许了。不料梁士诒上台后，对财政问题一筹莫展，许诺给直系的300万元欠饷也毫无着落，曹、吴对此十分不满，加之梁士诒是张作霖举荐的，又有亲日的嫌疑，曹、吴便决心要倒梁了。吴佩孚仍然发挥他善于文战的本色，通电痛斥梁士诒亲日卖国，事实上梁士诒与日本的接洽尚无实际进展，但国人宁信其有，形成了举国讨梁的声浪，上海还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游行。吴佩孚且在骂电中含沙射影，指向幕后的张作霖，气得张作霖拍案而起，反唇相讥，二人一个骂梁，一个护梁，针锋相对，文采斐然，令时人叹为观止。不过吴佩孚文章自拟，而张作霖都须文案捉刀而已。
梁士诒最终挂冠而去，令张作霖十分愤怒，但他自知非直系对手，尚须韬光养晦，以待时日，故令张景惠撤回驻关内的奉军，双方的矛盾有所缓和。但不久后，他和段祺瑞、孙中山达成同盟，胆气为之一壮，遂又大量调动奉军入关。这一去一来，引得吴佩孚十分恼怒，遂决定对奉一战。曹锟当时已与张作霖结为亲家，本不愿妄动干戈，但他对吴佩孚言听计从，也就只好委屈自己了。不料曹锟的兄弟曹锐等人出于对吴佩孚的不满，对奉军的步步进逼竟步步退让，直至让出天津。
战争于1922年4月28日打响，史称“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在战争的人事部署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派邹芬的第16师驰援梁朝栋旅，但该师原是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如今两兵相接，倒戈者比比皆是，加之直军破天荒地出动了飞机，将奉系炸得人仰马翻，西线奉军遂败。牵一发而动全身，西线奉军败绩后，东线也渐不能支。5月4日，张作霖下达了总退却令，自己逃往滦州，不久又下令全部退出山海关。吴佩孚虽想收并东北，但自忖无此实力，加之孙中山已开始北伐，只好作罢。但是此役与直皖战争，都足以证明吴佩孚的军事天才，他了解战争的全局性，因此其准备期可长达一年，热战却不过几天，此即闪电战之精髓。而这一点，是张作霖所不及的。
但张作霖有自己的长处。这次战败后，徐世昌即在直系的胁迫下，下令免去他的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等职，且改任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以离间奉系内部。但奉系是张作霖的奉系，冯德麟已退出江湖，吴俊升等人则完全以张作霖马首是瞻。直系此举，反倒激怒了张作霖，不久他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在关外励精图治。
吴佩孚为防张作霖坐大，联络了东北的失意军人高士傧、卢永贵等，准备从内部策反奉系。高、卢的军队组织纪律性有限，结果被张作霖派张宗昌轻易地击败，高、卢还赔上了项上人头。张宗昌因懂俄语，还顺便收编了一支白俄武装。这些白俄军人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入中国的，装备精良，且具有军工知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奉系拥有了中国最早的铁甲车炮兵，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
高、卢死后，吴佩孚策反奉系的计策作古，张作霖在站稳脚跟后，却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他对奉军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他做如此调整，是基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新旧派将领的表现大相径庭，例如，若非杨宇霆富有应变能力，抓紧时间在滦河架起浮桥，则奉军就有可能被歼灭在滦河边上。旧派将领如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他在绿林中的兄弟，可以生死与共，却未必是打天下的材料，这好比周勃、樊哙，不能与韩信相提并论一样。在与直系的战争中，旧派诸将的军队溃不成军，且军纪很差，这些都对张作霖的触动很大。因此，他不仅要重用新派，且要申明军纪，此外，还广揽军事人才，明确提拔制度，创办军事学校，建设兵工厂，引入新式武器，建设海军，甚至组建空军，誓要把奉军建设为一支国内无敌的武装。他请书法名家在心爱的折扇上写了“勿忘吴耻”四字，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耻。“吴耻”二字一语双关，既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又明指被吴佩孚击败的耻辱。
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吴佩孚
奉系空、海两军的建设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过程，即便是1926年“吴耻”已雪后，其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其全盛时期，海军的舰只吨位占全国的四分之三，空军则拥有飞机近300架，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为奉系的历次作战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除军事外，他在财政、教育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改革。财政方面，他重用王永江，撤换贪官污吏，整顿税收，收回利权，协调官民经营，如此不出数年，奉系即还清外债，且有相当节余。教育方面，他派王永江、张学良等人多方筹措，创办了东北大学，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罗文干、黄侃、章士钊、梁思成、林徽因、曹靖华、刘仙洲等都曾任教于此。
王永江可说是张作霖麾下的第一能吏，他主持奉天行政的几年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财政盈余充沛，商民两利。王永江希望用财政盈余广兴百业，保境安民，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但张作霖不听，他要用这充沛的财政支持杀出关去，一雪前耻。
他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对手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23年，曹锟不顾吴佩孚的反对，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并通过贿选当上了大总统。贿选完全蔑视民意，将刚刚部分恢复的国会摧残至万劫不复，使直系成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张作霖与孙中山、段祺瑞的三角同盟更加巩固，一为声讨直系，二为对抗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然而，张作霖在关外，孙中山在广州，段祺瑞的势力仅余东南一带，对独霸中原的直系还不足以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仅有这个三角同盟还不够。此时，直系内部已分化为津、洛两派，津为曹锐等亲贵，洛为吴佩孚，他们之间争斗不休，而除了这两派外，负责京师卫戍的冯玉祥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冯玉祥本来被吴佩孚保举为河南督军，然因专横妄杀被吴佩孚所痛恨，在曹锟的庇佑下始免一死，因而与吴佩孚矛盾很深。张作霖便专力在冯玉祥身上下功夫，两人一拍即合。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次战争比第一次直奉战争波及范围更大，浙江卢永祥与江苏齐燮元之间之江浙战争也应是此战的一个部分。卢永祥本属皖系，在直皖战争后日益倒向奉系，成为奉系安排在南方的一支奇兵。卢永祥对上海的控制，以及他持续的招兵买马，引起了江苏等省的妒忌和猜疑，遂致爆发江浙战争。此役9月3日开始，13日结束，卢永祥敌不住苏、皖、赣、闽四省的围攻，兵败后逃亡日本，不久又辗转到了奉天。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张作霖即下达动员令，组建了镇威军，决定讨伐曹、吴。15日，奉军开始向山海关移动。此时的奉军虽说兵强马壮，然较直军少数万人，且吴佩孚一直在洛阳练兵，也未曾懈怠，因此论实力双方旗鼓相当。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其军事部署并无大错，只是后来两件意想不到之事，将作战计划完全破坏而已。一是他本来安排海军，拟偷袭辽东半岛，以包抄奉军后路，不料战争中海军司令温树德按兵不动；二是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曹锟。这两件事使直军迅速瓦解，吴佩孚仓惶浮槎南逃。事实上，当冯玉祥倒戈之际，直军在吴佩孚亲临前线的感召下，已经声势大振，战局即将逆转。因此，张作霖此役之胜，计首功的是冯玉祥。
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奉系进入北京，与冯玉祥共掌中央，重演一出一山二虎的好戏。
四、四民主义
张作霖一向敌视革命党人，甚至因此仇视南方人，但他却称孙中山为“我的老友”，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孙中山是民国的开国总统，是名震中外的革命家，又甘于让贤给袁世凯，口口声声“天下为公”，论其品德之馨，声望之高，举国无人可匹，自然不是张榕、蓝天蔚之流所可比拟。张作霖是个绿林豪杰，受戏曲评书中忠奸之辨的影响很深，在他心目中，“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是奸臣，那么，揖让天下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宁教天下人负我，不教我负天下人”的刘备！
其次，张、孙建立关系，孙居主动。孙中山的革命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袁世凯窃国后，他先是组织了党魁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到了护国运动时期，又与南方军阀互相援引。但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实力对比仍然悬殊，他很自然地认识到，对北方军阀有分化的必要，因此，他对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情有独钟。早在1919年，他就已经定下了联络张作霖的计划，次年即派奉天人宁武前往游说，结果张作霖也有意向，乃派张亚东回拜孙中山。
张作霖见宁武的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可见他对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