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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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成为朝鲜局势的转折点，也是一个内乱招致外侮的典型。按照1885年《天津条约》，中日两国出兵朝鲜，应互相照会。为镇压起义，中日两国军队同时登陆，党徒望风而靡，然日军就此驻扎不去。袁世凯曾亲访日本公使大鸟，道出利害关系，奉劝日本撤军，但日人不允。这便是他在朝鲜的最后努力，不久中日战争爆发。
日军屯驻朝鲜，中国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袁世凯的处境十分危险。东学党等势力都对他相当敌视，大院君也欲报当年被劫之仇，至于日本则素来险恶，虽恨他入骨，却希望假朝鲜人之手杀之。但日军别有用心地架大炮瞄准袁世凯的使署，以让朝鲜人看中国的笑话。
袁世凯困于使署内，当时朝鲜已在日军的逼迫下自承为独立国，他于是致电北洋大臣，剀切道：“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朝鲜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经过多次申请后，清廷宣布鉴于朝鲜已自承独立，故召袁世凯回国，并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
1894年6月15日，袁世凯黯然回国。六天后，日军即掳去高宗，拥大院君主政。又过两日，宣布不再进贡中国。不久，更请日军代为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甲午战争于是爆发。战争很快结束，中国战败，朝鲜也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东方文明的宗藩关系消失了，但中国和朝鲜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清朝在外交的愚蠢也是失去朝鲜的一大原因。首先，太拘泥于天朝上国的公允持平。本来，大院君是亲华的，清廷却要劫持和软禁他，让亲日的明成皇后得势；等到明成皇后倾向中国了，却又将一个充满仇恨的大院君放了回去。委实莫名其妙！其次，李鸿章等人的外交思想十分奇怪。有人说他劳苦功高，他也确实面面俱到，但他浑俗和光过甚，处处避让，以求太平，实际上使国家蒙受了惨痛的损失。中法战争虽是中国战胜，中国却须向法国赔款，实在荒谬之极！对琉球和朝鲜也是一样。日军侵入琉球时，清廷竟不闻不问，表示事不关己，结果不仅使日本轻易吞并琉球，且使其认为对朝鲜和台湾也可如此。果然，1875年，日本军舰进入江华湾，次年与朝鲜订立《江华条约》，明确了朝鲜乃自主之邦，中国竟未加干涉。先此，日本人向清廷交涉朝鲜事宜，清廷总是表示不便过问，遂助长了日本的气焰。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清廷又自低身份，自认朝鲜不是自己的属国，而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些荒唐的外交片段，不仅是清廷官僚的眼界狭窄及惰性使然，也与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思路有关。“以夷制夷”本是针对西方列强的，对朝鲜及日本有无可行性值得商榷。
因此，袁世凯在朝鲜的失败，并非他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中国的失败，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于他个人的名声丝毫无损。不过，他那“一口吞尽胡天骄”的伟大抱负却遭遇了严重挫折。与这个伟大抱负相比，他从朝鲜归来时，收获实在不算多，综览一看，大约有三：一是能力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尤其是练兵的能力。二是得到了一个得力助手唐绍仪。他与唐在朝鲜一见如故，而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对袁日后的外事工作不无裨益。三是得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如夫人。他因有功于朝鲜王室，被赐婚王室外戚之女金氏。金氏以为自己会做正室，不想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只好做姨太太。中国人守礼极严，比如秦香莲见了公主，都要说：“我为大来你为小，你该给我行礼！”更有甚的是，中国的姨太太是按年龄排位次的，金氏带来的两个陪嫁丫头也做了袁的妾，按年龄排下来，其中一个做了二姨太，金氏遂只能做三姨太。她为此悒郁终身，一个16岁的小姑娘，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娘家人，委实是够可怜的。好在，她还生了一个名士儿子，即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傅侗并称“四公子”，雅号“寒云”的便是。
袁世凯在朝鲜的事业十分悲壮，他想鲁阳挥戈，却偏回天无力。班超投笔时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袁世凯少年时候的感慨，想必也由此学来。但班超正当其时，他却生不逢时，因此，在能力上相似的两个人，结果却如此的不同。或许，他不应离开朝鲜，而应马革裹尸而还，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万古流芳的英雄！
四、袁家军
甲午惨败使清廷痛定思痛，始有编练新军之议。当时的高级将领多成名于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内战中，仍持冷兵器时代的军事理念；朝廷虽曾选派段祺瑞等青年军官赴德国学习军事，但他们都没有编练新军的实践经验。故当时的满朝文武中，练兵人选其实只有一个，即曾为朝鲜编练“镇抚军”的袁世凯。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是朝廷的要差，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名有名，因此也是一个美差。袁世凯虽是众望所归，自己也跃跃欲试，但仍须有人推荐。由于甲午战败使李鸿章声名狼藉，影响力也大大下降，袁世凯便只有寻找别的后盾。他先是对盛宣怀、胡燏棻等人大谈其朝鲜的经历，并推销自己的练兵思想。又频频致电刘坤一，提议改革军队。此外，他对朝野各种势力展开公关，不久，从皇族贵戚到南北清流，都与他打成一片。
北派清流有张之洞、张佩纶等，由李鸿藻执其牛耳；南派清流有黄体芳、陈宝琛、吴大澂、王仁堪、邓承修等，以翁同龢为领袖。袁世凯由徐世昌引见，拜在李鸿藻门下；又通过吴大澂的关系，与翁同龢声气相通。获得清流派的支持后，又通过阮忠枢的关系得与李莲英通款，复通过李的关系进身荣禄。荣禄为人，见识有限，且好恭维，爱金钱，是很容易被争取的。
首先举荐袁世凯的是李鸿藻，荣禄强烈附议。而袁世凯后来每向人云及此事时，必对李鸿藻感激不已，而刻意淡化荣禄的作用。因为若表现得与荣禄过于亲密，则容易被人视为满人的奴才；而与李鸿藻交好，则可获得清流的名声。这便是政客的皮里阳秋。事实上，清流徒具清名，对他来说是不关痛痒的；与荣禄深相接纳，才是他今后十年之内飞黄腾达的关键所在。
清兵在甲午战争中暴露的问题极多，至为可叹之处是，各军竟然都不习枪炮之用。或有运来的快炮，却因没有配套的运输设备和炮膛油，往往稍用几次就哑了，且运不走，只好留给日军。再如士兵用枪，大多为托平乱打，不瞄准星，显然是疏于训练的结果。可见，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有所谓的“同治中兴”，海军方面颇有起色，然在陆军方面并无实质进展。若非甲午一战，清朝还不知要得过且过多久呢！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必要性看得十分清楚，在上呈李鸿藻的公牍中，他写道：
（甲午之战）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纷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靡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将以下均匀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升阶。数年成业，即检派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袁世凯北洋军校场
不日他被召陛见，上述这套练兵之法得到了光绪的称许。不久，各亲王、军机大臣正式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其奏云：
中国自粤、捻削凭以后，相沿旧法，习气渐深，百弊丛生，多难得力。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期兵力之强，尤必革新旧制。……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旅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现在先就定武十营，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以为根本，并加募部队2000人，马队250人，共足7000人之数，即照该道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每月约支正饷银70000余两，至应用洋教习洋员，由臣等咨会德驻使选商聘订，果能著有成效，尚拟逐渐扩充。
同日，清廷批准此议，正式命袁世凯赴天津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十营，以作为新军的基础。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小站，开始练兵。定武军十营不足5000人，他便往豫、鲁、皖、苏各省招募壮士，又往奉天招募骑兵，并购置大量马匹。凑足7000人之数后，奏请改名为“新建陆军”。
新建陆军采取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有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打破了清军不分兵种的旧制。武器装备购自德国，有较先进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格鲁森快枪等，并从德国聘请数十名军官。如此不久，这支人数不多的“新建陆军”就名震朝野，凡来观阅之人无不啧啧称奇，皆认为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可与媲美。这便是北洋军的前身，也是袁世凯今后的政治根本。
袁世凯在小站十分勤奋，除了挑灯苦读西方的兵书之外，部队出操或者野外演习，虽然各有专职的指挥官，他也必定跟随观看。他对这些兴趣盎然，经常说：“这毕竟比读书做文章容易得多！”渐渐地，他由外行而内行，对军中大小事务均了如指掌。此外，他与士卒十分贴近，连低级军官都几乎可以认全，并了解他们的优缺点。如发放饷银这样的事情，他也坚持亲自执行，以鼓舞士气，团结军心，树立恩威。而最具后继效应的，则是他网罗了一大批日后叱咤风云的人物，后人称之为“北洋系”，其最知名者，自然是“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这三人外，日后民国的政要，如徐世昌、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龙济光、张勋、阮忠枢、李纯、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赵倜、陈宧、王占元、陆建章、张怀芝、卢永祥、齐燮元、田文烈、曹锟等数十人都参加过小站练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小站走出了五个总统（或执政），即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执政）。
清廷军机大臣荣禄
他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拘一格，全无等级之见，固然有姜桂题等老将，但更多是通过考试从下级军官哨弁中晋用的；固然有徐世昌、阮忠枢这样的故旧，但更多的是素无瓜葛者，如段祺瑞这样怀瑾握瑜的青年学员被委以重任，在小站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故北洋诸将对袁世凯均感恩戴德，而普通士兵也被其勤奋的态度所感染，皆敬之如父，愿效死力。北洋军的战斗力，亦离不开这个向心力。因此，若说袁世凯是北洋军之父，北洋军是“袁家军”，是并不过誉的。
他知清朝不能长久，因此倾力将新建陆军打造成自己的武装，除怀柔士兵之外，也格外重视个人权威，力求恩威并御，收服众心。他曾对张之洞讲过练兵的要诀，即：“练兵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最重要的是一点，即‘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钱，一手拿刀，服从则有钱赏，不服从则吃一刀。如此而已。”他确以此简单而有效的办法驾驭全军，新军果然也对他绝对服从，渐渐地，便“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了。辛亥年，北洋军南下征讨革命军时，士兵们便不服从满人统帅荫昌的指挥，而惟下野的袁世凯是从。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日后虽已是封疆大吏，却始终不敢公开背叛袁世凯。
他在小站只争朝夕，却也志存高远，走的是持续发展之路。三年后，他即创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等四项随营武备学堂，其中以段祺瑞为监督的炮兵学堂最为知名，其学员如靳云鹏、贾德耀、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陈文远、张树元、郑士琦、何丰林等，都是后来的风云人物。这些学堂加上天津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等，为北洋系培养出了很多军事人才，其中有的脱离北洋，投身南方革命，如蒋介石。
然其练兵也并非一帆风顺，作为推荐人，李鸿藻出于保守派的立场，深恐袁世凯过激的练兵手段损及自己清流的声誉，乃授意御史胡景桂弹劾他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然而朝廷派来查办他的却是荣禄，这恰恰给了他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荣禄第一次目睹洋操，十分新奇，赞不绝口，乃上疏保全他，遂以“查无实据”搁置此案。1897年，他反以练兵有功，晋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
五、前后“六君子”
袁世凯一生的污点，除称帝外，尚有出卖维新党、暗杀吴禄贞、刺杀宋教仁等，而出卖维新党为时最早。此前，他被人推为能吏，德才并茂，出类拔萃；而戊戌变法之后，他的声誉急转而下，成为一个争议人物。这不仅是后人的看法，在当时也是一样的。
那被他出卖，以致死不瞑目的戊戌六君子，以及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曾一度都是他的朋友。1895年7月，他从朝鲜侥幸归来，为国家惘惘不平之际，通过徐世昌结识了立志维新的康、梁，并曾代康将其《万言书》转呈荣禄，但荣禄未收。不久，康、梁、陈炽等人在京组织强学会，袁世凯也参加了，并捐款500金，且积极发动他人参会和捐款。强学会的宗旨在于宣传维新思想、掌握舆论，可见袁世凯对维新是持支持态度的。1897年，他在小站练兵时，曾上书翁同龢，痛陈时危，力倡变法，且认为最要紧者在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事业的变革。他说：“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口吻与康、梁、谭嗣同是一模一样的。到了戊戌年春，变法前夕，他更面谒翁同龢，手持《瓜分中国画报》，剀切陈辞，慷慨自誓，大有牺牲自己，促成变法的勇气。
倘若他本是一个局外人，被康、梁强拉来变法，则谈不上“背叛”二字；正因为他一度热心变法，并曾慷慨自誓，其最终的突然变节才令人不齿。然而，他之所以有如此突兀的转变，又须结合当时的时局发展来看。
维新变法倡导者之一康有为
戊戌变法本是一场救亡图存运动，但是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脱不开权力斗争的窠臼。因此，变法不仅是新旧之争，同时也是皇帝和太后的一场权力斗争。光绪皇帝若不能夺取政权，新法也就无从谈起。而慈禧太后剿杀变法的首要目的，也并非否定维新，而在于扑杀政敌，否则，又何以解释数年后她重开立宪之议呢？
慈禧太后前后有过两次垂帘听政，一次是同治元年（1862年）到十二年（1873年），第二次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十五年（1890年）。同治皇帝共在位13年，是不折不扣的儿皇帝；但光绪皇帝顺利长到成年，慈禧不得不按祖制还政给他。但是，1890年还政光绪后，慈禧太后并不甘于放弃权力，而她的一干旧臣对日益崛起的维新势力心怀嫉恨，更日日在她面前怂恿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