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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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直隶的新政卓有成效，各种具体而微的细节都领全国潮流之先。如1903年，慈禧携光绪巡幸保定时，袁世凯令军乐队奏乐相迎。我国礼崩乐坏已两千年了，哪里还有这种礼仪用曲，因此在保定火车站演奏的竟是法国国歌《马赛曲》。太后兴致不减，旁边侍驾的德龄公主遂趁机建议编撰国歌。袁世凯的军乐队是中国最早的军乐队，而德龄提议的国歌不久也成为现实，此即中国最早的国歌。
直隶新政虽多，却都是治标，袁世凯的主要政治理想则是立宪。1906年，五大臣考察回国后，舆论倾向立宪，袁世凯乃决意奏请立宪。朝廷令醇亲王载沣主持会议讨论，结果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人及出洋大臣支持立宪，而孙家鼐、容庆、铁良等反对，双方辩论不止。这时，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讲道：“实行立宪，是吾辈莫大的责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辈当共勉之。”这“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庶几有几分谭嗣同的味道了。
不久清廷即宣布预备立宪，守旧官吏的嫉恨不禁油然而生。本来，在袁世凯厉行新政的时候，满人忌惮他的六镇雄师，汉人怪他改变祖宗之法，读书人恨他摧灭科举之路，故不断有流言蜚语充斥朝野。时梁启超攻击天津为“第二政府”，御史陈田弹劾奕劻与袁世凯勾结，铁良、良弼等掣肘其军权，岑春煊则直接哭诉于太后，终于，他被迫交出四镇兵马，并悒郁成疾。不久，御史赵启霖等弹劾杨翠喜案，袁世凯涉案。他对这些不利因素奋起反击，尤其对于瞿鸿禨、岑春煊这两个重要政敌，更是不遗余力，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瞿、岑被逐，而袁世凯也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改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实权被夺。
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实权在握，俨然一朝宰相。但他做真正的清朝宰相——内阁总理大臣，则要迟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那才真的是“末代宰相”。而他由“末代宰相”一变而为“开国总统”，再变而为“中华帝国皇帝”，三变而为“末代皇帝”，其奇崛跌宕，真是千古无双。
八、先入关中者王
对袁世凯来说，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慈禧先光绪而晏驾，因为届时光绪必然会置自己于死地。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幽居瀛台，切齿痛恨袁世凯，常画一只王八做靶子，上写“袁世凯”三字，用小竹弓射击。1908年中秋刚过，御史江春霖弹劾袁世凯十二大罪状，光绪见疏，愤怒无加，却因无可奈何而痛哭流涕。
不料，光绪皇帝竟先于慈禧驾崩，三天后慈禧亦死。据传光绪死前欲写遗诏，但只写了一个“斩”字就溘然而逝了。这个“斩”字，八成是针对袁世凯。因此外界传言，也有袁世凯弑君之说。但若以理推度，如果慈禧先于光绪而死，袁世凯尚有弑君的可能；若光绪先于慈禧，袁世凯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而且，当时的袁世凯已经被慈禧剥夺了相当的实权，朝中尚有多种势力非他所能驾驭，他还远未达到王莽、朱温那样想弑就弑、想篡就篡的地步。
末代皇帝溥仪与生父摄政王载沣
因此，慈禧死后的袁世凯非但没有一飞冲天，反而命悬人手。慈禧死前，立溥仪为嗣君，以溥仪的父亲、光绪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慈禧死后，载沣乾纲独断，由于他痛恨袁世凯在戊戌年出卖光绪，因此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即是收拾袁世凯。当时支持他惩戒袁世凯的，主要是在杨翠喜案中的三个原告御史，人称“台谏三霖”的江春霖、赵启霖、赵炳麟，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为免袁世凯尾大不掉，不如防患于未然。但奕劻、张之洞等人明确表示了对袁世凯的支持，他们质问载沣届时是否可以摆平北洋军，载沣为之气馁。最终，双方达成了妥协，那便是袁世凯免于一死，但奉旨“开缺回籍养疴”。当然，兹事前后都要做到位，袁世凯须自称“患足疾”，这样朝廷宣布他“开缺回籍养疴”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统领六镇的大将，被一个初出茅庐的载沣不费吹灰之力就赶回了老家。更有甚者，据说奕劻秘密通知他载沣要严惩他时，他即魂飞魄散地乔装逃往天津，想东渡日本避祸。可见当时的袁世凯不仅没有一手遮天的本领，就是拥兵自保都成问题。清朝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朝代，对科举功名奉若圭臬，而对赳赳武夫向欠重视。袁世凯偏生是一个半点功名也没有的武人，因此，即便他再努力，也无法令那些传统的文官士大夫满意，他在朝中的势力也就相当有限。
他离别京城之日，真是凄凄惨惨戚戚，前来送行的只有严修等三四人，朝廷亦未给他配备专车。大概满朝文武都认为他大势已去，因此避之犹恐不及，哪里还敢来唱这出“阳关三叠”呢？
他从1909年初回籍，一直到1911年秋复出，在这两年十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呆在河南彰德、卫辉一带，主要则在彰德的洹上村，不时还将自己扁舟垂钓的照片刊诸报端，以安政敌之心。他此时的诗歌也绚烂之极后归于平淡了：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这些诗被收入《圭塘倡和诗》中刊行流传，与他少年时的“一口吞尽胡天骄”相比，真是恍如隔世。
孙中山与同盟会骨干在上海议事
然而，这近三年的时间，也是他“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蛰伏期。当时的洹上村，俨然成了一个政治中心，电报机夜以继日地哒哒作响，全国的报纸积案盈架，更有那些忠心耿耿的亲朋故旧，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杨士琦等都常轻装简从地来访。他还常收留前来投靠的失意者，资助近况不佳的旧部，更有一个强大的幕府在帮他运筹帷幄。他坐拥洹上村的华堂玉宇、良田美池，俨然是一个当代的孟尝君、平原君。
与此同时，清廷却在破罐子破摔，连立宪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不能把握。1911年，朝廷好不容易成立了责任内阁，却是一个“皇族内阁”——13名阁员中，汉人只占4人；9名满人中，皇族又占大多数。士大夫中的立宪派十分愤怒，转而与革命党人合作，这也是辛亥革命一举成功的关键之一。
与载沣的冥顽不化相比，袁世凯的扁舟垂钓足可令朝野倾心。1910年下半年，日俄加紧侵略东三省，唐绍仪外交失败，乃建议起用袁世凯为东三省总督，以挽危局。不久，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辞职，公开赞扬袁世凯的才能胜自己十倍，不应被旷废林田。连载沣的弟弟海军大臣载洵，也认为有必要重新启用袁世凯。但摄政王不为所动。
此时，朝野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袁世凯必将东山再起，洹上村遂迎来了几位贵客。首先是状元公张謇，他与袁世凯有师生之谊，但因性格不合而交恶。此次张謇来访，袁世凯不复年少时的趾高气昂，诚恳地将心事说明，令张謇十分满意，大有黄石公说张良“孺子可教也”的感觉。其次是名吏端方，他带来了大买办盛宣怀的来信，信中盛赞袁世凯为古今少有。袁世凯与端方晤谈甚欢，结为儿女亲家。
辛亥年八月二十日，武昌首义爆发，这一日正是袁世凯的生辰。洹上村佳朋满座，胜友如云，正值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乍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议论纷纷，皆以为湖北官兵不日必能破贼，惟独袁世凯微笑不语。
事实上，来往于洹上村的，又何止朝廷大员、社会名流和北洋旧部，便是看似格格不入的归国留学生，专程来访者也络绎不绝。袁世凯对他们不仅十分客气，还常馈以重金，以至于他的幕僚十分震惊。对此，他解释道：
苏长公论战国养士，谓智勇辨力，苟有人收而养之，则天下靖矣。今革命党气焰方张，吾将用此术剪其羽翼，是或借弭将来之乱，未可知也。吾闻吴中村妪，有蓄雏女于家，比长，饰而售之者，谚称“瘦马”，用意又毋乃类是。与其供盗匪略卖，毋宁为村妪之“瘦马”也。
他隐居洹上的两年半中，革命党人在南方的活动频繁，大则武装起义，小则暗枪冷弹，把清廷搞得焦头烂额。据说，革命党人的运动经费，有很多来自洹上。当然，这些事情隐秘之极，不惟清廷不知，就是革命党内部，也只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当1912年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同盟会一位领袖解释道：“袁功不在孙文之下，今为继任总统，宜也，非幸也。”
1909年1月，袁世凯被清廷“开缺回籍养疴”，“隐居”家乡河南安阳洹上村，以渔翁自居
如此说来，袁世凯为取天下，未雨绸缪久矣。他与革命党久通款曲，在辛亥年间玩养敌自重的把戏，与湖北、上海的革命党人频频密晤，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清廷冥顽不化，连自命清高的立宪派都愤而倒戈，何况一个被清廷无故褫夺前途的下野官员呢？
然而，革命党却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连其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其实也相当松散。它本来就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组成的一个联盟，因此难免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严重。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频频起义频频失败，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组织不够严密。往往是各派自行其事，不服从统一指挥，这边的同志还在等候命令，那边已经血流成河。就拿武昌起义来说，蒋翊武等还没有发布命令，孙武却冒冒失失地引爆了炸弹，以至于起义泄露，名单被搜获，白白丢掉了几个骨干的性命，虽然胜利了，却实属侥幸。
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惟一一次将一个城池占据一个星期以上的起义，它验证了黄兴、宋教仁等领袖“革命一旦站稳脚跟，将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的战略预测。武汉乃九省通衢，清廷为之心惊胆战，遂令北洋军第一军（原第一镇）为前锋前往征讨。不料，第一军行至孝感前线时，突然裹足不前，士兵鼓噪不已，总指挥官荫昌发现自己的指挥已经完全实效，不禁大惊失色。士兵们认为，荫昌是满人，跟着满人打汉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怨声载道，心中都抱定一个信念，那就是非袁世凯出山不可，这便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朝廷闻讯大惊，摄政王知道孝感离北京不过两天车程，若其反噬京城，那大清非亡在自己手里不可。在压力之下，他发布了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任命书。
但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胸有成竹，自问十年前已是天下第一总督——直隶总督，如今又岂能看得起一个区区的湖广总督？于是坚辞不出。果然，朝廷不容错失这最后的稻草，只好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
袁世凯马上接受委任状，复出后并不赴北京谢恩，而是直接赶往湖北前线督战。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让革命军尝尝北洋军的厉害。果然，他一到前线，“袁家军”即声威大振，冯国璋指挥的第一军在一日之内即夺回汉口，又花了一个月时间攻克了革命军坚守的汉阳，并隔江炮轰武昌。此时，他突然撤下主战的冯国璋，换上主和（共和）的段祺瑞，开始贯彻养敌自重之计。
他的战略思想是在南北之间维持一种均势，养敌自重，惟我独尊，对湖北和上海的革命军打而不迫，若南京方面军事有失，则在湖北方面施加压力，反之亦然。他要让革命军的锋头有所展现，如此才可奇货可居地要挟太后；但又不能放任革命军恣意发展，那样会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后来，他正是在这种均势下，向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地盛赞革命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进而把太后的私房钱直至江山社稷都骗过来的。
但是，有一种力量严重威胁着这一均势，那便是北方的革命党人。北方的革命党人以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为代表，与南方的同志同步，早已在新军中进行了策反工作，一度纵横于奉天、直隶、山西等省，距京师的车程都在半日之内。《史记》有云：“先入关中者王。”吴禄贞等人确有直扑京师的计划，一旦成功，他们中很可能有一人会黄袍加身。何况，北方革命党人策反的新军，正是袁世凯的北洋军，这便直接威胁到了他的切身利益。对他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武昌起义后半个月，第20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及卢永祥、伍廷桢、潘矩楹电请朝廷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以及赦免擢用政治犯等十二款要求。继之，张绍曾扣留了朝廷运往湖北前线的军火，公开致电湖北革命军领袖都督黎元洪示好。山西的局势则更加激烈，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公推阎锡山为军政府都督。
北方的革命活动虽不如南方规模之盛，但作为肘腋之患，对清朝的震动却更大。果然，摄政王马上颁发四道上谕：一是实行宪政；二是迅速起草宪法；三是废止皇族内阁，承诺组织完全内阁；四是大赦政治犯。非但如此，清廷已意识到大祸已迫至眉睫，因此还预伏了一条“走为上”之计，准备大事不妙便出狩热河。
此时，袁世凯已意识到自己北上的时候到了，尤其是皇帝一旦出狩热河，则一切计划都要泡汤。然而他对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张榕、阎锡山这些著名党人之间的秘密联络和计划极为忌惮。其中，吴禄贞更一度被清廷安排在石家庄，扼守京汉路，以防袁世凯，因此更是一个心腹大患。清廷对吴禄贞也不是没有戒心，但吴向来善于走皇族亲贵的路线，也就始终身居要职。一开始，他与和张绍曾密谋夹击北京，被清廷察觉，然而竟未被免职，仍旧担任第六镇统制的要职，奉命招抚山西，并署山西巡抚。他又与阎锡山聚盟于娘子关，成立燕晋联军，自领总司令。接下来，他又扣留了朝廷南下的军火，并通电威胁朝廷从湖北撤军。
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
吴禄贞与蓝天蔚、张绍曾、阎锡山都是日本陆军士官生，前三人且并称“士官三杰”，才具自不待言。更为可怕的是，皇族的少壮派良弼也是士官同学，与吴禄贞是莫逆之交，而良弼是是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如今，吴禄贞阳以良弼为依托，阴以张绍曾、蓝天蔚、阎锡山为盟友，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眼看就要挥师入京，这是袁世凯最害怕的事情。
好在，吴禄贞的第六镇是嫡系的北洋军，一样的“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许多将领并不服吴禄贞的调度。第十二协统周符麟便因过于怀恋旧主，而被吴禄贞革职，袁世凯乃令周符麟刺杀吴禄贞。周即刻奔赴石家庄，以2万元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蕙田。马蕙田是周符麟的同乡，早在1907年就追随吴禄贞，极受宠信。因此，当有人提醒吴禄贞提防周、马等人时，吴不仅毫不在意，竟然还把马蕙田传来说：“听说你要杀我，那就请杀吧。”马蕙田当然指天誓日一番。然而次日凌晨，他即带领一队卫兵闯入中军帐，亲手杀害了吴禄贞，并将首级割去报功请赏。
吴禄贞一死，阎锡山退保山西，蓝天蔚、张绍曾出走，北方革命党人的大联盟土崩瓦解，其进攻北京的计划也遂告流产。此时，袁世凯便可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从容进入北京，并进而鼎定天下了。此即所谓“先入关中者王”。民国初年，南京方面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