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掌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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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方面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但袁世凯不是项羽，知道不王关中而王西楚是锦衣夜行、沐猴而冠的愚蠢行为。
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标志清王朝的覆灭，宣告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张绍曾出走后，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率众在滦州仓促起事，且给袁世凯发出充满善意的电报，中有“望祈我公询及刍荛，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之语。但袁世凯岂能容忍这类肘腋之患，马上派王怀庆和曹锟扑灭之。除滦州外，党人还曾筹划在任邱、雄县、通州以及北京城内起事，但均被扑灭，同志死亡惨重。他派段祺瑞、张锡銮平定山西，派曹锟驻北戴河以防东北，华北革命风潮遂告完全熄灭。党人因此痛恨袁世凯，严伯勋等人行刺他，几乎得手。但袁世凯福星高照，炸弹击中了他的马车，他被震出车外，竟然毫发无损。
北方局势稳定后，袁世凯的养敌自重策略就可以顺利贯彻了。清廷（袁世凯）与民军在汉口和上海议和，双方就国体问题争论不休。袁世凯仍表示要效忠清廷，维护君主政体，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直隶陆军学堂总办廖宇春、第一军参议靳云鹏和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商榷出一个办法，即北方不反对共和，但必须由袁世凯做总统。他们首先将这一办法报告段祺瑞，段极表赞成，廖宇春等遂往上海会见革命军参谋长顾忠琛。顾马上汇报了黄兴，黄兴本来是一个有望做总统的人，却十分诚恳地说：“前次各省推举我为临时总统，我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黄兴自然知道袁世凯曾以重金资助革命。于是，南北双方默契达成。
其实，袁世凯并非只能做总统，当时的局势，也存在他取清室而自代的可能性。但是，做皇帝太难，退而求其次，也还是不错的。对于这些，他应该早有考虑了。
然而此时，孙中山从海外突然回国，南洋华侨陈嘉庚等人的捐款随即汇至南京，革命党乃先发制人，成立了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对袁世凯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时，袁世凯再想取清室而自代，做君主立宪的皇帝，已完全不现实。他的指导思想于是完全确定，那便是接受共和，谋取总统宝座。
所幸孙中山是君子，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即明确电告袁世凯：“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孙）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天下。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之渴望。”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人惟恐袁世凯错失良机，纷纷劝说袁世凯痛下决心，当机立断。于是，他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开始逼帝去位。
当时摄政王载沣已被完全架空，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但此太后非彼太后，她的才能不及慈禧太后的十分之一。袁世凯便从隆裕太后着手，先是痛陈军饷匮缺，骗得太后将内帑存银如数奉献。之后又派赵秉钧、胡惟德等出面逼宫，以丰厚的俸禄为诱饵，将已一贫如洗的太后逼得泪如雨下。
这时，皇族少壮派的代表人物良弼、傅玮、铁良成立了宗社党，以维护清室为已任，成为袁世凯逼宫的最大障碍。但是，革命党人再一次成全了他，京津同盟会暗杀部成员彭家珍用炸弹刺杀了良弼，宗社党群龙无首，袁世凯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了。
梁士诒将良弼被炸的惨况添油加醋地讲给了隆裕太后，太后为之胆寒。此时，段祺瑞领衔47位高级将领通电拥护共和，逼清帝退位。太后与皇室的紧张神经终于崩溃，接受了留住紫禁城、每年400万两岁俸的“优待条件”。268年的清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结束了！
这一日，袁世凯通电南京，电文有云：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机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制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九、刺客、杀手、连环命案
彭家珍在刺良弼之前，曾说：“此人新组宗社党，潜力非凡，若不除之，共和必难成立。”良弼遇刺后，一时未死，也对彭家珍赞不绝口，说：“刺杀我者真乃英雄，知道我是大清的栋梁。如今我死，大清必随我而亡。”他二人惺惺相惜，有似历史上要离刺庆忌的旧典。诚如二人所料，良弼一死，宗社党即手足无措，清朝随之旋亡。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革命党人早就把暗杀作为推翻清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清末刺客之多，惟有战国时代才可比肩。除了革命热情的高涨、个体思想的进步之外，武器的日益先进也为行刺提供了便利，炸弹、手枪成为主要的刺杀工具。起初，革命党对是否采取暗杀手段有很大的分歧，如刘师复、章士钊都是较为坚定的暗杀主义者，而黄兴、汪精卫等人对暗杀持反对态度。汪精卫就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两个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是随着暗杀的不断得手，以及暗杀效果的不断彰显，再加上清廷残酷的报复手段，正反两方面的效果，使汪精卫等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汪本人也成为一个著名的刺客。1900至1911年的12年间，革命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壮烈的刺杀，著名者如史坚如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铁良、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刺广州将军凤山、严伯勋等刺袁世凯、彭家珍刺良弼等。频繁的刺杀活动令清廷官吏闻风丧胆，以广州为例，刺客横刀以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致使总督、将军、提督无不战战兢兢，夜不能寐，这样的官避之犹恐不及，不做也罢！而袁世凯和良弼相继遇刺，则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连堂堂国母太后也抱这样的心思，清朝又焉能不亡呢！显然，刺客们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的行为，故其历史作用被后人严重低估。
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暗杀，鲜血染红了民主宪政的理想
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刺客，如荆轲、聂政、专诸、要离、豫让等人，虽然英勇壮烈，终究是人家的“养士”。如荆轲作为一个卫国人，凭什么要为燕国刺秦呢？显然是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罢了。但清末的革命党不同，他们对刺杀的态度是严肃而虔诚的，是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而非为了个人恩怨。为此，他们有的散尽家财，有的抛妻别子，在刺杀过程中更表现出惊人的定力和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就精神境界，他们远远超越了春秋战国的刺客。
清朝的迅速灭亡，使彭家珍刺杀良弼成为革命党刺客的绝唱。至此，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已大功告成，同盟会麾下的暗杀团组织也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暗杀手段并没有停止，如袁世凯暗杀吴禄贞便是血淋淋的一例。然而，这种暗杀的性质已完全不同，刺客变成了杀手，私欲取代了理想。两年后，宋教仁被暗杀，杀手更为千夫所指。然而，这种肮脏的暗杀和当年壮烈的刺杀一样，仍然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大致说来，清末多刺客，而民国多杀手，其杀人的形式相同，而本质是截然不同的。
若说宋教仁之死，则有清晰的政治背景。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在让位的同时，提出两大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职；二是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便是精通法律的宋教仁用一个通宵草拟出来的，然其严谨公正的精神，足以照耀整个民国时代。本来，《临时约法》中规定的政体以美国的总统制为蓝本，但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宋教仁等为制约他的权力欲，特地在《约法》中将政体修改为责任内阁制，以掣肘总统权力。
袁世凯是一代雄主，岂能任人摆布，对这两个条件自然要各个击破。最初，他采取的手段仍是哄骗，试想连清朝都被他骗了，何况稚嫩的革命党？对于“南下就职”的条件，他令曹锟在南方专使抵京当夜，即以讨饷为名发动兵变，然后以北京局势太乱为由坚持在北京任职。当夜受惊不小的南方使节中，就有宋教仁，而此时的袁世凯显然尚无杀他之意，因此虽曾有乱兵闯入宋的寓所，持抢乱指，却显然只是虚张声势；而宋教仁对袁世凯其人也并无太多成见，认为只要遵守《约法》，在北京任职也是一样的。
宋教仁被刺后，《民权报》出版临时增刊《逆证号》，报道事件真相
至于第二个条件，却是骗不来的。根据《临时约法》，唐绍仪组阁，各部部长多为声望卓著的开明派，其中且有同盟会四人。这样的内阁自然不是袁世凯想要的，他于是利用“三一四借款”和“王芝祥督直”两案气走老朋友唐绍仪，使同盟会的国务委员们也愤而辞职。两个月后，新总理陆徵祥亦辞职，由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暂代。然而，《临时约法》仍如一把利剑一般悬在袁世凯的头上，而“约法之父”宋教仁仍是强势的政治人物。
同盟会退出内阁后，宋教仁即着手改组政党，以贯彻其政党内阁的理想。他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合并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自任代理理事长，实际负责党务，故后来的国民党人称孙中山为“国父”，而称宋教仁为“党父”。当时实力可与国民党抗衡的，还有章太炎为首的共和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为了获得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各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角逐。宋教仁为了竞选，历游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处，必然登台演说，抨击时政，臧否人物，鼓吹责任内阁，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他曾经演说道：
我们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诸如“背叛民国”、“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等激烈措辞，在国会政治、政党竞选中显然是过激的，便是在欧美民主国家，也很少如此。当时民国刚刚成立，国会制度初创，袁世凯并无明显的背叛民国的迹象，宋教仁做如此演说，未免有欠思量。
何况，事实上宋教仁对袁世凯本人并无太多成见，他临死都要上书袁世凯，颇有忠荩之忱，更不曾怀疑自己是被袁世凯所杀。那么，他何以又要在演说中如此攻击袁世凯呢？这便是他光明磊落的性格所致了。他攻击的其实并非袁世凯，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守旧派；他要争的也不是总理位置，而是政党政治。他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是政客，因此不懂得政客的虚与委蛇、和俗浑光。
在袁世凯看来，宋教仁也不仅仅是个讨厌的大嘴巴。宋教仁青春挥洒，才华横溢，有人爱之，也有人忌之。作为总统，袁世凯自然欣赏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初见宋教仁即大为称赏，每谈政事，则夜半虚前席。当唐绍仪辞职，宋教仁亦辞去农林部长时，袁世凯即赠给他50万元以维持生计，却被宋教仁婉拒。先此，袁世凯曾给各部部长一本空白支票簿，恣其所用，结果到期还归时，惟有宋教仁的票簿分文未取。从此，袁世凯对宋教仁，才于爱惜之外有了畏惧之心。
袁世凯素来喜欢发掘和提拔后进，如北洋系的“北洋三杰”等人，就是被他从下级军官中发掘出来的。到了民国年间，他又对革命党的青年才俊眼热不已，如宋教仁、汪精卫、蔡锷等，都是他极力拉拢的对象。而这三人中，以汪精卫与袁世凯最为贴近，在拥戴袁为总统这件事上出力不少；蔡锷次之，曾经听从袁的召唤，抛弃云南总督的显职，进京效力；宋教仁与袁世凯最为疏远，因为宋的志向在内阁和首相，自认为与总统是平行线，不应发生利益往来。因此，当宋教仁在各地激烈演说时，袁世凯连连电召他进北京磋商要政，未必不是出于一片爱才之心，宋教仁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赵秉钧是宋案的最大嫌疑人赵秉钧致应夔丞送密电本原函
1912年12月至次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教仁作为实际上的党魁，对出任总理、建立清一色的政党内阁信心大增。然袁世凯却对此忧心忡忡，乃电召宋教仁赴京面商国事。宋教仁认为大局已定，进京正当其时，于是欣然命驾。遂于3月20日晚10点，遇刺于上海火车站，弥留两日后逝世，年仅32岁。
先此，前来送行的陈其美劝他道：“遁初，你不要太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手段对付你。”宋教仁听后放声大笑道：“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于右任劝他改走海道，他嫌太慢，执意不从。作为一个政治家，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敏感度，竟有“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之类的小儿之见，完全忘记了他华兴会老朋友吴禄贞的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教仁之死，亦不枉矣。
数日后，正凶武士英和协凶应夔丞落网，并在应夔丞家中搜到赵秉钧给应的密电码一册及叮嘱应“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的密函一件，以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指使应行刺的函电多件。应夔丞其人，原来竟是国民党的同志，在宋教仁治丧时，还若无其事地走动其间。
通常认为，杀害宋教仁的主使人即袁世凯，但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对北洋人物的沉暮之气日渐不满，一度有招揽贤才的渴望。如召蔡锷入京，便是为改革军队储备良将。对宋教仁则更甚，一度曾有意任其为总理，以组织“混合内阁”。或有人认为宋教仁过于年轻，可是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时，又何尝不年轻呢？
宋案的主使人，更有可能是赵秉钧。赵秉钧的总理位置是代理的，而最可能取代他的便是宋教仁。首先，袁世凯欣赏宋教仁，有意任其为总理，组织“混合内阁”；其次，国民党已赢得国会选举，必推宋教仁为总理，组织“政党内阁”。何况，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讲中，多次点名批评了赵秉钧。
宋教仁在演说中，曾说袁世凯“背叛民国”，他本快人快语，袁世凯听说后，自然会有不悦之色，说不定还会骂娘，会拔剑斫案。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被总统府秘书剪呈时，袁世凯即大怒道：“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赵秉钧作为近臣，察言观色，正中下怀，便迫不及待要立这件大功劳了。
而具体负责刺宋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刺宋前，洪述祖在准备南下时谒见袁世凯，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若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世凯答道：“一面捣乱尚不了，何况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