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精校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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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中，总是最后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权威。”（亚里土多德：同上书，第199页。）
　　
　　直接民主制度，可以以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公元前443—429年）为例。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二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问题，城邦粮食问题，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握有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被选为“议事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雅典的公民总数，最高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人。当时的实际政权由“十将军委员会”掌握，将军任满离职要接受审查，有叛国行为或作战失败的要受到裁判，法庭和公民大会可以没收其财产，可以加以放逐或处死等等。
　　直接民主制度唯有在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在领土广阔的国家，这些条件是全不具备的。所以，城邦制度和直接民主两者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
　　
公民与公民权
　　
　　那么，什么是“公民”呢？从字源上来说，“公民”（Polites）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参见前面谈到的“波里斯”（polis）衍生出的几个重要名词）。不过，在古代希腊的任何时代任何城邦，它决不是指全体成年居民而言。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宽严不一。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桨手（希波战争前后，希腊战舰兼用风力和人力。当时比较旧式的战舰，每舰有五十个桨手，比较新锐的战舰称为三列桨战舰，桨手分布于高低三排坐位上，每舰备桨手一百五十人。）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三十僭主之治”的时期，僭主们规定雅典公民只能有五千人。“三十僭主之治”被希腊人看做政权被僭夺的时期，当时的五千人连名单也未公布，所以只能称是变态，不能算是常态。在通常状态下，希腊诸城邦的公民资格虽然有种种差异，凡是自备甲胄武器，不领薪饷地参加公民军的那部分成年希腊居民，包括已经退役的老年人在内，总是它的公民，或至于是它的公民中的主要成分。这并不是说，无公民权的外邦人、农奴如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就没有从军义务了。他们也要从军，不过在军中参加辅助部队或任军中杂役。在战争的紧急时期，也有征召“买来的奴隶”当战舰的桨手这类事情发生，不过这终究是少数。
　　“公民”、“公民权”等等，不见于我国古代，也不见于埃及、两河流域等早于古希腊或与古希腊同时的“东方”各帝国。要详细考证这种政治法律概念在希腊起源于何时何地，怎样进一步演变到古典时代那样明确的程度，即使在直接继承了希腊文明的西方，那里的史学家拥有大量文献碑铭和地下文物资料，这个任务也许也不是容易的。看起来，这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不知不觉地形成的，正如Polis一词从城堡变成城市，变成城市国家一样，“组成城市国家的人”即“Polite”，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次又一次发展它的涵义，同时也加上一重又一重的限制，逐渐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下述定义中的公民和公民组成的城邦：
　　
　　“（一）凡有权参加议事或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涵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亚里士多德：同上书，第113页。）
　　
　　亚里士多德上述定义，是从公民权利方面来界说公民的涵义的。假如我们参照希腊城邦的兵制即公民军或“民兵”制度，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两方面一起来考虑，那么我们可以构成这样一个概念，即公民是城邦的主人，他们有“执于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同时有权参加城邦内议事或审判的职能，这一方面可以借此理解城邦的“主权在民”及直接民主制度的诠释，借此理解“公民是自己的主人”，“公民是轮流地统治或被统治”，或用吴寿彭的译语（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叫做“轮番为治”的意思，希腊有过以中小农公民为主的农业城邦，它们的基本人口是公民及其家属，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显示出来过强大的威力。然而，我们也应该把“主人”一词，理解为公民是城邦内一切非公民——农奴、奴隶、外邦人、边区居民，甚至他们自己家里的妇女与小孩子的“主人”。希腊的奴隶制（包括农奴制）固然有其自己的历史，后面我们还要专节介绍，不过城邦及其公民的涵义，本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出来奴隶和奴隶制的概念来的。
　　
兵制——公民军
　　
　　前面已经指出，希腊诸城邦的军队是公民军，它是战时征集，平时离营的民兵，每个战士的甲胄、武器、马匹，都是由自己出资购办，而不是由国家供给。战时在营时期，给养通常也由战士自备。战时给养自备看起来是离奇的，但是只要想到，在著名的几次大战争以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希腊诸城邦所碰到的“战争”，多半是相邻的两个城邦或几个城邦之间的局部冲突，战争不过比一比胜负借以解决某项争端，通常不致发展到有关城邦存亡的地步。那就可以设想，这种制度完全是行得通的。希波战争以后，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时及战后，战争愈来愈频繁，这种公民军制度也愈来愈行不通。开始是公民军领薪饷，以后是雇佣军逐渐取代公民军，随之而僭主政治逐渐代替“主权在民”的政体，那时希腊的城邦制度也已经奄奄一息了。
　　公民军不是常备军，雇佣军才是常备军。一般说来，公民军的统帅是选举的，唯有斯巴达有常任的统帅——它的两个王。（参看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第162页。斯巴达的两个王产生于两个有势力的氏族，即阿基太族（Agidae）与欧里篷提泰族（Euripontiadae）。王——巴西琉斯——统率国军（征战时由二王之一统率），审判主要有关家族法的案件并执行某些祭礼的职权。——编者注）在古希腊史籍中我们常常读到，著名的统帅如彼奥提亚（Boeotia）的埃帕梅农达斯（Epaminondas）在他当过将军，任期已满而未被连选为将军的时候，就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从军作战，顺便说说，古希腊的军队人数一般并不太多。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出发时全军不过三四万人。除此而外，战争双方各有三五千重装步兵的战役就是很大的战役了。一方面因为军队人数较少，一方面因为希腊人重视个人勇武和体育锻炼，所以战争中的统帅都列在军阵内参加战斗，而不仅仅是“指挥员”。
　　古希腊的公民军制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制显然大有区别，这里不打算作详细比较。军制不同，武器供应方式也随而不同。希腊公民军武器甲胄既由从军公民自备，所以武器制造作坊是一项重要的私人企业；我国则自殷代以来，武器制造就由王家垄断，所以有“食官’的“百工”……
　　
官制
　　
　　“主权在民”的希腊城邦的“官制”，也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一般城邦所设行政官员，亚里士多德介绍为：（一）将军或统帅，（二）市场监理，（三）城市监护，（四）公共水源管理，（五）乡区监护，（六）司库，（七）登记民间契约或法庭判决的“注册司”，（八）执行法庭判决刑罚的“执罚员”及“典狱官”等等（均见《政治学》，第329—338　页）。这些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其中，执罚员或典狱官有青年公民帮助他们执行职务。其他行政职务，在小邦无须常任吏员，在大邦如雅典，因为政务繁忙，常任吏员不可缺少的，这些吏员就由国家奴隶充当。尤其有趣的是，雅典有常备警察，他们是国家买来的奴隶，通常是斯基泰人（居于黑海北岸南俄草原的一个民族），称为“弓手”，或称“斯基泰人”。然而，这些奴隶的待遇倒还不错，每人每天领取的“给养”相当于出席公民大会或陪审法庭的公民所领的津贴，也可以自行觅取居住的地方等等……
　　希腊城邦行政官制的另一个特色是，全部行政官员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或其他相应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直接负责。这样的做法，公民大会就要宜接处理许许多多具体行政事务，不免有轻重并列本末倒置的危险。为了补救这种缺点，于是由议事会（它由公民大会选任，或由城邦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如村坊（Demos）各别推选定额人员组成）对应该提交公民大会的各项议案和报告先行预审，分别轻重缓急，也许还附加处理意见，然后提交大会。公民大会人数众多，无法进行详细讨论，通常只能就议事会提出议案加以批准或否决，所以议事会是一个实际掌握行政权的机构。
　　以上介绍，实际上已经超出我国传统的所谓“官制’，亦即行政机构（或者按照西方传统称之为“官僚机构”）的职掌、分工、品级、编制等问题，而涉及到整个政制问题了。确实，希腊城邦政制，不许有单个政府首脑统一领导下的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使得公民大会或议事会只成为“陪衬”这个行政权的“清谈”的议会，这是直接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法庭也是由公民大会选任的，法庭也得对公民大会及议事会负责，重大讼案的上诉和终审机构是公民大会本身。近代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度，是古代希腊所不知道的。理解希腊城邦政制的这个方面，再来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确实可以使我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何以倡导直接民主制，何以猛烈抨击“议会清谈馆”，获得深一层的理解。
　　正如希腊的兵制一样，希腊的“官制”也和我国古代“官制”有原则上的区别。从远古时代起，我国专制君主下就已经有十分发达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了。《周礼》列举的庞大的行政机构固然是战国和汉代官制的杂凑，西周初期周王廷下面的庞大政府机构，从郭沫若考释的西周金文也可窥见一二，这种传统大概还可以推溯到殷代……
　　
城邦的自给和闭关主义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亚里士多德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有“自给生活”一语，这在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时也是极端重要的。自给（Antarkeia，Antarky）是指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个城市国家，除非像斯巴达那样禁止贵金属流通。严格禁止奢侈，当然谈不到现代所谓的经济自给，即没有原料与市场的对外依赖。上面所谓的自给，既指通过某种经济政策保障城邦的粮食供应（如在雅典）之类的经济问题，也指限制外邦人购买地产，借以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的法权问题，恐怕也推及于城邦的一般的闭关主义：外邦人没有公民权，也不能入籍为公民，力谋使城邦成为它的“特权公民的特权公社”。变例是有的。从“放宽”一方面讲，梭伦立法允许外邦人入籍（见后），因为那时雅典力图发展它的手工业，借此吸收外国艺匠（其中有许多是埃及人）到雅典来。从“抓紧”一方面来说，斯巴达为了害怕外邦人带进来有碍于它的严峻的军营生活和军事纪律，实施排外条例，禁止外邦人无故入境。除此而外，希腊城邦如雅典允许外邦人入境，甚至允许希腊的或非希腊的蛮族外邦人世世代代在那里居住下去，然而不得入籍为公民，不得购买土地，与本国女子结婚不得视为合法婚姻，还要交纳雅典公民不交的人头税等等。我们只要想到希腊诸城邦实际上一般超不过我国一个县，其中有些城邦是全希腊的经济中心，是古代的大城市，它的经济中心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大量人口到那里去，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种闭关主义和自给自足，造成了公民和外邦人间怎样的严格界限，又怎样不可避免地促成奴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了。在并非经济中心的农村地区如斯巴达则有农奴制和边区居民制度，它们的存在，是这个“维持自给生活……的公民集团”性命攸关的前提条件，所以斯巴达要有十分严峻的制度来维持这种残酷的阶级统治。
　　然而，城邦的自给原则和闭关主义，在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频繁的邦际交往的状况下，确实还发展出来了一套国际惯例，这就是后代国际法的萌芽。这些国际惯例中，首先是“外侨招待制度”，即规定公民根据互惠原则招待外侨的一种制度。塞尔格耶夫（Cepreea）引公元二世纪希腊作者波吕克斯（Pollux）的话说：（Ceepreen）
　　
　　“招待外侨者乃是居于别邦（指本人的城邦）而对全邦（指外人的城邦）作一般性服务的人，例如，负责供给外来者的住宿，在必要时替他们找到公民大会的进程或者剧场的坐位。”（《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27页。——编者注）
　　
　　招待者的服务是自愿的，也是荣誉的。这种招待者逐渐成为两邦政府的中间人，外交谈判通过他们进行，到城邦来的使节也先到本邦的招待所，这是后来的使馆和领事馆的萌芽形式，不过招待者不是外邦派遣的使节，而是本国公民为外国办理他们的事务，并且始终保持着私人待客的性质而已。频繁的国际交往又发展到两邦间订立等权协定，即许给一国公民在别国享有该国公民所享有的国家法和私法上的权利；它还发展成为商业条约，即规定不同城邦公民间有关商业、信贷业务、各种买卖契约的种种诉讼程序上的法规的条约；发展成为国际仲裁的惯例，仲裁者是争端双方同意的第三者等等。
　　同样的原因，在希腊诸邦之间也逐渐发展出来一套关于宣战媾和、同盟条约、和平条约、交换战俘、为发还对方阵亡者尸体而协议休战等等国际惯例。我们读古希腊作家留下来的史籍，比如说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往往不免怀疑，那里所说的一套国际惯例是不是把古史现代化了。然而作者确实是生在希腊的古典时代，而且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一个方面军的将军，因战败撤职而从事写作的。
　　
“法治”的城邦
　　
　　正如自给自足和闭关主义的城邦，在国际交往上要发展出一套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萌芽来一样，城邦公民集团“轮番为治”的原则，也使得它必须发展出一套国家法和私法来。换句话说，城邦必定是“宪政国家”或“法治国家”。城邦既然是“轮番为治”的公民团体，城邦当然高于它的每一个个别公民，也高于它的一切统治者，这是城邦的“民主集体主义”——一种以公民最高主权为基础的民主集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