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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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揭环萃ㄑ兜刂分っ鳎倬偷搅酥泄堑囊患倚》肷纾�200法郎，让人把申请表填了。按照约会时间二去警察局，将地址证明和简表交上，换来由难民署印制的申请政治避难的大份表格和一张一个月的临时居留证，上面注明不许工作。自从红十字会提供地址证明，政治避难申请就变得简单易行了。申请人得在一个月内，将这个大份表格填好，交到难民署。表格要求申请人详尽写明申请理由、提供遭受迫害的证据等。朱雷安又回到那家翻译社，让人把大份表格填了，交到难民局，领到一张递交申请的回执。
这时，在登记了他老婆名字的红十字会办事处，就会收到难民署寄来的第一笔邮局汇款，2300法郎，作为申请者的生活补助。第一张一个月的临时居留证到期时，只需去警察局出示难民署的回执，便可领到一张三个月的临时居留证，这就是等待难民署的回答所需的时间。在这三个月中，朱雷安老婆每月都能在红十字会收到难民署寄来的1300法郎的汇款单。因为来登记通讯地址的申请人太多，巴黎红十字会就用两挂家用拖斗车厢充做信件发放中心，并在郊外找了这么个空建筑工地置放，以便容纳人流。通常情形是三个月未到，难民署的回绝信就到了，以申请人提出的理由无证据为由，拒绝政治避难申请。但是，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朱雷安还是可以再去一趟翻译社，让人写一张〃上诉信〃，寄给难民署的上诉委员会，表示不同意难民署的决定，让上诉委员会重新审查。凭上诉委员会收到上诉信的回执，他还可以去警察局，再次领取三个月的临时居留，享受三个月的生活补助，以等候上诉委员会的裁决。
而上诉委员会则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传唤上诉人出庭，并可以提供中文翻译，以听取其陈述。但是，和所有的温州老乡一样，朱雷安是不会去享受这个法律权益的。也许是觉得去了也没用，或者是觉得总不能脸对脸丢脸吧，他会坐等两个月后上诉委员会驳回他的上诉。难民署的生活补助停止，警察局会给他一张在一个月内离开法国的出境令。申请政治避难的游戏也就到此结束。这个游戏使初来乍到的非法移民获益匪浅。能得到一些生活补助不说，有六七个月左右的合法居留期，可以坦坦然然地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穿行大街小巷，习惯一下这个决心一辈子扎根其间的陌生的国度，为即将到来的漫长的非法生活做些必要的准备。更为重要的是，按法国的法律，非法移民在法国连续生活一定期限后，可以获得身份的合法化，这个期限，从1997年后被定为十年。经验也告诉大家，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和1997年的三次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特赦，都有在法国居住时间的要求。黑移民们必须提供有效的证据，以证明自己何时到法国的。偷渡者自然不会有入境证明，政治避难申请、勒令出境通知在这几次特赦中曾经是到达法国时间的最为有效的官方证据。对于温州的非法移民朋友来说，申请政治避难，等于是报个到。
第三章 政治避难第28节：政治避难申请者（2）
然后再把所有的申请避难的文件，包括勒令出境信小心地保存起来，期待未来某一天能派上用场。朱雷安老婆的避难申请还没到勒令出境阶段。他老婆的申请报到难民署才两个月。他今天来一是看看汇款单有没有到，二是看看是不是有了回绝信。他和我说他的回绝信应该比别人来的晚，因为他找了一家很好的中国人开的翻译公司，是个朋友带去的，在中国城的一条小街上。据这位朋友说，这家翻译公司申请信写得特别好，别人的信，难民署三个月就回绝了，这家公司写的申请，都会拖五六个月才会被拒绝。所以价格也就贵些，通常填写难民局的大份表格是300法郎，而朱付了900法郎。我问朱这个翻译找到了什么样出色的理由让难民署的官员迟疑地做不了决断，朱雷安一脸茫然：这个政治避难的申请者，居然不知道自己遭到过何种〃迫害〃！这时人群开始出现骚动。拖斗车厢的玻璃窗拉开了一条缝，大家一齐往里挤。车厢里一个法国老太努力抵住窗玻璃，大声喊着，别挤别挤！朱雷安本来是站在外圈的，这时掏出他老婆的临时居留证，三下两下就挤进了内圈，我看见他一扬手，就把临时居留证准确地从小窗口扔了进去。
手脚还真是麻利。他所说的翻译公司我基本了解，因为温州老乡大多不通法文，所以需要翻译帮助。申请避难的表格，也多由这些翻译公司填写。填写警察局发的第一份简表，200法郎，难民署印制的大份表格，300到400法郎，上诉信分长短不同，300到500法郎。从每个避难申请者身上，能赚上800到1000法郎。每当从这些小公司的门前经过，看见里面总有五六个、七八个不等的客人坐着排队，就可以判断出他们的生意还真不错。尤其是那些申请信的样式在公司电脑里都存着，无需做重复劳动，改个申请人姓名就行。大约有五六个申请理由，供客人挑选。有的客人更好说话，也不挑选，让公司随便给一个就是。也许朱雷安是属于这一类客人，所以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申请表上涂了些什么。朱雷安从人堆里挤出来，他把表格的复印件带来了，我看了看，这个花了他900法郎的申请理由；几十行字，法语表达不伦不类，语法词法拼写错误随处可见。拖斗车厢的玻璃窗紧闭着，大伙儿不时往里探头探脑，里面的老太太正在对着一份份临时居留证查找信件。一会儿，一扇窗子打开了，老太太大声叫一个个名字，把难民署寄来的复信或者是汇款单递出来。大家伸着手，把信件在头顶上传递着。传到朱手里的还是那张临时居留证：今天没他老婆的信，过几天还得来看看。
也有个别志向和一般人不同的温州非法移民，不愿意将政治避难仅仅当做走过场。我以前听人提起过1990年左右到法国的神通广大的老林，在国内老家时还是镇上的干部。他就花了大力气，希望攻克下法国难民总署，这样，他就可以拿到法国的长期居留，无须像自己的同乡那样在漫长的非法生活里苦熬，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店、办工场，把妻子儿女合法地办理来法国。政治避难是保密的，如果他愿意，可以让除了他自己和法国难民署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政治难民。过几年，再去申请个法国籍，就可以一圆光宗耀祖的回乡梦。他的申请信是请律师写的，文采璨然地说他曾经是个〃活跃分子〃，基层组织者。他在老家遭到迫害和关押。令他的好友吃惊的是，他居然还弄来了不知真假的国内公安局的逮捕令，又有一个颇有名气的流亡民运人士给他出具了在北京〃并肩战斗〃的证明。下了大资本的结果是引起了法国难民署的重视。老林被请去难民署专门陈述他的情况。老林在家里准备了几天，把自己掌握的文字资料和录像带认真地复习了一遍。在他把烂熟于心的故事充满感情色彩地复述一遍之后，难民署的法国官员开了口，出乎意料地用地道的中国话和他交谈起来。
〃你在1989年6月4号前后一直住在北京吗？〃
〃当然，要不然怎么能搞运动！〃
〃那你天天都要去天安门喽？〃
〃当然。我天天都要去天安门声援学生。〃
〃那你在北京住哪里呢？〃
〃……嗯，住北太平庄。〃老林想起有一年去北京出差，旅店就在北太平庄。
〃那你怎么去天安门？〃
〃……坐公共汽车。〃
〃坐几路公共汽车？〃
〃……〃老林怎么也没有想到，有关〃遭受迫害〃的重大主题，难民署的官员会去问这样简单的枝节问题。他原以为，凭自己多年当基层干部获得的对中国的政治、行政的具体了解，说起这类事儿，这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佬只有睁大了眼睛，听他上课的分儿。他后悔没把北京交通图、不同的票价、站与站之间的开车时间等等整个儿给背下来，不过想想，做到这一点似乎又不太可能。花了大价钱弄来这些有力的证据，结果也落得和那些只花了几百块钱、让人随便填了个表的同乡一样。据说这之后，老林是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
我还碰到过另一位政治避难申请人。我的一位熟人老苏，上海人，在巴黎郊外开一间小服装店。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个老乡，女的，32岁，办了张旅游签证刚刚到法国，想留下来，听人说可以申请政治避难，就想去试试。但是老苏不知道该办些什么手续，便向我咨询。我说知道了也没用，别去想，办不到。老苏说他也明白，可是他的这位老乡今天兴奋地打来电话说找到有力的证据了。我好奇地想知道她究竟有些什么证据。于是我们就约好在中国城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老苏把我和他这位叫李文艳的老乡做了介绍。李文艳先问了我有关申请政治避难手续的几个问题，就很兴奋地把一张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和几本免费街头小报掏出来。纸上用铅笔写满了申请理由。大意是她以前是上海的摔跤运动员，退役后在一家大酒店工作。后来不幸被乱搞婚外恋的丈夫抛弃了，离了婚，只能带着六岁的女儿独自生活，上面还有60多岁的父母要抚养。这次来法国，仅仅是逾期不归一个多星期，工作单位就毫无人性地将她除名了。
于是她总结道：〃天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婚姻又如此不幸，让我以后怎么生活呢？〃在继续抒发了一阵痛苦之后，李文艳请求法国政府为她主持公道，让她在法国避难。那几本小报上，登有她的几张和人配合摔跤的小照片，是这里的一个中国武术学习班用来做招生广告的。李文艳说报纸是前几天出的，这就可以证明她现在人在法国，逾期不归，单位开除她，也就顺理成章了。她希望我把这些申请理由翻译成法文。我听后只给了她一个建议：法国联合国难民署不是上海弄堂里的居委会！她所要的〃公道〃，根本不关难民署的事。在一连问了我几个问题都得到明确的否定回答之后，李文艳虽然还是不很甘心，但情绪明显的低落下来。她起身去洗手间，我看老苏也是闷声不语的样子，就开玩笑说，你要是想帮她，就只有把她娶了。老苏有法国的长期居留证，快40了，也还只有个前妻。老苏压低了些嗓门，说自己认识这位老乡也就几天，连今天见面不过三次，但是已经不敢和她握手了：每次握手，都有被〃温柔地〃捏住不放的感觉，感情来得就这么快？我们到了地铁口握手告别，我见到老苏有些红了脸，尴尬地往回抽手。李文艳站在地铁站入口的台阶上，拉着老苏的手，低着眼睛，不说话。
第四章 纸张，纸张第29节：林建华的故事
非法移民接受了没有〃纸张〃的生活状态，打黑工挣钱，被警察抓住算倒霉，实在是没纸张不行的时候，比方房东要签租房合同、老板要签工作合同，还有个办法：花钱借个合法的名字。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黑移民的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已经接受了生活中的额外的附加或者是原本的缺失，但是，〃纸张〃问题时不时在他们没有料到的地方冒出来，使他们重新痛切地感到，没有纸张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1985年，17岁的林建华凭一张荷兰旅游签证，坐小车绕了条没有边境检查的山路，进了法国。当时听人说未成人不能申请政治避难，也就没有动这个念头。当时，温州老乡都明白，申请政治避难也不会获准，却能获得一两年在等待结果期间合法打工的权利。但是林建华不需要这个权利，也一头扎到了黑工场中。当时，他成了温州非法移民中绝少的没有随便编造些理由，完成〃申请避难〃程序的人之一。就这样，在1991年法国改革申请避难程序，同时大赦以往避难申请被拒绝者时，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看到和他前后脚来法国的老乡都凭着申请避难的资料，拿到了〃纸张〃，而他还在〃黑着〃时，他沮丧透了。五六年后，提起这事，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在法国，老实的人不如撒谎的人。
他的道理无可辩驳，但他还是加入了他看不惯的撒谎的人的行列。在那次大赦之后的1992年，他也去报了政治避难。按条例规定，政治避难申请，必须在到达之后三个月之内提交，否则无效，不予审理。于是他只有在申请之时，声明他是在1992年9月到的法国，使得他到法国的时间缩短了七年。他收藏好了所有的申请资料和警方、难民署的回信，想着以此等待下一个机会。但恰恰是这个他自己扔掉的七年，差点儿在五年后，又使他失去一个机会。他的避难申请正好进入刚改革后的审理程序，到第三个月就被拒绝了。他一如既往地打他的黑工。到了1996年，他的独生女儿伊莎贝尔七岁了，上了小学，是他和同居了八年的女友丽芬的孩子。孩子的母亲也是温州人，没有〃纸张〃。在孩子出生时，医院的护士给孩子起了个法国名字。我去过林建华的家，在巴黎北郊贫民区的一个3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也是兼做制衣作坊。林建华黑黑的皮肤，微胖，可能是很少出屋，不加修饰，脸上的胡子始终是刮不干净的感觉，稀稀拉拉地留在鼻子下和下巴上。丽芬有高血压病，当她从缝纫机前抬起脸打招呼时，你会发现她有些浮肿。但是伊莎贝尔却是这个压抑的环境里面一个令人欣悦的亮点。
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而且活泼伶俐。高兴起来，能在缝纫机之间的狭小的空间里突然来个利索的侧手翻，把她父母吓一跳。看来林建华和丽芬从来都不在她的穿着上马虎，每次见到她，都是一身很神气的童装。她的父母总是很欢迎我的到来，因为他们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找到一个用法语的谈话对手，叽叽喳喳讲个不停。我把和伊莎贝尔的对话翻译给她的父母听，他们也很是关注。我问这个小女孩，她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她歪头想了想，说：〃老师说的，我们都是法国人。〃伊莎贝尔就在她家附近的小学上学。因为这里有很多外国移民，所以她的班上各种肤色的孩子都有。墙上就贴了一张伊莎贝尔同班同学的集体照，20多个白、黑、黄皮肤的孩子。我给林建华解释道，在学校里，老师一定是反复教导孩子，不管是什么肤色，他们都是法国人。看来，家庭影响，还比不上学校。林建华夫妇对女儿的回答很高兴。他们不怀疑将来孩子会像一个真正的中国女儿一样孝顺父母，但他们也知道，女儿的未来，肯定是在法国。他们希望女儿将来能毫无障碍地在这个国度里生活。
我接着和伊莎贝尔开玩笑：〃你在学校里没有个小男朋友吗？〃伊莎贝尔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手指在集体照上同学的脸上迟疑地划动着，他的父母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小女孩的手指在一个黑人小孩的脸上停了会儿，倏地收回了。她把两手在胸前捏着，抿着嘴，不说话。轮到林建华有些傻眼：〃是个黑……黑人啊？〃我不由大笑起来，让他们还是尽早做好思想准备，受法式教育长大的女儿，以后没准儿真的会带上个黑人女婿上门。过了几天，林建华情绪低落地找到我。正是这个给他和丽芬的生活带来欢乐的女儿，让他们一直难受了好几天。原来，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期，组织学生去英国度一个星期的夏令营，费用也是属于市政府的教育开支。旅行、住宿，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学校让伊莎贝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