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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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来几张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上面登载有法国非法华人社群的报道。政府的政策，黑工场的〃失陷〃，非法移民要求身份合法化的抗争等等，我设想用这些报章激起拍摄对象的反应。在晓蒙、小燕、小飞家的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在法国，大多处于和晓蒙同样的状态，只要在一个集体的场合，把报纸给大家看，这些有关他们的亲人在法国的命运的文字，就一定能引发热烈的场面，会有很多话题，挣钱，生活，遣送，〃户口〃……会比简单的提问采访更生动地体现这个移民出发地的人们，如何认识和想像那个遥远的目的地。可惜的是，在我们下去拍摄的前一天，放在宾馆房间桌子上的几张报纸不翼而飞了。问服务员，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宾馆于是解释说，可能是服务员当做是过期的宾馆每天送的报纸，给扔了。
但是，这几张报纸都是繁体字，报头是套红的〃欧洲时报〃或是〃欧洲日报〃，头版上有法国移民法规出台，华人非法移民等醒目的粗黑体字标题，怎么也不会和本地出版的报纸弄混呀。我想，这几张报纸，一定是被提前传阅去了。不能说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存心做贼，我们在房间里的别的东西都没丢。也许，她或是她的家人也关心着法国，便以为几张旧报纸算不上什么，就顺手牵羊了，但是，她不知道，我宁愿她拿去的是桌上的手表或者是抽屉里的皮夹。这几张报纸，能为影片提供重要的场景，我万里迢迢地赶来，就是为了捕捉这些场景。带着不小的遗憾，我和孟凡去了乡下。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0节：不归路上的回归者
跟踪拍摄了晓蒙们的巴黎非法移民生涯，我觉得一个表现这个生涯起点的片段，对于影片来说必不可少了。于是决定再赴温州。我和小燕小飞的父母以及晓蒙的父母都打了电话，听说我将带去他们孩子的消息，他们都迫切地盼望我去。就在我做再去温州的准备时，接到朝阳的电话，他说决定回国了。三十五六岁的朝阳是广东人，在法国非法居留已近四年。和温州非法移民不一样的是，他是正大光明地进的法国：他有张一个月的法国旅行签证。他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法国老头，很有些路子，给了老头几万块钱，就弄来了三份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三个朋友绝非是为了偷渡法国，而是每人都怀揣五六万法郎，准备去法国办公司的。因为那个法国老头担保可以帮他们在法国注册一个公司，五万法郎就够了。然后每人就可以拿到一个商业移民居留证。朝阳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广东做小本生意，急于发展，都准备去国外成立个外资公司再回来。朝阳还记得，把钱和个人资料交给了老头，签证几天就下来了。第一步如此顺利，三人大喜，觉得自己碰上了这么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该时来运转了。
于是立刻购买了机票，隆重地摆了一场酒宴，在亲友的祝福声中信心百倍地上了飞机。三人到了巴黎，在旅馆里住了几天，一面等那位法国老头过来碰面；一面兴致勃勃地讨论以法国为基地的发展计划。几天后，那个法国牵线人老头露面了，据说也是刚从中国赶回来。他给朝阳他们介绍了说话里嗦的另一个老头，说是该人比他认识的只管签证的法国领事高级得多，隶属法国总理家族，成立公司办居留证的事就包在他身上了。全部手续要花个把月，得给总理的亲戚开1。5万法郎的工资。朝阳他们当然一口答应。总理亲戚说巴黎是法国首都，规矩多；办事很麻烦，要去外省。于是一行四人出发了。先去了法国北部的阿尔萨斯地区，再转到西部的布涅塔尼，又在法国南头的蓝色海岸的星级宾馆里住了个把星期。每到一处，总理亲戚会领他们到当地警察署，然后让他们在门口等，自己进去。一会儿出来，或是说这里的法律变了，或是说这里不遵守法国法律，得换个地方。当然事情也不总是一开始就令人绝望：在蓝色海岸地区的尼斯，总理亲戚就说有戏，自己找到熟人，警察答应办理，得等几天。
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晒了一个星期的太阳，总理亲戚说坏了，连尼斯也不遵守法国法律，刁难人。〃这样吧，我们去葡萄牙，那儿我更熟悉。〃朝阳他们已经晕了头，于是又去了葡萄牙，好像葡萄牙那儿法国的法律就容易得到遵守。但是，带来的准备注册两家公司的十万法郎只剩下一半了。总理亲戚说没事，只要注册一家公司，你们三个都是股东，就都能拿到欧共体的居留权。实际上，在法国申办投资移民手续繁杂，得有相当规模的投资额不说，还要有经营计划提交商会审核。必须将银行资金证明和经营规划等等申请资料交上去后，再回原籍国等候法国领事馆的通知，看是否能领到一张投资移民签证。作为持旅游签证的旅游者，哪怕投资千万，也绝无可能就地获得商业移民身份的。个把月后，朝阳他们皮肤晒得黝黑地回到起点巴黎。没再入住旅馆，而是通过一个华侨熟人，找了一个房间一起住下了，自己开伙做饭。总理亲戚打电话来，说是自己在德国做好了联系工作，再去德国办公司拿居留证吧，朝阳他们终于没答理他。原先的法国牵线老头向他们要1。5万法郎的工钱，朝阳和他的朋友也没答理。
老头很不高兴，说自己最不喜欢的就是不付工作报酬的人。如果他们不付钱，那么他和总理亲戚就会采取措施，让他们统统BACKTOCHINA（回中国）。对于朝阳的两个朋友来说，哪怕那老头说的是真话，那也根本不是威胁：他们在家中都有娇妻幼子，一天也不想多待了。但还是单身汉的朝阳认为回去一是脸上挂不住，二是来时已经把自己原先开的一家摩托车配件店转手了。想留下来试试，总觉得运气藏在什么角落里，没准哪天就会迎面撞上。三人在一家餐馆喝了一顿闷酒，朝阳的朋友把剩下的万把块钱统统留给了朝阳，嘱咐他一个人在法国多多保重，觉得不行了，就别死顶着，早点回国，大家共过患难，只要有一条活路，就有朝阳的份。但是，他们也希望看到回国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侨商。三人喝得两眼发红，第二天，朝阳送朋友去了机场，自己一个人回到小房间里。他通过些熟人东问西问，想找解决居留证的路子。身上的钱很快就用完了，运气始终没有出现。他决定去做工。
30多了，没有什么手艺，他找到了厨房洗碗的工作，而且就一直干了下去。原先的房子一个人租太贵了，他在一个温州华侨家里搭了铺，终于从雄心壮志要创建海外公司的冒险家沦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打黑工的非法移民。他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会来找我聊聊，经常情绪很低落地说要回家。但是，每次说过之后，又都回到餐馆的厨房里。他和处于同样境地的温州朋友都有个相同的感慨，出国是条不归路，是好是歹，得一直走到头。这个头，就是摇身变为荣耀的海外华侨的一分子之时，如果不能衣锦还乡，家乡就会是永远可望不可及。这个时刻能不能到来，什么时候到来？朝阳不知道，只好在这条望不到头的不归路上一直走下去，一走就是四年。这一次说要回去，又是情绪低落吗？他说不是，刚刚做了决定，最后的决定回去。这会儿就去买机票，一天也不耽误！我们约好在中国城见，地点就在一家出售飞机票的旅行社前。朝阳听说了我想跟踪拍摄他回国的想法，耸耸肩，说你想拍就拍吧。
我们稍稍等候了一会儿，阿兰拿着摄像机也赶到了，我们跟他进了旅行社，他买了张两天后起飞的单程机票。华裔售票小姐也明白了朝阳的举动，微笑地看着他。下一步是跟拍他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之后，他究竟如何向四年的黑移民生活告别呢？他首先想到用几年的积蓄去买名牌香水、化妆品，作为回国送人的礼物，又花了几千块钱给自己买了一套圣罗兰西服。因为时间很少，他也不货比三家，一天之内就买齐了上万块钱的东西。他原想把出发前的一天留给自己，去巴黎各处的名胜转转。他说除了中国城，总得看看巴黎还有什么别的。但是，最后一天，他又是留在家中，和搭铺的室友抽烟喝酒聊天过去了。我也马上做动身的准备。跟着朝阳回国，把镜头转到国内，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撞上这样推动影片向深处发展的事件，是很为难得的运气。我们扛着摄像机，跟着朝阳去了巴黎戴高乐机场。他在边检处出示了中国护照，这也许是他来法国后第一次主动向警察显示身份。那有什么呢，反正他是要回去了。
他没想到的是，在离开法国前，他必须交一笔1800法郎的罚金，因为他签证逾期不归，而且一逾就是四年。朝阳实在不愿意在所剩不多的钱里再扣去这个数字，就用自己所有掌握的法语和警官纠缠。说自己没有钱了，也没有熟人可借。警官抬眼看见不远处有个摄像机正对着自己，便撇下朝阳，朝我们走来。我出示了办理好的机场拍摄许可证。警官拿着许可证，把朝阳带去了一个办公室，嘴里嘟囔着，还说没有熟人，原来有这么多人照看你。一会儿，警官出来了，把拍摄许可证还给我们，说你们的朋友已经从办公室直接出关了。不知道是否又是因为电视，总之朝阳省了一笔钱。阿兰作为摄影师的工作就到机场结束了，我和他告别之后，也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没有了摄像机，朝阳的话似乎显得更坦率些。飞机起飞了，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看着舷窗外渐渐变成地理模型的巴黎，说巴黎还真是美，只可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心情好好地玩一玩，决定要走了，就想马上走，生怕自己四处一转，又改变主意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巴黎旅游吧。不能再犹豫了，再这么待下去，只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又问他如果回国是为了找老婆成家，干吗不在法国找一个，哪怕也是没身份证的呢？他说自己这种样子，没居留证，只有个洗碗的活儿，又35岁了，哪个未婚女人会花十几万偷渡来法国，就为了嫁给他？白色的云雾在舷窗外涌动着，巴黎在机翼下消失了。他叹了口气，说自己连说声再见的心情也没有，这四年，就像一个梦。国内家里人对外人都说儿子出国了，在巴黎。有谁知道，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是，巴黎又怎么能是你的呢？在广州机场，朝阳见到了专门从三水赶来接他的父亲。他父亲人很消瘦，白发稀疏。老人精神倒很是健朗，张着没几个牙的嘴哈哈乐着，拍儿子的肩膀。儿子却终于不能抑制感情，呜呜地哭出声来，嘴里含糊地说，老了，老了，怎么老多了？我藏在摄像机后面的眼睛也有些发潮。当初和朝阳一块儿去法国的朋友也来机场接他，还有他往日的几个好友，大家上来和他握手拥抱，冲淡了悲伤的气氛。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1节：伯爵山庄
在温州，我们碰上了30多岁的年轻的姚老板。我和姚老板在巴黎就认识，他在温州人圈里颇有名气，巴黎的温州非法移民，也许都想成为姚老板第二。他在温州有一个机床厂，在全国十几个城市有分销点，在巴黎和意大利都开有进出口公司，经营服装和中国食品。已经在巴黎和温州购置了几处房产。但是，严格说来，他在法国至今仍是个非法移民。他所有的〃纸张〃，只是一个照片是他自己、名字却是别人的意大利居留证，能够让他来回于中国和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开的公司，也都是借的别人的名字。他在温州的一处房产，就位于台商投资的别墅区〃伯爵山庄〃。在一个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姚老板接待了我和勃盖。佣人给我们倒上茶，端上西瓜，客厅里的空调驱走了炎炎暑热，姚老板的谈兴很高。他并不在意他的非法移民身份，说在法国他的温州老板的朋友圈子中，有几个去的时候不是黑移民的？现在有的靠熬年头，办假结婚拿到纸张了，又有什么呢？他自己虽然还没有纸张，但是也算是把事业做起来了。
姚老板和妻子偷渡去法国才九年。六年前，他还和别的黑移民一样，和妻子在制衣工场里打工。只是姚老板那时还是被老板使唤来使唤去的小姚，比别人多个心眼和魄力。他和妻子做衣服的熟练程度提高很快，挣的薪水也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正是华人服装加工业的黄金时代，工资不错。就这么苦干了三年，他就用积蓄下来的钱，开起了一家小小的地下工场。货源不用愁，在他当工人的时候，就留心那些送货来加工的上家公司，在那个需要加工能力的时期，他很快就和几家价格很不错的上家公司建立了合作。身为黑移民的姚老板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很快，他的地下小工场就不能满足加工需求。于是他找了个有长期居留证的老乡，借名字，开了个正式的工场。但是，即使是有了个合法的门面，雇佣黑工是少不了的。像那些法国公司一样，全然合法地运作，交完各种税和杂费之后，每年挣个百分之十左右的利润，在温州人眼里不算是生意。他们的底线是百分之三十。姚老板说，他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是运气加上胆大心细。
他胆大，比方说，找开工场的地点，他就不去找那些楼群里的角落，而是找街边的厂房，开门开窗，把缝纫机踩得轰轰响。他的判断，即使把工场开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工人和货物进进出出，也免不了被人看见，鬼鬼祟祟的样子，反而会引起邻居的疑心，招来劳工部门的检查。大大方方去做，反倒不会引起猜疑。而且，他很了解法国人，检举揭发不是他们的习惯，多是因为生活受到打扰之后才会有的举动。制衣工场开在路边，自然要比开在居住区里更少地打扰邻居。心细的一面，是他在把地址选定后，就分别给邻居送去了些酒和水果之类的〃见面礼〃，很客气地表示，在这里开办工场，多有打扰。有时晚上会加班，会有些噪音，如果吵了邻居，希望大家给提出来，随时改进。姚老板说，这样，大家成了熟人，即使有时吵了法国邻居，他们也不会首先去报警，而是会先过来打个招呼，他就有可能将危机化解在爆发之前。他的做法很有效。他的工场在制衣业的黄金时代全力运作了三年多，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20多个。在巴黎，这算是一个很上规模的制衣场了，在这20多个工人里，有纸张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居然就没有遇到一次检查。每逢过节时送给邻居的小礼物，获得了最大的效益。
姚老板很自豪地说，他创下了温州人制衣业里月工资最高的记录：他的一个熟练工人，挣过2。4万法郎一个月，这个数目，据他所知，至今无人超过。我粗粗算了一下，按照温州人衣工场的〃三三制〃运作规律，就是说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属于运作成本，三分之一为工人工资，三分之一为老板利润，工人得到2。4万法郎的工资，就意味着姚老板获得了同样数目的利润。20多个工人，以每人平均挣1万法郎算，非法移民姚老板的利润就在每月20多万法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姚老板笑笑，说那也是运气好，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