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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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宓睦缶驮诿吭�20多万法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姚老板笑笑，说那也是运气好，一个是活儿多，价钱好，再也就是警察不怎么管你。一个月20万也不算多，我知道的工场，有时赚40万还不止呢。那么三年后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了呢？是怕被警察查到吗？姚老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他说可以把工场开到警察来的那天关门，就算机器设备全被没收，也只相当于工场两个月的利润。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是出名顶替当法人代表的那个人，他每月拿3000法郎，就是出事时去顶罪的报酬。
但是，姚老板解释说，办制衣工场，怎么的也是挣辛苦钱。工人每天干12小时，老板加上开门关门，就得干十三四个小时，再干下去，人都会累垮。所以，当姚老板捞着第一桶金之后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千把万法郎，就决定把这个工场卖给了他以前的一个工人。这个后继的老板却没有了他前任的运气：这几年，制衣业景气大跌，巴黎的大众服装市场上充满了中国进口的服装，使得当地的加工需求剧减，价格下滑，警方加强了打击雇佣黑工的强度，使得工场想私下挣钱更难。原先20多人的工场，现在只有五六个工人，大部分设备都空着。而姚老板却又占了风头之先：在充斥了巴黎大众服装市场的中国进口服装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姚老板开在意大利的进出口公司。
而且，姚老板在温州还和人合伙投资了一个机床厂，生产供乡镇企业使用的质量未必精良、但是价格很有竞争力的机床，生意也很不错。姚老板是我在第一次温州之旅中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巴黎的温州人提到他。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人。尽管像他这样用〃胆大心细〃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人，在黑移民中也许只能占上百分之一，但却成了百分之百的黑移民的向往。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2节：出去；还是不出去（1）
我们那次去温州，受几个在巴黎的熟人之托，问候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很快，我们就发现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秦是这些熟人之一，他到法国已有五年，妻子素华还在温州，在靠近市郊的一个集市上包了个摊位卖衣服，两个儿子，大儿子秦立江，25岁，在一家卡拉OK当保安，二儿子秦立海，19岁，高中毕业后就没事做，偶尔上集市帮着他妈卖卖衣服。老秦让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他的老婆孩子，顺便把老婆给他做好的几件衣服带回巴黎，素华是个很好的裁缝。我们到了老秦家里做客，素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但没能吃上几口，我们就成了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的旁观者，还被争吵双方强烈要求作为评判人。争吵的原由是素华和二儿子秦立海想走父亲的路，出去。老大秦立江则坚决反对。而且他的反对方式很激烈，当着我和勃盖的面，就把筷子往桌面上扔。
他们用温州话和普通话夹着争吵。素华说温州话，而立江偏用普通话回。他妈急得直摆手：〃非能非能（别这样别这样），让人家听去笑话死啊！〃〃那又怎么，就让大家都听听。〃
素华对我们苦笑，说平时不能提法国和他爸，提起来就吵死。但是遗憾的是，既然我和勃盖是从法国又是代表了他爸来的，看来这场争吵就不能避免了。老秦去了法国五年，勉强把路费挣了回来，就没能再给家里创造财富。素华认为当初不该让老公先出去。两夫妻准备好了在法国的日子不会好过，所以凑了钱让男的先出去，更能吃苦些，早点打下个基础。而现在和老秦一块走的人老婆孩子都带出去了，惟独老秦还没个动静。素华说自己老公没本事，要是当初是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现在一家几口都会带出去了。温州多么难做事啊，她就靠经营个衣服摊位，已经把买房的几期款项都付掉了。这个房子大概有八九十平方米大，在一个很普通的居民楼里，看得出女主人是个能干自信的人。但是大儿子立江却不同意她的观点。他认为老爸出去这么多年，什么也没混出来，就说明了去法国不是好的选择。二儿子立海反驳道：
〃那么留在这里做什么？一个月挣几百块钱啊？〃立江勃然大怒，指着他弟弟的鼻子就骂：〃老子几百块钱也是挣的。你有本事就去挣几百块钱来看！你也不是小孩了，成天就知道吃饱了就睡，就会让老妈挣钱给你花。〃他转过脸冲他妈：〃就是你把他给惯坏了，还看不起几百块钱。〃他的嗓门儿越来越大，拿起桌上的一只筷子就朝他弟弟扔过去。立海眼睛一红，站起来进了房间。我对勃盖说了句：〃一个没有父亲的中国家庭。〃勃盖回道：〃没有父亲的法国家庭也会是这样。〃素华整个灰头土脸，这会儿也急了：〃你就知道打他。以后你爸知道了，不打死你才怪。不出去怎么办，你爸已经出去了，一家人就这么分开啊？〃〃他回来啊！混不下去早就该回来了，就是你们逼他在外边。〃〃回来？那十几万就白花了？你想让亲戚朋友笑死他啊？〃〃混不下去回来有什么可笑的？像你们这样卖房子、借钱再出去，才笑死人呐！〃
大儿子突然打住了话，降低了嗓门，认真地说：
〃妈，把房子卖了吧，卖了吧，我有个朋友愿买。你和立海去法国，你给我10万块行不行？〃原来大儿子对母亲可以有条件支持。素华嚷道：
〃这个房子我留着养老，你们谁也别想！〃
〃不卖房子你怎么办？两个人走，最少要24万！你上哪里找钱去？〃
〃这个你管不着！〃她转脸问我道：
〃你们说说看，我究竟该不该出去？〃
〃对对，你们说说看，我爸在法国混成什么样，你们就说实话。是他们该出去还是他该回来？〃立江还是咄咄逼人。
我不知该说什么。老秦混得怎样？只能说是和大家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像他这样，干了四五年，刚刚挣回路费的黑移民多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的那段黑移民的〃黄金时期〃，温州人到了法国，基本上就有工作做，警察也查得不严，打上两年的工，就可以还清或是挣回十多万的路费。可是自90年代初期起，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西方经济衰退，消费随之下降。而且，黑移民不断涌入，但是法国人却并不会因此多吃一次中餐或是多买一件衣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结果是工钱的急剧下降。在有工作做的情况下，温州黑移民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平均日工资从500法郎降到了300法郎。黑移民不仅面临着来自自己社团的竞争，同时还面临来自本土的竞争：由温州商人从中国大量进口的皮革制品，主要是皮带、皮包，其价廉物美，彻底挤垮了华人几大经济支柱之一：皮革加工业。原来从事皮革加工的黑移民，至少占总数的一半。这一半人又全都往剩下的几个行业，比如制衣场、餐馆里挤，挤得工钱再往下掉。老秦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个拥挤的行列的。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3节：出去；还是不出去（2）
他在法国也是靠在制衣工场踩缝纫机为生。经济的衰退使得移民问题在欧洲各国都凸现出来，政府于是加强了打击非法移民的措施，并以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为主要打击目标，并彰显这些行动的社会意义是消灭〃半奴隶制的剥削〃。于是老秦就更难找〃受剥削〃机会。他后来听我转达了他儿子对他的质询，对儿子的不理解很是委屈和气愤：
〃我不就是运气不好嘛！谁像我这样，来了不到两年，就被抓了三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嘛，是不是？〃
我一边琢磨着怎样回答素华和立江的问题，一边也把这个问题提给勃盖。他想了想，说：〃总之，不管怎样，一个家庭是不能这样分开的。〃我只好给素华和立江分析了一下形势，但似乎谁也没说服。吃完饭，素华在厨房里收拾碗筷，立江点了根香烟，气色平静了些，我又提起他妈妈和弟弟想出国的话题，他认真地说：〃现在家里有个房子，还能叫朋友来喝喝酒。我这个人朋友很多，我今天请他们吃酒，明天他们也会请我吃酒。借钱、欠债、卖房、出国，到时候把自己弄得连个像样的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妈这个人啊，心太高。心高害了一家人。〃
下午我们跟着老二立海，去了素华的摊位上转了转。素华正在和一对情侣客人讨价还价。一条开价65元的男裤，对方还到30，最后在45元上成交。素华感叹温州的生意太难做了，而且，来这个集市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打工仔。大多是看了不买，试个半天，也不买。刚才那条裤子，就赚了五块钱。她说正是这样，才决定去法国。在法国还能难过在温州？她从有家人在法国的熟人和丈夫那里收集信息，曾经对万里之外的法国做过一番市场调查，她给我算了一笔账：做一条裤子在法国的工钱是五六块法郎，自己一天最少也能缝六七十条。这样，一个月只要有20天有活干，就能挣到7200法郎。省吃俭用，一个月总能剩下4000～5000块吧？抵人民币6000多呢。这样，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回路费了。一家三个人打工，每个月就能挣一万七八人民币。就是把30多万的路费用来在温州开店，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啊。再省个几年，自己就可以开工场了。他老公的一个朋友，到了法国也就五六年，开了工场，发了。而且，二儿子立海也没什么本事，在温州给他做生意也做不了，就只能干干小工，挣个六七百块钱就完了。
都是打小工，干吗不去打一个月挣5000块的小工呢？而且，那还是在法国！我说她掌握的信息基本准确，她的推算，也曾经合理过。每个家庭，在把自己的亲人送上赴法国的旅途之前，肯定和她一样，都做过同样的计算。但是，他们犯的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忘了在他们的考虑中纳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是黑移民！一个黑字，就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对黑移民来说，做工不仅意味着能挣工钱，也意味着随时随地会被解雇，意味着会被拖欠工资，意味着不得不经常变换居住场所，遭受经济的损失，意味着会被逮捕、监禁，甚至是遣送……黑着，就使他们将面临许许多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陷阱，有可能使一切合理的推算全部失效。但是，我发现让这些温州朋友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很难，在眼前的这块土地上，打工挣钱，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勤劳被视为美德。他们自然很难理解，居然还有不允许出力流汗打工挣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勤劳等于犯法！
这让我想起在另一个城市遇见的一位40多岁的工程师，下岗了，情绪低落。有人向他提议花几万块，找个做包送买卖的旅行社，出去，到国外挣钱。他给我谈了使他下不了决心的疑虑：法国人大概都不会喜欢外国人，将来会不给我们工作做？我说，如果一个法国雇主以肤色为标准，选择雇谁不雇谁，将和他雇佣一个非法移民一样，都得冒被罚款和判罪风险。这个下岗的工程师，尽管前思后想，却不知道黑着生存，真正等待他的问题是什么。立海的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来集市上，找他聊天。素华介绍说这是立海正在厨师学校一块儿上课的同学。原来，在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的立海，为了出国好找工作，学起了厨艺，有时还和他妈学踩缝纫机。素华说这个朋友家在附近农村的塘下镇上，搞得很不错，有个工场，加工摩托车的配件。这是他家的老三，也是高中毕业了没事做，想出去闯闯。
我想和他们聊聊，但是立海的朋友很腼腆，只是用〃对〃、〃是啊〃、〃差不多〃之类的回答打发了我的问题。两人走到一边颇热烈地讨论起来，听得出是在交换寻找可靠的蛇头的信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而兴奋，法国意味着能让他们彻底改变一个无业的年轻人的命运，能变得有钱，能成为荣耀的华侨，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承诺，似乎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体力劳动就能获得。而他们，除了拥有年轻和体力，就一无所长。这个〃长处〃，如果他们留在中国，即使发挥尽了，也只能换来一个为人所不屑的温饱。于是他们就认定自己的前途在国外，一个汗水更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做好了充分发挥这个惟一的长处吃苦流汗的准备。这些高中毕业生被这样的憧憬鼓舞着，尽力地去掌握劳动技能。我和勃盖说了这些想法。
他说，他们值得尊敬。素华对我们说，在温州，儿子娶老婆，女儿出嫁，讲极了排场，父母都要花上十来万。她早就烦心两个儿子的婚事了。听说在法国，找对象很方便。两人看上了，就一起生活了。一分钱都不花就能成家，多好。应该让这些年轻人都去。反正儿子在温州结婚要花钱，还不如现在花在了路上，让他到法国找个不要钱的老婆。我和勃盖都笑了，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和温州人接触以来，听到的最让我们信服的该去法国的理由。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4节：不去法国的陈老板
早上7点多钟，太阳已是白辣辣一片。从宾馆十几层的楼上往外看去，温州和昨天晚上换了个模样，像是一个大工地，远远近近都是未完成的建筑。一大早，这些高高低低的建筑上就爬动着许多工人，都是外省来的民工，大都是江西籍的。8点，我和勃盖鼓起勇气，离开了冷气开得足足的酒店，走到太阳底下。我们约好上午去乡下一家制鞋厂看看。勃盖听说制鞋厂在〃乡村〃，很是高兴，法文的〃乡村〃让他脑海里浮现出蓝蓝的天，开阔的青草坡，空寂的树林，秀丽的农舍。但他很快体会到，这儿的〃乡村〃和他的习惯理解不同，虽然离开了城市，他也没能进入他想像中的大自然，还得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伴。我们是坐每小时一班的短途客车去的。这些客车都是私营的，装满了乘客和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乡间公路坑坑洼洼，发动机时不时要挣扎着发出一阵吼叫。勃盖挤在车后面的角落里，看着窗外公路边从不间断的一家一家摆着塑料板、水管、油漆或是日用品的简陋的小店，大锅支在外面的小餐馆，高低不齐一幢挨一幢的灰色的水泥矮楼，土红的窗框里伸出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穿过一个乡，街上人群的密度不亚于昨天晚上市内的大排档。他说自己毫无来到乡村的感觉，只是觉得进入了一个建设简陋的雏形城市。他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最直接的印象，天气的酷热和人口的拥挤，这两个感受交织为一种使人焦灼不安的压力。他甚至问，中国人习惯面对面地大声说话，是否正是在宣泄内在的压力？身边有个坐在大编织袋上40来岁的人，注意了我们半天，开口和我们聊天。他说勃盖该是俄国人，因为他在北京和俄国人做衣服生意，他们都是勃盖这个模样的。我说他是个法国人。这位服装出口商很兴奋地叫道：〃法国人！一个法国人！〃引得全车人都转过脸来打量勃盖，勃盖在众目睽睽下面带微笑，保持风度。边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一直很感兴趣地观察我和勃盖说话，这会儿轻轻地给我撂过来一句：〃你不是法国人，你也在法国，你的运气真好。〃勃盖听了我的翻译，做出惊讶的表情。他过后说，在全车人默默的注视下，这个女孩的话，让他顿生一个令人焦虑的念头：12亿中国人都在企图着小小的法国！
我说很理解那种氛围对他的刺激，但是我也告诉他我对那一片眼光的理解：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