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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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时，大家看出，不远处是个小城镇。于是大家就摸到路上，拦住一辆出租车，按二老板说的〃瓦各扎〃告诉司机。司机看着递上来的100美元，没多说什么，十几分钟，就把他们送到了一个火车站门口。二老板已经在那儿焦急万分地等着了。在捷克，他们和大老板会面了。大老板客客气气地说大家辛苦了，这一路上，本来海关都是买通的，但是谁知道他妈的最近查得严了，只好这么走走停停。现在好了，再往前走一个国家，就到西欧了。大家谁也不敢抱怨，只说没什么，能早点到就好，能早点到就好。大家是爬山从捷克进德国的。小飞也记不清黑夜里在山上转了多久，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她筋疲力尽，连手里拎的一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包都不知什么时候扔掉了。最容易的一段是从德国到法国，坐小车，也没人查，就过来了。从温州到巴黎的全部旅程花了近四个月。小飞的姐姐小燕插话道，小飞到巴黎是我去接的。她原来是胖乎乎的，见到她时，她是又脏又瘦，我认都不敢认。
姐妹俩一起在别人家里〃搭铺〃，也就是说在同乡家里租一张床，每人的月租金800法郎。很多家里有些剩余空间的温州老乡，会置上几张床出租，以分担巴黎昂贵的房租。这种做法，称为〃搭铺〃。虽然一个房间至少也会有四五个房客，很拥挤，但收入低又必须最大限度省钱的非法打工仔们也得以有个安身之处，所以，在巴黎美丽城的华人店铺门前，总是贴满了〃有铺搭〃、〃寻搭铺〃之类的小启事。一个月前，小飞又和姐姐一起来这个工场里打工，算算，到法国也快一年了。现在小飞很是失望，说法国照片上看上去好，可原来就是这样啊。出了拥挤的〃搭铺〃的房间，就是进到地下制衣场，这成了她在法国一年生活的全部。更重要的是，生活苦，干活累，还不是最令她失望之处，〃吃苦我不怕，在家里也是这么苦干，没想到到法国来，干也没得干！〃小飞最后一句话，让我心里一动：觉得如果要给未来的片子写一个介绍，这就是很好的标题。
〃干也没得干〃，很典型地揭示了当时非法移民的处境。1996年和1997年那几年，法国经济衰退，大面积的失业，黑移民居然也卷入其中。同时，失业率愈高，政府打击非法雇工的力度就愈强，黑移民找活儿干就更难。小燕阿强和来了法国几年的同伴，亦步亦趋地沿着先行者的路，却没有了他们的运气：本来打工两年左右就可以还清借来的偷渡费用，现在很多人混了五六年了，债还没还清。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8节：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
为了不引人注意，去工场拍摄只有我和摄影师阿兰两人。摄像机也装在一个大旅行袋里。我们还特意将车停在离工场二三十米远处。当阿兰从旅行袋里拿出十来公斤重的摄像机时，晓蒙和工友们很感兴趣地围上来，轮流看了一遍取景器。阿兰揿下按钮，就着改装的仓库拍下了一些黑工场的画面，这也许是法国电视史上第一批华人地下工场的电视画面。30出头的摄影师阿兰跑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泰国长期工作过，在他身上，看不出一点法国人的矜持。我曾有过担心，这个扛着摄像机的白人会不会让工人们感到不自在。一个摄影师，很自然地希望拍摄的画面能体现自己最好的水平，免不了要求外界做适应他的镜头的改变。
一次拍摄不成功，便会要求被拍对象配合，再来一次。拍完一个镜头就置身事外，也是休息一下，等导演安排下一个镜头。和人物交流并不是他的工作，但是，我明白，仅是这样的职业习惯，就会破坏我们和工场里这些特殊的被拍摄对象之间脆弱的平衡。这里没有一个工人有过面对媒体的经历，如果阿兰过于职业化，就会使工人们感到别扭、不快甚至是屈辱，影响他们的配合。
但是，阿兰消除和工人之间的陌生感之快、之自然，出乎我的意料。他很随意地接受晓蒙递过来的茶和水果，就着工人们可怜的法语和他们比比划划地交流。看着周围为了隔音而用床垫蒙上的窗户，大笑着夸老板够狡猾。阁楼上的电视机里放着租来的香港功夫片的录像带，阿兰又给工人们解释飞檐走壁的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对这些年轻黑工的生活，他流露出由衷的关注，言谈举止之中，给人一种骨子里的平等感觉。
我觉得这位法国摄影师身上有一些特别之处。阿兰和我聊起他的青少年时代，原来他曾经是屡进警察局的〃问题少年〃，一段时间还靠零售大麻来赚些零用钱。在他成年之后，干上了摄影这一行，却不愿意继续留在他的祖国，便径直去了泰国工作，并且和一个泰国女子成婚。几年后，这场跨国婚姻宣告失败，阿兰返回法国。也许，他的性格，和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有关？总之，我相信自己选择了最合适这次拍摄的摄影师。我们初进黑工场的第一天非常顺利，法国人阿兰成了工人们熟悉的哥们儿。尽管摄像机头上表示处于摄制状态的红灯正亮着，大家还是随意地走动、说话，还对我们开玩笑。这第一台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几乎被大家遗忘了。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9节：转机（1）
转机就来自于刚才和我们接头的小伙子晓蒙身上。他从温州乡下偷渡来法国，是来投奔叔叔的。我在他叔叔高老板的制衣工场里第一次见到他，那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制衣、餐馆，是法国的温州社团最主要的行业。全巴黎大区至少有数百家温州华侨开的制衣工场，任务就是将服装批发公司裁剪好的布料缝制为成衣。温州移民社团的一大半成员，也是以替制衣场打工为生。高老板来法国已有十来年，有合法身份，他的制衣工场开在近郊，是合法的，手续齐全，四五十平方米的场房设在一层，一目了然，五六个正在踩缝纫机的工人也都有居留证。高老板给我端来杯咖啡，盯着我的眼光透出神秘和得意，问道：
〃我这儿还行吧？〃
〃还行。这么几个工人，你都申报，每个月能赚多少钱？〃
〃这么几个工人？想不想看看？〃
我当然不会反对。高老板让一个工人挪开，掀起地上的地毡，又掀起一块盖板，露出一个入口，有楼梯通下去，里面透出灯光，原来我的脚下别有洞天。地下室和上面差不多大，墙角上一道粗粗的金属通风管，解决了这个密不透风的空间里七八个工人的呼吸问题。他们时不时说笑，但手脚从来不停，缝纫机声此起彼伏。这七八个工人，全是没有居留证的黑移民。高老板把他的侄子晓蒙介绍给我，告诉我他刚来法国。20多岁的晓蒙长相很帅，身体强健，脸颊上有道一厘米长的伤疤，是刀子留下的。同类的伤疤在他身上还有几处。
他很乐意谈他的过去，以自己在老家打架出名为荣。他不仅不通法文，连汉字都识不了几个，他小学都没毕业，很早就在老家的村子里东游西逛，而且，经常卷到与邻村青年的斗殴中。他爸爸在老家的江边做翻修船舶的生意，找到旧船翻修时，就会雇十来个工人，并不需要儿子作帮手。儿子在外面游手好闲，呼朋唤友甚至打架斗殴的嗜好成了父亲心头的忧患。他听说温州人到了法国只有老老实实做工，而且赚了钱很快就能自己作老板，便认为儿子的前程在法国，于是凑足了一笔钱，送晓蒙偷渡到法国，托付给自己的兄弟管教。
晓蒙在他叔叔的制衣工场里干了半个月了，操作缝纫机还是不熟练，费半天劲缝完的衣服，从烫工的熨斗下一过，立显领子不正，裤兜歪斜，就得返工。晓蒙成了工友们在劳累之中取笑开心的对象。他手指上还缠着纱布，是因为不留神时，手指随着布料就推到了缝衣针下。制衣场的缝纫机都是电动的，用右膝盖外侧顶一个小把手一下，针头就高速地运动。据说大多数工人在初学时，都有晓蒙这样的被针头在指尖上打洞的经历。一个月后，我又在高老板工场的地下室里见到晓蒙时，他俨然是个熟练工人了。布料流畅地从针头下流出，半成型的衣服很快在脚前堆起来。晓蒙的进步，也多亏他叔叔管教严格，每天都让他做十多个小时的工。他终于可以凭自己的手艺，出去自己挣钱了。
他叔叔工场的生意不稳，工钱也就不很好，而且，温州人也不愿老在亲戚家做工，好像总是受人照顾似的。晓蒙出去找工作。挣钱好的工作没找到，但很快结识了一帮和他年龄相仿的温州朋友。他做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却挺爱和他的朋友谈如何去做大生意，也爱帮朋友的忙。自从在他叔叔那里认识他后，我的事就没少过，主要是因为他的朋友多和他一样，见到法文就发晕。而法国又号称〃文牍国家〃，上班的地方只是领工资的地点，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以及这些机构里面的分支，完全由个人直接面对：警察局、市政府、劳动管理局、社会保险局、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税务局职业税处……还有房东，都是以信件的方式和个人联系。我也有忘记填写这样或那样的表格，而收到由挂号信寄来的罚款警告的经历。可以想见一个不通法语的温州老乡还总是收到间有大大小小的空框的行政表格或者信函的惶恐。晓蒙时常约我去咖啡馆，他的朋友带着一大包文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不过，如果是整理像晓蒙这样的被排斥在法国的社会系统之外的人的文件，也花不了很多时间。这些不懂法文的温州朋友，对所有进入信箱的字纸都不敢怠慢，永远是照单全收。
我首先将各类广告、竞选宣传或是免费市镇小报等清除出去，剩下的与他们相关的信件也只有少许的几封。我会简明地给每份文件的大致内容注上中文，便于他们以后收到同类字纸时可以做个对照，能举一反三，如果是表格，我也会帮他们填写。需要的话，我会帮着写回信，并指明落款的地方。如果实在着急，我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去有关地点做同声口译……他们还有各色各样的问题，涉及法国的行政、法律，我尽我的了解给予解释，相信帮他们避免了若干种不菲的〃中介费〃。比方有人的亲友打黑工被抓，就有中间人开价若干万法郎包打官司，解释是自己是律师的铁哥们儿，而律师又是法官的铁哥们儿；或者是花五六千法郎，换取一份通讯地址担保书，参加某某协会的证明书，等等。这些原本没有价值的证明之所以贵，是因为据说只要拿着它去警察局申请居留证，警察一见落款，马上就会毕恭毕敬……在听了我对法国的情况解释之后，听众们都很愿意采纳我不要花冤枉钱的意见。
然后他们会用家乡话悄悄问一声晓蒙：〃你怎么认识的这样的朋友？〃晓蒙多是很得意：〃我这个人，别的没有，就是朋友多。〃我的这类工作，可能使中国城街头的几家翻译社失去了很少的客人，却使我结识了许多温州黑移民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晓蒙这种打工之余和朋友清谈生意的生活没能持续多久，他在国内的父母和法国的叔叔就决定对他再次实施干预。起因是两件事：一是他和一个工友发生了冲突，他旧性复发，一拳把对方打晕了。他叔叔为此赔了一万法郎。二是他的一个来自北京的好友向他提议做生产纸饭盒的生意，说这是国家级的专利环保产品，而且已经和国内的几条铁路干线签下了包销合同，每年能稳赚几百万人民币。这位好友坚决地要把这个商机留给晓蒙，让晓蒙的父亲在温州筹资办厂生产。他随时可以把机密的市场调查报告和包销合同从国内调来给晓蒙过目，但是为了避免晓蒙把作为中间人的他和他国内的联系人甩掉，需要晓蒙出五万人民币，以示诚意，后来这个诚意费又降到三万……晓蒙连骗带逼，让他父亲给这位好友的国内的联系人汇去了三万块钱。
市场调查报告和合同没有看到，连那位好友也从此没影了。晓蒙当时和一个来自温州地区丽岙镇的叫晓晓的女孩认识不久，结识地点也是在一同做工的制衣工场里，两人正在拍拖。高老板找到自己的侄子，向他转达了他父亲让他立即结婚的严令。而且高老板说晓晓初中毕业，做工勤劳，配他绰绰有余。高老板也认为必须让这个孩子有个家，否则没准又会弄出什么事来。晓蒙的婚礼办得很红火。他父亲和叔叔都花了不少钱。婚宴在巴黎一家很上档次的中餐馆举行，十多桌酒席，晓蒙和晓晓的亲戚朋友济济一堂。我也是被邀请的嘉宾之一。酒楼入口处摆着几个大花篮，宣布他们喜讯的大红布告高悬。每个来宾都在一个留言簿和一个红绸布上签字，然后掏出自己的份子钱。有两个人管收钱、记账，谁给了多少钱，都当面点数后记在一个账簿上。作为朋友出的份子，按规矩是至少1000法郎。新郎新娘都有制衣工场的工友前来，每人都得花掉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工资。但是在温州人之间，这笔钱不是白扔的。收来的礼金，在人情交往中一笔笔都要还出去。
第一章 进入黑工场的摄像机第10节：转机（2）
这种机会多得是：结婚，生日，过寿，满月，回国等等。账面上笔笔清楚，就是为此准备的。两个摄影师忙前忙后。一个拍照片，一个拍录像。他们已经跟踪了新婚夫妇一整天了。从早上8点多开始，小轿车就载着新婚夫妇在巴黎周游，埃菲尔铁塔下的草坪、协和广场的喷泉、塞纳河畔的石阶……盛装新人的工作就是辛苦地逐个在著名的景观前，摆出各种恩爱的姿态。巴黎有几家专为华人服务的结婚录像公司，生意兴隆。晓蒙和晓晓都是非法移民，自然也就没法办理结婚的任何行政手续。但是，在亲友眼里，他们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夫妻了。小两口在郊外租了间小房子，买了两架二手缝纫机和一架打边机，就在家里接活儿。晓晓很快怀孕了，他们和所有的适龄老乡一样，都急于在法国生下个孩子。我自然少不了陪他们去了几次医院的妇产科。他们生了个男孩，法文名字叫朱利安，中文名字，是远在温州的爷爷起的，叫思华。
后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晓蒙见面，只在电话上联系过，听他说和晓晓做工很辛苦，活儿多时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但也经常没活儿干，个把星期一分钱挣不着。因为郊区交通不便，没事儿时就在家中待着，看租来的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录像带。我去看过他们的儿子，朱利安·思华·高，是个虎头虎脑，一逗就笑的小子，非常招人喜爱。晓蒙感叹收入微薄，又添了个儿子，房子是从一个同乡那儿租来的，房东知道他们没居留证，没法在正常的租房市场上找到房子，而且，又是要在住处做工的，所以就把住房租了个商用房的价钱，地处远郊，30平方米不到，要价是4000法郎，比正常价贵出三分之一。个把月后，晓蒙打电话告诉我，他和晓晓换地方了。他的一个同样是黑移民的堂弟，在郊外办了一个全黑的制衣工场。温州老乡所谓的全黑，就是找个隐秘一些的地方，放上机器，招上几个工人躲进去就干。不像晓蒙叔叔的工场，还有个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