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巴黎当华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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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岚铮�17万法郎的现金。勃盖知道了这个消息，说这是胡太太的失职，言外之意是她怎么一点都没看到儿子的血光之灾呢！
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17节：人蛇与蛇头（1）
工场的拍摄过了几天，晓蒙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一位朋友出事了。他把这位朋友焦急万分的老婆带到我的住处。这位朋友叫张连根，和晓蒙是同乡，不过比晓蒙早七八年就来法国了。现在同样是没有合法居留证。他来法国后，就一直在一家中国家具工场做木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风格的家具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实打实的木头，厚厚的中国漆，再画上些古装人物花鸟之类，虽然显得乡气和繁琐，却是异国情调，颇受一些中老年顾客的喜好。中国家具的生产和销售，成为和制皮制衣餐馆等几个行业相同的华人社团的几个支柱行业。但是进入90年代，这个行业受到价廉而且实用的组合式家具的冲击，急剧萧条下去。巴黎原有的十多家华人家具厂和营销店，只剩下两三家苟延残喘。绝大多数中国家具经营者和工人都改行了。有七八年的工龄，还在残存的一家家具作坊做木匠的张连根，该是当时能找到的这个行当的元老了。
可是，就是这位技术纯熟的元老，前两天在工作时，一走神，右手随着木块就推到了高速旋转的电刨下，瞬间鲜血淋漓。老板赶紧开车把张连根送进医院，接着通知了张连根的老婆。她才得知丈夫右手被削去了半截食指，中指几乎被切断，只剩皮肉连着。医院已经收治了他。但是，老板却不肯告诉她张连根在哪家医院。他已经嘱咐了张，千万别说是在工场干活受的伤，怕暴露自己雇用非法移民。老板也就不告诉张连根的老婆她老公住哪家医院，以防她去了后被人询问。几天都没有老公消息，她急坏了，制衣工场的工作也不做了，到处向老乡询问。晓蒙陪她来我这儿时，还见她两眼红肿。我问清张连根工场的地址，靠这个地址最近的医院是圣·安东尼医院，是巴黎的一所很大的公立医院，估计他是应该给送到那儿去了，于是带着他们去了这家医院。到了外科住院处。我们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收治一个两个手指被切断的中国人？〃因为想到张连根可能不是用真名登记。这个问题很有效，病房里的张连根见他老婆进来，很是吃惊，眼睛红了红，但是立刻表示不满：〃你来干什么？〃他老婆不答话，抽泣起来。
40来岁的张连根穿着一身病号服，躺在床上，显得很瘦小，右手吊在胸前。病床前的牌子上写着，ZHANG先生，1956年6月出生，无固定地址。医院给他动了手术，食指那半截是保不住了，中指给接了上去，往里面打了个长长的钢针。老板这些天来过，给他出主意，让他过些天就悄悄跑掉。看样子老板还是担心夜长梦多，非法移民张连根给自己打工的事会被人知晓。我立刻劝他别这么想，这么严重的伤，只有等到该出院时再出院。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不说老板的名字，法国的医院又不是警察局，不会逼他交代这些事。这时一个女护士和颜悦色地进来换药，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再过个把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张连根却显得很紧张，他不停地问我，听说这种手术和住院费很贵，到底会要多少钱，10万法郎不止吧？要是付这笔钱，那他可就是白白辛苦了几年。要是不付，医院会不会不让他出去，再把警察叫来呢？他打量四周的目光充满了惊惶，这个病房，对他来说，就像是个陷阱。
医院的社会服务部和张连根接触了几次，我充当翻译。医院了解到这个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也不会得到工伤赔偿，恢复期间，只能靠自己微薄的积蓄生活，最后决定免去他七万多法郎的医疗费用。出院后个把星期，他回到医院拆除打入中指的那根钢针，一根两寸多长的细钢针从中指的指甲盖下，带着血丝被慢慢抽出来，痛得张连根直咧嘴。他的右手算是痊愈了。食指少了一截指头，中指必须逐渐活动，以慢慢恢复功能。他终于有了理由，辞去了挣钱不多的家具工场的工作，老板见最坏的情况没有出现，心里也就踏实多了，给了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在他的中指还只能直直地伸着时，他在一家中餐馆订了一桌丰盛酒宴请我和晓蒙，以示谢意。他是和老婆在七年前的1990年一块从瑞安乡下出来的。当时有些西欧国家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还没有非常警觉，他们两口子凭着在荷兰的一个远亲的邀请信，办到了荷兰的旅游签证，舒舒服服，坐着飞机就到了荷兰，坐小车从一个没有海关的小镇进了比利时，用同样的方法又进了法国。
这么多年下来，由于没背上偷渡的债，老老实实地打工，生活节省，也攒了不小的一笔钱。说得晓蒙羡慕不已，只恨自己生晚了，没赶上好时候。同样是来法国，晓蒙花了几个月，掉了十斤肉，还背上十来万的债。但张连根说在法国还是年轻人占便宜。他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现在大的已经有12岁，都在老家，由父母抚养，自己没有居留证，孩子也没法正正当当来法国，七八年了，只在朋友从温州带回来的录像带上见到自己的小孩，还得由朋友指出：这是你女儿，这是你儿子，他才能从画面里认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儿女团聚。听小孩的爷爷说，儿子是越来越不听话了，男孩没父母管，可不就是要学坏。想想他心里就着急。他说像晓蒙这样的年轻人就好了，到了法国再结婚，连彩礼钱都不出，小孩生在法国，将来就是法国人，法国政府迟早要给当爹妈的居留证。光挣个几十万有什么用，没准哪天就被赶回中国去了，还是年轻人有前途。大家连着几杯酒下肚，脸上都开始泛红。
晓蒙说，几十万？我的天，有几十万还没用？拿出一半来，不就把小孩办出来了嘛。别把钱看得那么重嘛。在巴黎的华人圈里，还真有专业帮小孩偷渡的蛇头，为数不多，张连根都认真了解过，大概有三四个，客户就是像张连根这样的人。没法让小孩子像大人那样跋山涉水，万里长征，所以就产生了这些专门化的蛇头。这几个人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在法国有合法身份，或者就是法国籍。他们自己有小孩，孩子的照片贴在父母的法国护照或是东南亚某国的护照上。每次和一个客人谈好生意后，蛇头便只身一人去温州。没法凭空带个孩子从中国的某个机场公开出境，第一步是把客人的小孩先带到柬埔寨或是越南，这一点不难，在民间交往频繁的中越边界，一个村民可以一天在两国之间来往几次。让小孩在那儿学会几句话，晒黑一点，和自己混熟一些，在外人看来像是一家子了，再携小孩，从这些国家出发，来法国闯关。法国边境对随行儿童的检查比较宽松，有时大人带着孩子出境，警察也不在大人的护照上注明，看看就放行了。
所以，蛇头就能利用贴有小孩照片的护照，把别人的小孩带进来。反正在法国人眼里，华人长得都差不多。如果边防警察觉得护照上的照片和大人身边的孩子好像有点对不上，可以解释为那照片是好几年前的了，小孩岂有在几年里不长大变化之理。而且，那个把月在东南亚的生活，就是对小孩在外观上进行微调，胖一些或是瘦一些，头发长点或是短点，但在肤色上一般来说是要黑一些。这样一来，成功率很高。但是，这种方法，客源和流量就受到很大限制：首先是孩子的年龄和长相不能差得太离谱，而且，一次也只能带一个，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孩子。于是小孩的偷渡费，就比成人高出近三分之一。但是，张连根在和这几个专业蛇头接触过后，不知为什么，还是没决定让孩子过来。他辩解道，他绝不是怕花钱，但要去柬埔寨、越南？那是什么地方，还要待上一个月？别的父母敢做，把小孩弄过来，送到学校，就有个保护伞了。他可不敢，小孩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宁可这么分着，以后要来，也得让小孩安安全全，堂堂正正地来，不能让小孩也和我们一样当黑移民，被人瞧不起。
第二章 人蛇与蛇头第18节：人蛇与蛇头（2）
我明白，张连根对他的一些老乡表示不屑，他们不顾一切地把孩子办过来。按法国的法律，所有的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得上学读书，而且，未成年人不得驱逐出境，孩子来了，进了学校，不能驱逐出境，也就能保证非法居留的父母即使被抓也不会被驱逐出境。不能拆散家庭生活，已经是法庭在处理这类案卷时遵循的原则之一。张连根酒喝得有些脸红脖子粗，转脸对晓蒙说：〃我可没有说你的意思。你们结了婚，就得生个小孩。〃晓蒙略有尴尬：他和晓晓也是在很狼狈的生活中，要了他们的小孩，现在因为在工场里做工，还得把孩子送出去月托，一个月才能去看两次。他打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这个意思，怎么也不能让小孩走柬埔寨这条线。〃那几年，温州老乡们对柬埔寨这个名字有特殊的感受。一个蛇头，带了八个温州偷渡客到了金边，按原定计划，得由金边的柬埔寨的合伙人办齐假的日本或是韩国护照，让这帮人蛇可以坐飞机先到东欧。但是温州蛇头和他的柬埔寨的合伙人发生了矛盾，双方谈不拢，这七八个偷渡客就陷在金边，进不得退不得。这时温州的一个林姓的老大级的蛇头就接受了来自偷渡客家中的请求，将这批客人接了过来，由他安排往下的行程。
但这位老大没想到，此举被金边的原合伙人认为是严重的冒犯，更没有想到他们扳回面子的手段是如此狠毒：一个夜间，几个装满了汽油的土制燃烧弹被扔进了金边郊外那八个偷渡客栖身的旧木楼里。住楼下的四个人得以逃生，楼上的四个人葬身火海。那位身居香港的老大一方面安排手下尽快将活着的人送出柬埔寨，同时不许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亲人。直到个把月后，活着的四个人到了巴黎，被他们的亲戚接了回去，消息才传开。大家了解了这个情况后，一是对这位老大更生钦佩之心：换了别的蛇头，在温州的家还不早给死者的家属扒平了？他却让手下抢先一家家分头做了工作，每家都陪了七八万块钱，这么大的事，在当地居然就没闹起来。同时，大家提起柬埔寨时，都会升起一丝恐怖感。不过，蛇头的总体水平也在不断发展，新生代蛇头也在出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那种用双脚丈量欧亚大陆的万里长征的方式渐渐不被采用，新锐蛇头们，或者是直接能从西欧国家的驻华使馆内，通过伪造一些文件办出旅游签证，或者重金买出旅游签证，或者干脆用出色的仿照手段自己批发签证，使得偷渡客们不再像先行者一样，走曲曲折折的人蛇之路，而是直截了当地从西欧某国的机场里出来，而欧盟国家之间又取消了边界检查，偷渡客便可以像真正的游客那样进入法国。
这些新手法的成功，使得一直受到限制的温州非法移民的流量在1998年和1999年这几年产生了突破，从长期以来平均每年2000来人，上升到5000来人。有关法国的温州非法移民的人数，有五花八门的说法，没有一个权威的定论。1998年前每年2000人左右，是我的结论，而且我认为这个结论比其他的说法更接近实际。在这个重视统计数字，以此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态指数的国家里，非法移民的数目，绝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处置的问题，在一个被扩大或是缩小的数字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政治或是社会主张。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们还会涉及这类数字。现在，一个企图踏上偷渡之途的人蛇，在和蛇头接触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直飞还是走路？〃从1998年和1999年那几年开始，很多人蛇就是直接坐飞机到了法国。首先是欧盟成员国之一的希腊，被成功地开辟为突破口。来自温州地区的，几十人组成的旅游团，成团成团地获得希腊的旅游签证。不同的是，这些旅游团成员付的〃签证费〃，不是几百块，而是十多万人民币。
这些旅游团凭希腊领事馆颁发的可以在欧盟各国入境的旅游签证，或是先飞雅典，再转机飞法国，或者就直飞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出了机场，旅行即告结束。直到法国边防人员对持希腊签证的中国人数急增产生疑惑，警方进而秘密调查，才发现了这些旅游者的真实身份。希腊驻华领馆的解释是，希腊的某些旅行社和中国犯罪人员勾结，欺骗了希腊的外交部门。据温州圈里的〃业内人士〃估计，在这条线被掐断之前，一年之内，至少有五六百人被送进了法国。希腊的路走不通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温州地区的非法移民持旅行签证进了法国。1998年底的一天，张连根找到我，让我帮他的一个刚到法国不久的内侄填一份申请〃政治避难〃的表格。在他带来的他内侄的资料里，我看见了他护照上的签证：申根国签证，号码；F37871460，有效期：03…08…98到02…09…98，种类：C（即是短期旅行签证），非工作类。边上赫然盖了法国驻广东总领事馆的章，以及总领事勒平内的签字。我感到很是震惊：首先，中国护照是浙江省颁发的，浙江的护照，申请签证也该到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怎么广东的总领事馆也来干预？
而且，在法国极为严格的签证申请审查下，来自浙江这样的敏感地区的个人申请是基本上拒签的，难以想像签证官居然能在没有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随便将签证发给一组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的中国农民：张连根告诉我，他的内侄是和六个人一起出来的。他们只是把护照交给了蛇头，第三天就拿到了签证。我想，如果张连根仅仅是给我说这个故事，我肯定不会相信，但是眼前这张带有镭射防伪标志的签证，却使我哑口无言。但是，从张连根欲言又止的神态里，我觉得其中该有隐情。仅仅过了一个月，张连根又来告诉我新的进展，说他的一个堂弟，也走的是他内侄的路，结果是在戴高乐机场，一行十来个人，被堵在了飞机里，不准下机，最后被原机送回。这回，张连根把他知道的内情告诉了我。经过我进一步的了解，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些签证，只有签证纸是真的，是神通广大的蛇头，通过新发展的内线，用1万元人民币一张，一本100张的量〃批发〃出来的。刻个法国领事馆的章，模仿领事的签字，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这样，持这种签证，就是法国边防警察的警惕性再高，用放大镜检查，也看不出破绽。
能看出破绽的，恰恰是中国边防警察：他们马上就会感觉到，在这种旅游签证和它们的乡音浓重的持有者背后，肯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把人扣住，三问两问，可能就会露了馅。所以，蛇头都是想办法，先把客人弄到香港，利用香港警察对内地情况的陌生，在香港登机赴法。但他们最终还是栽在了香港警察的手里。其实，香港警方也对突然有大量的浙江籍人获得法国旅行签证产生了疑问，但是，不早不晚，就在张连根堂弟那一拨人过境的时候，香港警方决定采取措施。警方无权去法国驻广东领事馆核实情况，就将这一拨法国签证持有人的签证号记下来，传给自己的法国同行法国边防警察，让他们帮助核实。
法国驻广东领事馆于是接到了来自法国边防的调查电话，答案是根本没有颁发上述号码的签证。这时，载着张连根堂弟和他的同行者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