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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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路。”“夜幕已经降临，茅盾同志提出出来，到镇上买几盏灯笼。由于那时店铺已经关门，没有买到，于是大家就摸黑上了路。由于天黑，路很滑，加上大家已经很疲劳，走起路来很慢。……队伍中只有张友渔和茅盾有两支手电筒，光又不强，也只好轮流使用……我非常担心在路上出问题，果然，就在离惠州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19〕这件意外的事件就是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失足从两丈高的桥上掉下河里去了。茅盾晚年回忆：“那时我正在德沚的前面摸黑走着，只觉得脚脚踩到石板上，‘这莫非是桥？’正想着，就听见后面扑通一声，回过头去，身后的德沚已经不见。我连忙大叫：‘不好了，不好了，德沚掉下河里去了！’用手电往下照，深深的竟不见底，只听得哗哗水声。我骇呆了……闻声奔来的人也都吓慌了。这时，桥下却传来了德沚的声音：‘还没有死呢！可是怎样上去呀？’这真是一个奇迹！原来当时是枯水期，德沚正好跌进近岸的水草和烂泥里，竟一点也没有受伤……”〔20〕
2000年5月笔者曾拜访当年在游击队队部接待茅盾的杜襟南。他说：对茅盾等文化人的照料虽有不周之处，但文化人对游击队的困难了解也不够。文化人“害得”我们好苦啊。当时部队正处在恢复时期，人数不多，装备差，地盘也不大，抢救工作非常艰苦。那时日军南进，一天到晚火车都载着军火南下。这是伏击敌人的好机会，只要伏击一趟列车，便可得到好多的武器装备。然而，党中央指示，在抢救文化人期间，不准惊动敌人，怕敌人反过来打我们，影响文化人的安全。他还拿出珍藏了五十八年的当年茅盾写给他的字条：“我的跑（拖？——笔者未能断定）鞋（新的）太小，走长路脚痛，现拟掉（原文如此——笔者）换一双较长的，（听说部队有胶底鞋），不知可否？兹附上脚寸，倘换得后，即将我的鞋子换上奉还。又：部队中所用棉军服，可否借一件穿穿。（请照附上之尺寸）茅盾。”字条的背面有杜襟南写上的字样：“四十码胶鞋一对，棉衣一件。”从杜的回忆和字条传递出来的信息可以推断：战乱中无论文化人还是游击队都很艰苦，护送人员也许问寒问暖不够，但对文化人的要求还是尽量满足。
再次，战乱颠簸，使本来身子就较弱的茅盾，经受了一次十分痛苦的考验。而一个人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好的心情，显然是十分罕见的。他回忆说：“紧张颠簸的行军生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了，我的身体——这架平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机器的弱点暴露出来了。行军伊始，我的食量骤增。每顿不用小菜能吞下两大碗米饭，然而只进不出，下坠之感日益紧迫，却始终解不出恭。到了白石龙，德沚弄来泻药，无效；喝了菜油，也无效。捱到第七天，肚子已胀得像个鼓，不思饮食，十分痛苦了。游击队的卫生员说，干结的粪便太大太硬，只有先将其捣碎，才能排出。于是，德沚担当起了这个不卫生的手术，她硬是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坚似石子的粪便抠了出来。”〔21〕身体的麻烦，游击队的照料又有些疏忽，心情自然不那么好，言谈举止就不免有点偏激。
复其次，战时香港文坛争论的后遗症。沦陷前的香港文坛曾有过不小的矛盾，虽经周恩来的电话介入得到解决，但旅港文化人之间的积怨并没有完全消失，例如茅盾对夏衍的不满。胡风回忆说：茅盾、叶以群、宋之的等人对夏衍不满的一个原因是，“以夏衍、杨刚为中心出了一本指导性的理论文集，却没有约这些人参加，他们事先都不知道”〔22〕。但不知为什么，茅盾对夏衍不敢正面交锋。“以群和孙钿告诉我，廖承志决定开一次文艺方面的扩大会，批评一下夏衍……并说茅盾也准备讲话。”“会议由廖承志主持。不可理解的是，大家背后意见那么多，到会上却只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表面的话。我以为茅盾会有重要发言，但他的话更是无关紧要。”〔23〕茅盾把对夏衍的气闷在心里。此外，茅盾还受到年轻人的“挑战”。乔冠华因坚决反对茅盾所赏识的青年评论员李南桌提出的“广义现实主义”而与杨刚一起动辄对茅盾提出批评。黄药眠回忆：“记得有一次，乔冠华与杨刚在会议上公开批评茅盾，并且两个人共同起草了提纲，针对茅盾的某些意见提出批评，后来由杨刚出面照提纲的要点公开批评茅盾。但茅盾也不示弱，当即提出了反批评。”黄认为乔冠华等对茅盾的批评是“策略上有错误”。因为“如果牵涉到原则的问题，那就应该先找茅盾幕后谈谈，加以说服；如果属于理论上的细节，那也不必在会场上去公开批评他，如果他不接受批评，则自己反而处于被动”〔24〕。因为“文艺理论”受到年轻人批评，进而对“党在文艺方面负责人”夏衍会更加不满意是很自然的，所以当他听到有关夏衍“自己跑回内地”的传言时，便十分生气地说了要报告中央开除其党籍之类的话。另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根据上述周恩来1942年6月21日电报可知，茅盾在香港文艺界的地位并不高。在香港文委之下设文艺、学术、新闻小组，小组之外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戏剧座谈会，茅盾仅仅是和胡风、袁水拍一样，作为文艺座谈会的参加人员而已。难怪黄药眠在谈到乔冠华老说茅盾不好时，“认为茅盾是统一战线里面的忠实朋友，即使他有什么，也应该求同存异，不必在小的地方多加计较。”〔25〕既然人家仅仅把茅盾看成统战对象，那么他在东江所说的中共抢救文化人的活动只是为了扩大党的影响的话，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最后，与茅盾的个性有关。与邹韬奋比较起来，茅盾比较固执和坚持己见，所以给同行和游击队留下的印象也不一样。邹韬奋比较谦和，也未卷入战时香港文坛的争论，受到文化圈内的一致尊敬和推崇，也更受到党有关组织的重视。在香港沦陷前后，周恩来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几封紧急电报，三次提到要护送好邹韬奋。而周恩来电报中提到的党外人士中，还提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刘清扬等，却没有提到茅盾。离开香港前，按党组织的安排，先抢救重要和已暴露的知名人士，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和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都不能与丈夫同行，要晚些时候才走。然而，茅盾坚持要夫人同行，而邹韬奋却服从安排，将夫人暂时留在香港。茅盾回忆了“谢绝单独离开香港”的经过和韬奋的态度：“以群带来一位见过几次面的朋友。这朋友把我拉到一边，低声道说：‘您准备一下，明天可以走。’……‘那么，我的太太怎么办呢？’‘沈太太可以搬到朋友家里，有些朋友的太太也要过一阵再走。’‘我不赞成，我想太太也是不赞成的！’这似乎颇出意外，那朋友愕然望住了我，不作声。……我有点任性，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很理智的。……我不同意分开走还有一层理由：德沚一人留在香港，一定不能安心，她将因等待我平安脱险的消息而寝馈不宁。”在船上邹韬奋“看见德沚也同来了，不胜惊异，连声说：‘沈太太，你真勇敢！’接着他就想起自己的夫人和孩子们，低声说：‘粹缜他们还是随后再走吧，孩子恐怕吃不消；我都听从朋友们的意见，对这种事，我一无经验。’他又高兴地指着他那大裤管问我道：‘看得出么？——一枝自来水笔，一只手表，在这边；那边是钞票，都是粹缜缝的。”〔26〕看得出未能携妻儿离开香港的邹韬奋对茅盾能与夫人同行是既有些羡慕又有些自我安慰的。
在东江生活非常困难，茅盾显然不适应这种生活。由于茅盾的要求，他和夫人是抵达白石龙的文化人中最早离开那里到惠州的。而邹韬奋却不同。他对游击区的生活兴致非常高，有浓厚的兴趣和真诚学习的态度，表现出愉悦的心情，有时还和大家讲历史故事，谈心说笑。余润生著《邹韬奋传》这样描述传主在山野草寮里的生活：“有人不习惯这种简陋的生活，发出不满的言语；邹韬奋却始终很愉快。游击队派去的招待人一再殷勤地问他们需要什么，尽可能予以满足，尽可能去办。邹韬奋屡次婉言谢绝，并且表示，已经给游击队的同志带来负累，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不要再有什么特殊的待遇了。朋友们对邹韬奋这种克己谦和的态度，在背后十分赞叹。”〔27〕
茅盾和邹韬奋先后到达惠州，在惠州他们都曾要求上街，结果茅盾达到目的，邹韬奋则放弃要求，这也可以看到两人不同的个性。陈永回忆说：“那时惠阳城里情况复杂，汉奸、特务到处活动，为了保证文化人的安全，规定文化人不准随便上街。一天，茅盾提出要到街上走走，看看市面。经请示卢伟如同意后，我陪同他们夫妇上街，小心翼翼地领他们转了一下街道就赶紧回来。”“4月，东江游击队员送邹韬奋来到惠州，也安排住在我家。韬奋来了几天，就向我提出到街上转转。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左派文化人缉捕的风声越来越紧，我没有同意他的要求。韬奋见我不同意就对我说：‘我没有来过惠州，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上街走走，散散心。是不会碍事的。’我提醒他说：‘你不是发表过一本《萍踪寄语》的书吗？那本书上有你戴眼镜的照片，只要敌人拿那本书的照片和你一对照，便会认出你的。’……韬奋先生听我这样一说，就放弃了上街的要求。”〔28〕如果邹韬奋像茅盾那样，继续要求，护送人员可能也会请示上级领导，可能也会同意他上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作邹、茅比较绝无褒邹贬茅之意，只在于分析茅盾在东江的某些言行以及中共有关组织对其看法的原因。
三
在解读东江的“另一个”茅盾之后，人们又如何解释茅盾后来回忆东江生活时所说的那么多好话的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以本文开头的茅盾所回忆的自己在东江生活的那些好话为例。这段话也没有错，它是历史真实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回顾历史时茅盾的真心话。因为人的境遇不同，心情不同，地位不同，氛围不同，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看法也就不一样了，况且原来一些事情本来就是误解所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茅盾是春风得意的茅盾。在香港；他积极参加民主活动，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而呐喊，情绪是奋发激昂的。他这样回忆：“一九四八年的香港十分热闹，从蒋管区各大城市以及海外汇集到这里来的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总在千人以上，随便参加什么集会，都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兴高采烈，没有一点‘流亡客’的愁容与凄切。两个朋友碰到一起，不出十句话就会谈到战局，谈到各战场上各路解放军的辉煌胜利；就会议论，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作的重要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议论文章中提出了种种重大的激动人心的问题。大家都认为一九四八年将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29〕他为1948年元旦写的新年献词是连题目都显得很有诗意的《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在北平，他更是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主人公身份，参与了许多国家大事。他担任全国首届文代会筹委会副主任，在文代会上他以大会副总主席身份报告大会的筹备经过和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被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文学工作者协会（作协前身）主席。他还担任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有象征意义的职位，是连柳亚子都想要而没有要到的），出席首届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东江的历史记忆，无论“追记于香港”还是“修改于北京饭店”，自然而然会注意影响、注意身份，因角度不同而有所“增删”，以求达到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目的。
注释：
〔1〕〔13〕丁帆：《江南悲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43、147页。
〔2〕〔3〕〔4〕〔5〕茅盾：《脱险杂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12、196、247～248、252～253页。
〔6〕〔7〕〔22〕〔23〕《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3、247～248、248页。
〔8〕〔28〕陈永：《行商古城迎“贵客”》，载《秘密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9〕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征集。
〔10〕转引自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1〕司徒慧敏：《一九四二年从香港撤出的经过》，载《秘密大营救》。
〔12〕杜襟南：《关于一篇抢救文化人文章若干史实的信》，载《广东党史》2000年第2期。
〔14〕卢伟如：《秘密接应，惠州斗顽》，载《秘密大营救》。
〔15〕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编：《广东革命文件汇集·甲38》，1986年印，第179页。
〔16〕李锦荣：《冲破海上封锁线》，载《秘密大营救》。
〔17〕郑伟灵：《险途护精英》，载《秘密大营救》。
〔18〕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载《随笔》1984年第1期。
〔19〕蓝造：《百里疾行送茅公》，载《秘密大营救》。
〔20〕〔21〕〔26〕〔2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5、250、245～246、388页。
〔24〕〔25〕黄药眠：《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24～525、524页。
〔27〕余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页。
李
敖与胡适
？ 董大中
一
李敖听说胡适之名，是在北平读小学期间。到台湾以后，借到一本《胡适文选》，读后为那崭新的思想和明白畅晓的语言所慑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热”，使他在“迷乱里面，放弃了旧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胡适，表示了对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级后，休学在家，全力自学。这年年底，《胡适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远东图书公司重印发行。合印本删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较之后，深感不满，写了《关于〈胡适文存〉》，予以批评，最初登于同学陆啸钊编的《大学杂志》，后删去一部分，改投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在该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发表，改题为《〈从读胡适文存〉说起》。《自由中国》是雷震和胡适于1949年初创办的，后来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台湾推进民主政治的一块强有力的阵地。这是李敖在《自由中国》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李敖为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而感到高兴。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投入文化运动起，就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作为终身的奋斗目标，用李敖《播种者胡适》中的话，就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