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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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杀案要点》。这个普通报人、这张民办报纸居然在当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参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邵飘萍先生惨遭军阀杀害，《京报》也被封杀，离“三·一八”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在上海，叶圣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发表在3月28日的《文学周报》）；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老牌的《东方杂志》以不少篇幅刊出“三·一八”惨剧的照片。
以上是1926年3月18日军阀杀害了四十七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他们手中的笔，他们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独裁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华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师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多少“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周作人语）；因此才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段祺瑞政府也于1926年4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杀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杀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三·一八”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语丝》，甚至《现代评论》等都在“三·一八”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写下了永远值得骄傲的一页。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 褚静涛
江南先生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册，可谓世上第一本《蒋经国传》，付梓不久就被枪杀，激起轩然大波〔1〕。这已是十几年前的旧事。关于他的死因，或为写书逆犯龙麟，风传其坏了江湖的规矩〔2〕。据实直书，实非易事。阴差阳错的是，书因事闻，人因书显，《蒋经国传》一时洛阳纸贵。华人世界大多是通过这本书知晓蒋经国其人的。偏安一隅的蒋经国有如此显赫的名声，江南厥功至伟。说实在话，书中的许多内容新闻性颇强，谈不上多少隐私。
中国历史上的小朝廷不知凡几，本不值得大书特书。世事变幻，台湾从荒芜之地变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蜕变出不同于儒家传统的新事物，自然引起世人的侧目。
西方一位哲人曾说，“所谓历史，不过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寓言故事”。即使言之凿凿，也不能当真。衡量人物传记与小说的区别，前者是真人未必真事，后者是真事未必真人。蒋介石直指“二十四史完全一派胡言”，其潜意识中十分认同“历史不过是虚构的伟人传记”。
《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见证了台湾五十多年发展历程。他与蒋经国共事多年，相知甚深，在国民党内可称得上是一个开明人物。评判谢世的政治强人，确实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余老宦海沉浮，不宜为自己的老上司盖棺定论，遂委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Jay
Taylor）撰写一部关于蒋经国的传记，强调“勿为尊者讳”〔3〕。陶涵在台湾及大陆生活多年，与蒋经国打过交道，参与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对东方社会的伦理道德、家族政治深有体悟。他写的这部书取名《委员长的儿子》。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委员长”是蒋介石的代名词，中文译者干脆回译为《蒋经国传》。现在该书的中文繁简体本已在台湾和大陆相继出版，透过披露的中央情报局等绝密档案，读者可以加深对蒋经国的认识，探寻台湾政治发展的轨迹。
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出生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血缘社会。蒋经国能否成为台岛之主，并不取决于他有多大的能耐，多半赖于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父业子承，兄终弟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位国民党高官跑到香港撰文大势挞伐，指责蒋经国相貌平平，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毫无建树，乏善可陈，却平步青云，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儿子，怎么能攫取大宝？以蒋经国的才质，若是平民子弟，在那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至多是个治世的循吏，淹没在茫茫人海中，实难有出头之日。即使参加民主竞选，像蒋经国这样的人，在台湾岛上又何止万千，哪能轮到他呢？
从政的过程中，蒋经国也不得不顾忌自己的“太子”身份，干的好，人家会说“你不过是得了蒋介石的荫庇”；弄得差，只能被称作扶不起来的阿斗。蒋经国常向他的部下大倒苦水，叹贵为“总统”儿子的苦处。
外人往往只看到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好处。蒋介石若成了阶下囚，蒋经国自难逃牢狱之灾，斩草必须除根。生长于皇室，碰上王朝崩溃，欲求为平民亦不可得。崇祯皇帝吊死在景山上之前，手刃宝贝女儿：“汝为何生长在吾家？”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天助者人必助之。蒋介石毕竟不是吟风弄月的南唐后主，也非昏庸的南明皇帝。他数番起死回生，东撤台湾，苦撑待变，终至咸鱼翻身，稳住了阵脚〔4〕。有了这点本钱，也保住了先人的坟茔。蒋经国颠沛流离，痛感流亡之苦，好在还有一个托身立命的地方。相较于从南京城仓皇出逃的短命王朝，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不幸中之万幸也。
蒋介石黄埔起家，纵横捭阖，算得上一世枭雄，练就了荣辱不惊的定力。他还想创造北伐的奇迹，整日叫嚷“反攻大陆”。美苏冷战，磨擦不断，世界局势总体趋于缓和，想浑水摸鱼、乱中取胜已不可能。台湾地小人多，要维持庞大的军备，就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好在日本人五十年统治打下了基础，从大陆带来的黄金白银和技术官僚足可东山再起。蒋经国自非挽狂澜于既倒的乱世豪杰，上海打虎就碰得灰头灰脸〔5〕。在台湾岛上搞经济建设，政工出身的他是个外行。陈诚戮力而为，无奈天年有限，蒋经国自然毫无争议地成为接班人选〔6〕。为了成全自己的光辉形象，蒋经国不敢去认与章亚若女士生的双胞胎儿子〔7〕。章孝严、章孝慈兄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不能像孝文、孝武等兄弟那样享受天伦之乐，只得刻苦自励，这又是一幕怎样的人间悲剧呢？美国与台湾“断交”之际，国民党政权面临“法统”危机，人心思变。国民党大陆籍元老垄断台湾政权已近三十年之久，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强烈要求分享部分权力，不惜铤而走险，鼓吹“台湾独立”，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蒋经国深感父亲的那一套“威权政治”很难再维系下去，搞起政权本土化，大力网罗台籍精英，搞基础建设，发展经济，赢得了台湾民众的支持。
其时，一位腿跛的台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叙述生世的坎坷，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坚信“爱拼才会赢”，要做生活的强者。蒋经国读后大有同病相怜之感，删去“破”字，令人拍成电影，取名《汪洋中的一条船》。外人很难知晓，蒋经国晚年糖尿病缠身，几不能直立，靠轮椅代步，运筹帷幄。“反攻大陆绝不可能”，若宣布“台湾独立”，其父子以“中国正统”自居形象势必丧失殆尽，何以向列祖列宗交待？大陆不会答应，台籍精英也不甘心永远做陪衬角色。蒋经国进退两难，继续表达了追求国家统一的原则立场，不向“台独”分子低头。蒋经国如果没有民族气节和真才实学，是很难驾驭这条惊涛骇浪中的破船缓慢地向大陆靠近。蒋介石传子，也是看到蒋经国确有过人之处。
不管蒋介石受传统的束缚多么深，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先生，还是抱定“天下为公”，仅为儿子谋个位置，是绝不会干掉脑袋的事的。对于一个搞政治的人，家庭、妻儿可有可无。幼年的蒋经国很少感受到父亲的温情。蒋介石在上海滩闯荡，四海为家，生个儿子，算是延续了蒋家的香火，给年迈的母亲带来一些温馨，尽了孝道。为了取得斯大林的支持，蒋介石还送蒋经国到莫斯科去接受红色教育。满腔热血的蒋经国惊悉父亲背叛革命，毅然决然划清界线，口诛笔伐，显然不会是为了自保〔8〕。经历了苏联血腥风雨的集体化、大肃反，蒋经国过早地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蒋介石不知蒋经国生死，为断子绝后而忧心〔9〕。随着日本在东北地区耀武扬威，蒋经国这颗棋子派上了用场，终于平安回到家乡，还带回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少女。他没有赴重庆谋职，而是在赣南付诸平生的理想，差点被带上共产党的帽子。抗日战争结束后又与苏联协商东北诸问题。虽未建奇功，倒是见了大世面。蒋介石早岁即有“经儿可教，纬儿可爱”之语。如果没有年轻时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蒋经国即使侥幸接班，谅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知所变，知所不变；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中华民国宪法”看，蒋经国接班不是“私相授受”，而是竞选上任的。蒋介石死后，由严家淦做了三年“总统”〔10〕。不管是形式也罢，实际上也有必要。宫廷政治，早早当上接班人，也不是什么好事，弄不好白白将命搭上去。康熙几十个儿子，个个都想做皇帝，确实也有能力，让谁干都差不多，但舞台上的主角只能一个，结果兄弟相残。二儿子干了几十年的太子，早已等不及，“天下哪有干了三十年太子的”。做皇帝并没有任期限制，除非干到死，没有谁愿意自动让权。“一朝天子一朝臣。”即使皇帝干累了真想歇一歇，抬轿的人也不答应：“你不干了，我们到哪里混饭吃去呢？”乾隆做了太上皇，还要干预朝政。而太子的权力过大，又会形成第二权力重心，甚至逼宫，李世民就是硬叫父亲下台的。涉及到权力，其实是父子都不认的。蒋介石从未让蒋经国做自己的副手，不能不说是万全之策。在民主社会，虽然有任期限制，但“宪法”是人制定的，解释权归己，理由太多了，蒋介石照样做“总统”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除非像华盛顿那样的呆子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闲云野鹤。
女人为什么就不能做“总统”？在江青准备篡党夺权的时候，宋美龄跃跃欲试。她一生为蒋家王朝鞍前马后奔波，付出的太多了，即使坐不到“总统”位置，弄个国民党主席干干，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到底是儿子亲。宋美龄对蒋介石的传子做法颇不以为然，远赴美国养疴。当蒋经国去留之际，她不顾年高体弱回到台湾，大谈“老干新枝”，想阻止李登辉接班。无奈天命难违，九十岁的人出任国民党主席，恐怕要闹国际政治笑话。她终于绝了此念，赴美国死不回台了。
蒋纬国只恨父亲偏心，为什么不能一碗水摆平？他自认为资历完整，留过洋，扛过枪，仪表堂堂，哪一样比不上蒋经国？晚年他爆出惊人秘闻：“蒋介石幼年遭狗咬，不能生育。”〔11〕那蒋经国自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如此，蒋介石嘱意蒋经国是出于公心呢？还是另有所图呢？这事怕蒋纬国也解释不清。惟一知真情的宋美龄三缄其口，恐怕又要留下一桩悬案了。
蒋纬国并非蒋介石的亲子，是戴季陶在日本与一位护士生下来的。戴氏下笔千言，却天生惧内，不得已托付给拜把子兄弟。可能是中日混血的缘故，蒋纬国天生一副贵人相，活泼可爱，蒋介石视同己出，把他送回奉化老家，稍长，带到身边，又送西欧留学〔12〕。蒋纬国从小享尽第一家庭的荣华富贵，却未能赴战场上历练。蒋介石又何忍蒋纬国去受这份穷罪呢？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太少了。蒋纬国换过多个位置，乏善可陈，同事们觉得他是蒋介石的儿子，不得不让他三分。蒋经国继承了父亲的位置，蒋纬国愤愤不平，认为“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我成了总统的弟弟”，怪兄长处处设防，使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平心而论，蒋纬国干个闲职尚可，无法望曹子建项背，蒋经国哪会要他赋“七步诗”。蒋经国病逝后，蒋纬国和林洋港一起搭挡竞选“总统”。孝勇等侄辈直斥他无耻，因为受江南案的波及，蒋经国表示要向历史交待，蒋家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