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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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狡执字约，渐至蔓延，现议派人查办一折。黑龙江左岸旧居屯户之外，空旷地方，许俄存在，并江中准其行走，亦非兴安岭旧界，奕山前此悉行允许，并未辩驳，办理本觉太易，因限于时势，从权允许。乃该国闯越黑河口，欲由松花江西上。洋字内又写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与该国同管之地，肆意侵占，漫无限制。并在乌苏里右岸图勒密山，向要安设炮台，并欲在河内上下左右岸，至牡牛河一带盖房修道，其心尤为叵测……即著该将军等，据理晓喻。倘该俄员有心狡赖，即著严行拒绝。
事情到了僵持状态，蛮横无理惯了的穆拉维约夫继续我行我素，于1858年12月21日派人通知瑷珲副都统吉拉明阿，声称俄方要派“勘察队”前往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进行勘测。吉拉明阿竟然态度暧昧，“每为含糊，不悉究地势”。1859年3月16日，鉴于吉拉明阿轻易允许俄国“勘察队”进入我国领土勘测，清政府下令将其撤职查办。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奕山居然递上奏折，保护吉拉明阿，让他“暂留本任”。俄方见软弱无能的吉拉明阿没有受到清政府惩处，认为有机可趁，一个月后又派出“勘察队”进一步沿着乌苏里江和图们江口勘测绘图。1859年7月，沙俄新委派的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刚一上任就收到了俄方新绘制的我方地图。清政府知道此事后，愈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命令奕山派人与俄方交涉，明确更改《中俄瑷珲条约》中有关中俄“共管”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条款，同时严厉斥责奕山和吉拉明阿等：“前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同管之地一语，饬吉拉明阿，与之申明前约，分较明晰，俾免藉口……乌苏里等处，与俄国并不毗连，何以奕山等所议条约，竟有与俄同管之语？况该国现欲开山修道，则其本不通海，已可概见，奕山等许其会勘，尤为轻率。”然而，一纸饬令，并不能阻止奕山等人的丧权辱国行径，更不能阻止沙俄的长驱直入。
这边斥责的指令刚下，那边沙俄的船队已经强行进入中国的乌苏里江运货航行，并坚持进入松花江从事贸易活动，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占领。这样的蚕食和入侵一直到两年后的《中俄北京条约》签定，都没有一天停止过。而所有这些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只要到过瑷珲历史陈列馆的人，没有人不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
黑龙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世界的第八大河。黑龙江省同时是我国惟一一个以一条江水命名的省份。黑龙江全长四千三百公里，流经黑龙江省的就达二千九百公里。所有黑龙江人以及东北人没有不对这条母亲河顶礼膜拜、心怀感激的。是黑龙江用自己甘甜的乳汁无私养育了白山黑水间勤劳勇敢的人民。
黑龙江的别名很多，古称弱水、浴水、完水、黑水、室建河、望建河、乌桓河、石里罕河，一直到十三世纪才定名为黑龙江。黑龙江水其实并不黑，之所以人们这么称呼（当地少数民族也这么称呼，如蒙语称“哈拉穆连”，满语称“萨哈连乌拉”，鄂温克语称“卡拉穆尔”，都是一个意思：黑水、黑河、黑江），全因了黑龙江博大精深、深沉宽厚、深藏不露的缘故。我虽然不是黑龙江人，也不是东北人，可是一样不影响我对黑龙江满怀深厚的感情，一样不影响我对黑龙江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试问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黑龙江？哪一个中国人不热爱黑龙江？可是此刻，站在黑龙江江畔，遥望烟雨迷蒙中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阿穆尔省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多少年了，黑龙江始终是中国的一条内河，怎么就因了一个一百多年前强加的不平等条约，黑龙江就成了两个国家间的界河？如今，黑龙江以江中心为界，此岸为中国领土，彼岸则是俄罗斯领土；甚至就连同一条江也拥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叫阿穆尔河。
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虽然历史是严酷的，历史也是不可更改的，但作为后来人，我们都应当尊重历史。所以面对瑷珲历史陈列馆中翻开的留言簿，我在上面写下的心里话是：“永远不忘国耻，中俄世代友好。”
瑷珲天上的冷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眼前脚下的黑龙江也在浩浩荡荡地奔流不息。我向瑷珲告别，我向黑龙江告别，我只把沉重的历史留在心底。
剃发·蓄辫·剪辫子
剃发·蓄发·剪辫子
——关于辫子的历史
？ 王晓天
自1840年英国殖民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们用异样的目光盯着中国男子脑后拖着的那根长长的发辫，感觉令人费解。一位亲身参加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英国人伶俐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许多年里，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1〕以至于在历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欧洲国家的人还把梳辫子、穿古怪服装当成中国人的固有形象，到处张贴，作为去中国旅游的广告。
其实，说起剃发蓄辫，只是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所形成的习俗，而在此之前，中国人是不剃发蓄辫的。《韩非子》说：“古者披发文身。”这说的是上古时代先民未开化之时的事。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祖先便有了美的概念，头饰也就发展起来，而且，慢慢演绎出一套套较为繁缛的礼节。自从孔夫子发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圣训以后，捍卫头顶上的青丝，则不仅仅只是一种审美的需求，而且具有了伦理的意义。于是，绾发结缨戴冠，郑重其事，丝毫也马虎不得。不但要求中原人如此，而且对于偏处四边的少数民族也是如此要求，如《汉书》曰：“终军上书，请受大冠长缨，以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越王，越王请举国内属。”此风愈炽，削发也就演变成一种处罚的方式，只有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才执行削发示惩。三国时的曹操，因为马踏麦田触犯了自己所定的军纪，于是剑削青丝以谢军中。自秦汉至于明清，头发不可毁伤的祖训更是深入骨髓，不可更改。
清朝起于塞北，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也许是由于骑马的缘故，很早就有了结辫的习惯。满族人的祖先金人，就是剃发蓄辫的民族，其发式是“半剃半留”，于额角引一直线，线前面的头发全部剃光，线后面的头发结辫垂于脑后。究竟这种习惯始于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现在难以确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金元帅府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宋史》记载宋将刘琦抗金事迹时说：“是夕，天欲雨，电光四射，见辫发者辄歼之。金兵退十五里。”
大约是祖先有此强迫削发之先例，几百年之后，当满洲的八旗兵势如破竹地越过山海关，开入关内，推翻业已腐朽的明朝，确立清朝的统治以后，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强力推行剃发蓄辫制度。1645年，清顺治皇帝发布命令，宣布“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臣僚不得论奏剃发，否则“杀无赦”〔2〕。此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从此，头发之去留，不再是个人的喜好，也不再是一个伦理的问题，而是上升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清朝统治者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征服汉人，是把剃发作为一种表示归顺的标志，为此，不惜以死要挟，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汉人来说，当然无法接受，一缕青丝，不仅受之父母，而且成了忠于明朝的象征，这是千万不能剃掉的。为此，汉人奋起反抗，口号是：“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反抗异常激烈，满族统治者的镇压也异常残酷。血风腥雨之下，演出了多少惨不忍睹的历史悲剧，江阴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头落地。最悲壮的莫过于“江阴十日”，是年农历六月二日，江阴人在阎应元、陈明遇的率领下誓死捍卫头上之发，誓死效忠明朝，坚守城池八十一天，杀死清兵七万五千人，有六万七千壮士战死于城墙上下。城破，清军纵兵屠杀十日，直到满城杀尽方才封刀。有十七万多军民死于清兵刀下，仅有五十三名老小幸免于难。有诗为证：
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
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反抗，镇压，再反抗，再镇压。随着南明小朝廷一个一个地垮台，人们光复的希望也一个一个地破灭了。人们不再反抗了，终于接受了满清统治的现实。而辫子，也就一根根地留了起来。随着日子的流逝，久而久之，人们麻木了，习惯了，不再觉得不顺眼，不再觉得它是化外蛮夷之俗了。甚而，辫子乃至成了中国人当然之习俗。人们不但安于蓄辫，习惯于蓄辫，而且讲究如何蓄辫，尤其是官宦人家及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饰辫梢以各种装饰物，目为时尚而招摇过市，串门过户。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有一首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就云：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二百多年后，即当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中国人有机会可以走出闭锁的大陆飘洋过海时，他们对于这条垂在脑后晃来晃去的辫子是挺看重的。一代哲人、曾在虎门焚毁鸦片的林则徐在澳门看到洋服时曾鄙夷地说话：“真夷俗也！”这种评价与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的辫子时所发出的感叹恐怕也差不多。但是，洋人的惊异，洋人的讥笑，并不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诩诩自得。因为，这是文明的标志，“天朝上国”之人的象征。
但是，也有人没有忘记。1851年1月，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会”兄弟们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反清相号召，又翻出了二百多年前的那笔老帐，在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中宣称：“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因此，必须恢复“中原古制”，即恢复汉族的衣冠服饰。太平军的官兵蓄发不剃，恢复了中原汉人束发于顶的旧制。在太平军，谁的资历长短，一望头发便知，谁参加起义早，留起的头发就长，谁参加起义晚，头发就短，头发的长短，便是参加起义军先后的最好标志。蓄发不剃，这是太平军不同于当时人的最突出的形象特点。正因如此，蓄发在当时民间往往被俗称为“长毛”，而清廷官方则诬称之为“发匪”、“发贼”、“发逆”等等。
自金田起义，太平军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纵横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数省，其势如狂飙突进，同时也把蓄发之制推行至所到之处。在太平军看来，蓄发易服，不只是服饰问题，也是是否拥护太平太国的一种带政治态度的表示，因此，他们推行起来亦同样严厉，要保住脑袋，就得留起头发，否则就有可能杀头。太平军的狂飙突起，恰如一道划破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大地的闪电，但是，其来也忽，其去也快，十多年后，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蓄发易服之举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一切也就暂时恢复了原貌。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很难发现辫子的坏处。但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在强力下被打开，由于中西方交通的滥觞，有了中西风俗的比较，最早开始与外国人接触或最早触及近代工业文明的某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蓄辫是一种陋俗。但是，谁也不敢首先剪掉辫子。大约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定居于海外的华人中最先出现了剪除辫子、改易西服者，但均属于个例，没有形成风气。1898年1月，也即农历除夕，新加坡华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此一举动在海外华人社会中产生了很大的轰动，也引起了争议。赞成者“有谓辫发为不雅观者；有谓辫发久而不洗即觉臭秽难闻者；有谓辫发贻害甚大，如机器房中执役者一时不慎，致为机器所掣，不免性命之虞者；有谓辫发或被车轮牵扯，致受辗转者；有甚谓此物似禽兽之尾者；有谓如铁链之状者。”因此，他们主张割掉辫子，“留全发而短之”。但是，反对者的力量也很强大，特别是一些老人，忧心忡忡，认为一旦剪掉辫子，便会被清政府视为异类，那么，落叶归根，回国之想就会成为泡影；而且一旦与当地社会发生纠葛，便很难再受到清政府驻外机构的保护。于是，传统的力量再次占上风，剪辫的倡议也就搁置下来。一直到两年以后，新加坡华人终于将剪辫的倡议付诸行动。据《中外日报》1900年6月19日报道：“新加坡一处，已有华人八十人割去发辫，改换西装，其余割辫者尚多，约亦即目前矣。”时代风尚之所趋，工业文明影响之所及，终于使剪辫突破传统的“夷夏之辨”旧圈子，提到了当时世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