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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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参阅路文彬：《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忧郁气质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112〕孙郁：《用心去贴近鲁迅的人们》，《社会科学报》2002年10月10日第4版。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随想
？ 雷池月
社会转型，当然不会仅限于经济生活，至少它还应该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转型应该体现在经济制度上，简而言之，就是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不过历史上很难找到在不借助政治权力的前提下实现的由经济活动本身来完成的转型。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一、二百年间，在意大利的传统农业地区，隶农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真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确立，却还是等到了查理曼大帝征服伦巴第王国（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之后。同样，尽管法国资产阶级从十六世纪以后就逐渐强大并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还是直到1830年路易·菲力普登基才算是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法国也才得以实现由封建的农业经济向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欧洲，类似例子还很多。
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严格地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明显的社会经济“转型”的痕迹——两千年一以贯之，就是以农民和地主这一对矛盾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至于二千年以前，所谓“东方奴隶制”是怎样瓦解并让位于封建生产方式的，更是找不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证据，因而，这两种社会形态究竟在什么时候衔接，史学界至今尚无定论。这两千年间，以社会政治形态的变化为主的“转型”倒一直还是存在着，这并不是指标志着财产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的皇朝更迭或农民战争。在中国，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产生全面性影响的决不是简单的政权易手，一次改朝换代如果意味着社会转型，那“型”就不胜其“转”了。然而，在大一统和分裂割据两种状态互相过渡或异族的全面入侵成功这样的政治条件下；却都能发现一些社会转型的迹象。虽然这种政治转型也表现出轮回的规律，但次数有限，而且情况也不尽相同，它至少还反映了同为封建生产方式下阶级内容的变化。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才一连发生了两次以生产关系的改变为基础的社会转型。一次是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就是“初级阶段”市场化。
一位饱经忧患的知识界朋友对我说：“一生而经历两次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大约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出生的人）的幸运。”这使我想起吴祖光先生送给我的一幅字：“生正逢时”（他在别处还多次题写过这句话），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幽默的委婉中饱含沉痛。稍加品味，何尝不能看到泪光中宽容的笑？而且纵向引申，再想得远些，就能发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所有可以称为“转型”的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很难成为获益者，相反总是不免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陷入尴尬的境地。这种情况似乎证明，两千年来，由于在精神底色、社会定位、命运规律等方面表现的传承关系，中国知识分子构成社会学上的一个特定的范畴（系统），它大约和封建、后封建时期的中国历史共始终（至于在新的转型期中成长起来的有学历、有专长的一代，大都由于生存环境、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社会作用的差异而分化到不同的阶层，似不能再纳入上述特定的历史范围）。
秦、汉的大一统相对于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无疑是一次大的转型（我们姑且抛开封建生产方式此时是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这一难以认定的问题，单纯从政治和文化层面去考量）。焚书坑儒于前，罢黜百家于后，秦皇汉武，虽各用一端，而斧钺森森，并无二致，倒霉的终归是知识分子，其栗栗自危、惶恐无日的惨状，较之战国后期前辈们的处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治架构固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充当官吏的进身之路，但无论官做到哪一级，精神上的自由度是不能和诸侯国家的土大夫阶层相比较的。士大夫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予取予求，决于一己，对诸侯只承担贡纳钱粮和提供兵力的义务，而官吏呢？却不过是皇帝豢养的家丁走狗而已，稍有闪失，作威作福固再无可能，连身家性命都岌岌乎难保，两相比较，结论不言自喻。
不过，儒术还是一家独大了，儒家也毕竟没有辜负汉武帝及其后继者们的信赖。汉代的今文经学的创始者们，把从庄子那里借来的“内圣外王”说大加阐发，从此，“圣”“王”一体，只要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君主，也就是天经地义的圣人，这个提法太让最高统治者受用了，而知识分子就这样自觉地把自己推向了君主奴仆的地位。从此，一套以“忠君报国、经世济民”为核心内容的思想体系把他们紧紧捆绑在官僚政治的破车上，在封建制度的泥途中颠簸了两千年之久。
汉末中央政权的分崩离析开始了一次新的政治转型，这一以割据与分治为特征的转型一直维持到隋、唐，时间持续达四百余年（其中西晋的短暂统一不过三十多年，无足轻重）。在这场政治转型中，大一统的格局虽然打破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却并未能回复到战国时期的状况。此时，汉儒内圣外王、忠君报国那一套在逻辑上很难成立了，因为：一、北方那么多来历不明的小王国，大都是“五胡”所建立，北魏虽然实现过半个中国的统一，但华夷之辨始终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心结之所在，他们都不会忘记“夷狄之有君，不如中夏之无也”这句歧视色彩十分明显的话，胡人可为“圣王”乎？恐怕君臣间难得达成共识；二、南方的偏安政权则虽自认为正统，但从汉末以来，篡逆成风，所有的短命朝廷都无颜以忠君的的观念相标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阀横行的时代，南北统治者潜意识里的自卑情绪，虽成因不一，却表现相同——对于知识分子采取猜忌、排斥、敌视和镇压的态度。尔朱荣一次将数百名“清流”投诸黄河就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知识分子自矜为“清流”实在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所谓“清流”，一是自夸其门阀，一是自耀其文化。两者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因为汉朝以来的举荐制度造成的代复一代官吏的近亲繁殖，形成了既垄断政权又垄断文化的“士族”，军阀横行，士族的整体地位必然下降（虽然许多军阀也是士族出身），作为知识分子，其感受是十分痛彻的。自居为“清流”，无非是对当权者的一点鄙视和抵制意识的流露。儒家的中心观念此时由“忠君报国”向“亲亲尊贤”的方向转移，纲常的废弛便是这题中应有之义。知识分子中任情放纵者、栖隐山林者比比皆是，莫辨真假。中国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和权力的宣言很难当真，自古如是，何也？其间当然有经济和物质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从指导思想上作出了规定：“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八个字之间是由严密的逻辑关系连结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一环一环，扣得很紧，就是《大学》里所说的：“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最后还是落在治国平天下上面。这个逻辑过程，民间的通俗说法便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所有文化知识的追求和积累，脱离了封建皇权制度的官僚政治，便一无用处。读圣贤书成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就算是视富贵如浮云，他也不能不“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南齐的孔稚圭写了一篇《北山移文》，嘲骂那些托名归隐实则慕恋官禄的人，文章固然华丽，态度可不够客观。就算别人的归隐是为了当官而使的花招，又如何？当官的几个不使花招？孔稚圭本人不也做着太子詹事、散骑常侍的官么？所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有失厚道。
新的政治转型是隋唐大一统局面的到来。大王朝官僚机器的规范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效命的机会，“经世致用”的潜在的动能又重新发挥出巨大的社会效用。科举制度是李世民为知识分子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每一个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怀着“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梦想在这个陷阱中挣扎，当然，实现“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梦想的机会确实大大增加了，不过失望和毁灭的机率自然也随之提高。武则天一朝，处决的各级官员多达十余万人，但这非但没有使知识分子视仕途为畏途，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往“陷阱”里跳，形成一种飞蛾扑火的效应。唐朝尽管曾造就一个繁荣昌盛的顶峰，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却并不令人羡慕。不知有多少人终老于科举的赌博不能一展长才，不堪忍受这一命运而寄望于靠显达举荐以求出路者，却要在人格尊严上付出更大的代价（李白就是这样的典型）。在整肃吏治或党派倾轧中被处决被流放或不免有咎由自取的因素，而后来在军阀混战和黄巢的铁蹄下辗转沟壑、葬身无地的则大抵是无辜的牺牲品了。
进入五代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再一次地被相对固定下来。统治中原的小朝廷都很短命，但大体还能维持有效的统治，社会的整体情况，比唐末有了相当的改善。在“中央”，甚至出现过李嗣源（唐明宗）、柴荣（周世宗）这类“明君”，在“地方”（小王国），则如李昪、钱璆、刘崇、周行逢等都可算是“一时人物”，“做过一些好事”。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当然也远胜于唐末。士族已经彻底灭亡了，中、小地主开始崛起，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和经济状况，都比前朝较有保障，仕途也是广阔的，惟一的问题是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找不到合理解释的基点。既然不好说，那就少说或不说也罢！统治者需要大批官吏为他牧民，知识分子需要当官以谋求个人出路，双方可说是一种需求关系上的结合，虽然都各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词，但涉及纲常一类的教条是不大提起了，因为几乎没有一位统治者好意思在节操问题上对自己的臣下提出要求，而臣工们也不会迂腐到以节操自勉。对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共识的，从未互相指责。五代大官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冯道，五朝拜相，事主八姓，在中国历史上是创纪录的。他死后，与他一殿为臣的范质（后来还当了北宋的宰相）称赞他：“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如此之高的褒扬，反映了同时代人在节操问题上的相同观点。到了一百年后，欧阳修的评价可就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标准了。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冯道……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的指责更严厉：“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
对冯道的这种各执一端的结论，并不是缘于个人的好恶，而是反映了社会转型带来了价值观标准的转移，它是一种由政治转型导致的文化转型的表现。客观地说，欧阳修、司马光所代表的北宋人的观点，未免过于苛刻，设身处地地为冯道时代的人想得不够。冯道所事的“五朝”（唐、晋、契丹、汉、周）总起来不过三十多年，要冯道从一而终，则意味着他在政治舞台上混不上十年就得“尽忠死节”，这是不是残忍点儿？也不现实。至于“灭迹山林”云云，就算是抛弃了经世致用的圣贤教诲，还有一个谁管饭的问题。“优游下僚”则更难想像，一则“下僚”未必就有理由不忠君，二则“下僚”清苦却又眼巴巴地看着上司颐指气使、纸醉金迷，能“优游”得了么？
北宋的知识分子调子那么高，实在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经过宋初的恢复，大约在真宗赵恒时期，中、小地主阶层已经崛起并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他们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而宋朝的统治者，从赵匡胤开始，一直对科举制度的建设十分关心。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远道士子们能够顺利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对西川、山南和荆湖（当时江南和两广等地尚来统一）的赶考举人，“往来给券”。券，当属一种证明文件，实际上就是凭证由各地驿馆（国营招待所）免费接待。北宋王朝对知识分子的宽厚政策当然不止于此，但这一条确实对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观念当然不胫而走，并深深打上主流意识的烙印。
北宋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至少有这样三个后果：
一、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进取观念和创造意识，因而涌现了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钱钟书先生称北宋为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颠峰阶段；
二、大大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奴化意识，从此，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自我定位为皇权的工具和奴仆，把为皇权效忠服务视为生命的惟一宗旨和至高追求。
三、作为皇权的奴仆，不自觉地降低了自我的人格定位，独立的人格精神远不及于战国、秦、汉。甚至实际上还不如乱世的南北朝和五代（乱世的知识分子不少对皇权是抱着鄙视和抵制态度的，就连冯道那样圆滑世故的人也敢于当面调侃顶撞柴荣。）
既然是奴仆，就难免为争宠怙权而彼此倾轧，奴才愈集中的地方，矛盾一定愈激烈，于是，贯穿北宋一朝特别是从真宗时开始，政争、党争不断，往往闹得不可开交，这种状况却更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驾驭。章献刘太后执政时处理丁渭、寇准两个集团的成功范例，神宗和哲宗对待党人态度上的反复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
宋王朝尽管在国防和外交上是最软弱的，但它却是封建帝国政治制度趋于完善的朝代。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上，或者反过来说，知识分子在为皇权效命的自觉性上，达到了超越古人的程度。而且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没有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过。影响后世极深远的理学也只有在宋朝这种历史背景下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宽松而优裕的宋代知识分子未必是幸运的，而他们为后代留下的文化影响也未必是值得推崇的。
北宋覆亡以后，虽然又经历了百余年南宋与金对峙的格局，但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却并未产生大的转化，也许这是由于两个相对稳定的王朝共存，双方都很主动地继承北宋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金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对弘扬儒学的热情丝毫不低于汉人，以至于蒙古人就曾认为金国败亡的原因就在于太宠信儒士而冷落了武将。这话未必准确，但金亡时尽节的大臣、将军、村夫、民妇甚多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从金、宋先后亡于蒙古，直到民国成立，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的分裂状态（南明政权似乎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