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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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政权似乎可忽略不计）。不过在这个近七百年的时段里，除去明朝的二百七十年，汉人一直生活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虽然也有过激烈的反抗，但由于异族统治者几乎是全面地承传了汉族政权的政治形态和文化观念，“夷夏之辨”很快就让位于“君君臣臣”的原则，知识分子及其影响下的大众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在新王朝统治下做忠实臣民的命运，即使有时不免有“二等百姓”的屈辱感，但总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心理补偿，从而维持着情绪的平衡。
其实，蒙古人统治下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们虽然一方面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实行法定的民族歧视政策。“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诚然不错，但蒙古的帝王们的素质和治绩，能称得上“有德”么？当知识分子还在这个问题上依违两可之际，下层群众却已经忍无可忍了。在元末群雄并起的年代，知识分子介入政治动乱的热情和勇气已经远不如秦末、汉末和唐末了，虽然他们作为异族的臣虏本来是更有理由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分子的畏葸心态反映了儒家学说长期教化的结果，在权力面前甘当奴仆已被视为天经地义。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所以，做忠臣孝子成为人生的第一信条。儒家的所谓“礼”就是这个脱胎于宗法制的权力体系的全部规范和秩序的概括，而“礼教”的极致就是为人臣、子者独立人格的完全丧失（元、明之际大约正是到达极致的阶段）。而且，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权力崇拜。因为，权力本身不受任何原则的约束，也就是说，它的崇高不必预设任何限制性的前提。遇上了一个暴君、昏君，臣子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不过是抬口棺材到午门，然后冒死进谏。当然，这也算一种勇气，但敢于这样做的人并没有几个。孟夫子倒是还说过“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其君也”，还说什么“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是历代的皇帝谁会真正听得进去？到朱元璋开国以后，索性亲自动手，把这些不合口味的内容从教材中统行删去，还为此作了振振有辞的解释，说是不要让荒谬的思想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明朝恢复了汉族人对国家的统治，照理说，知识分子的命运会有所改善。可是事实上，明朝是一个知识分子风气最坏的朝代，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都堪称空前绝后。造成这种状况，固然和皇帝的素质有关（可说明代的十五个皇帝中除了建文帝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而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更为主要，他们除了被理学和八股文驯化为奴才和官迷以外，而且在时代所特有的不良社会风气浸染下（好几种坏风气如狎妓、蓄童等就是知识群体所倡导的），有些人甚至成为典型的社会败类，为人不齿。这些从明朝的历史和明代的文艺作品中都能得到证明。因为知识分子的不自爱，皇帝老儿也就特不把他们当人看。民间士人不说，就是当朝大员，在朝堂被打屁股也是常事，而且甚至还集体被打。金殿上，数以百计的大员们把或肥或瘦的屁股一字排开，廷尉们的板子挥下去，血肉交迸中只听见一片喊娘叫爷之声。从来没有哪个朝代，位列公卿的孔孟之徒会集体蒙羞受辱到这种程度。越没有尊严，就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文武官员争着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屈膝称臣的丑事。其实，明朝知识分子早就对朝廷失去了利害与共的责任感，一旦做官，全是短期行为。不捞白不捞，权力过期作废。政权弄垮了，再去投靠新的统治者，是普遍心态。无怪乎后来多尔衮、多铎兄弟只靠几万精骑便可以驰骋天下，底定中国，也无怪乎顺治初年，一开科举，天下士子便纷纷骛至，向新皇效忠。
平心而论，来自满洲的统治者对汉族文化和汉族知识分子表现了相当的尊重，这点从对皇室子弟的严格教育上就可以证明。由明入清，谈不上社会转型，但从统治者到广大知识分子，整体素质却有着明显的改善。有学者称有清一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时期，庶几有理。这当然不仅仅是清代皇帝的政策变化的结果，从知识分子方面说，物极必反，奴才做到了极点，也许正是自我人格意识觉醒的开始。清初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政治态度很能证明这一点。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满族人的南侵当然是持抵制态度的，但他们后来却能在达成一种默契的前提下与朝廷相安无事，自己虽然不应征辟，但也并不反对门人出仕。这大约和他们潜意识里的某种政治感受有关：满清统治者看来比亡明的末路皇帝还多几分人君的气象。他们感到，这似乎是一种天数，于是放弃了为反清复明奔走呼号的努力。而出于爱惜自己的羽毛，他们也决不愿意去走钱谦益、吴伟业等人的道路。当然．就活着的状态而言，他们要多忍受些精神和物质上的困苦，但死后，却得享大师的尊荣而不至像钱谦益们之受后人鄙弃。乾隆命史官设置《贰臣传》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他不是不知道这些“贰臣”们对大清开国有过多大的贡献，但把他们打入“贰臣”另册，就意味着自己君父地位的不容置疑，汉族知识分子从此如果还有人敢对满人的统治怀不臣之心，那就是违背了圣人“君为臣纲”的诫训。后来的能臣良吏，自然都是谨守君臣之道的“君子”。当曾国藩在朝廷存亡难卜而扮演起中流砥柱的角色时，胡林翼写信问他：“东南半壁，吾师其有意乎？”他却能硬生生地拒绝了这种诱惑，实在也就是“君君臣臣”的这道坎儿迈不过去。
如果不是十九世纪中叶洋人的坚船利炮带来的“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或许就停留在这种状态中了——比明朝人多一点尊严，但依然是传统儒家理念所要求的君权的奴仆。但是，二十世纪终究是人类历史上最独具色彩的时代，进步最大、变化最快、苦难最多。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迅猛转型的要求已如山洪般不可遏止，两千年的封建政治和经济结构，两千年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都无可回避地面临着挑战。积压越久，蓄势越强，中国社会的转型理应表现出一种特殊强劲的势头和冲击力。然而一开始，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完全没有衔接起来，以至于都未能取得彰显的成效，结果只是为下半叶的转型从反面做了一些铺垫而已。如果参照一下西方的历史，不难看出，问题在于三者秩序的颠倒。在欧洲，从十五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在社会生活中酝酿了两、三百年之久，才导致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政治转型的到来。然后，政治转型的成功再带动文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完成转型的任务。而在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文化和经济的基础与影响都微乎其微。于是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推翻了帝制，而留下一个与历史上一切“乱世”相似的军阀混战局面。只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国家的政治格局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未能及时形成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倒是在文化方面，由于许多留学生引进西学倡导于前，国内教育制度改革配合于后，出现了一个革故鼎新的高潮。这个以“五四”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它极大地破坏了儒家提倡的以纲常为约束、以权力为归依的价值体系，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既然是一场文化革命，它本来可以或者说必然导致政治和经济的革命性转型。可是，一般性的规律遇上了特殊的条件，中国终于未能就此走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在二十世纪初激进主义思潮澎湃于全世界的时候，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如果想要振作图强，它还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吗？作为本来就属于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孙中山，最终竟还要进一步实行“联共联俄”政策，不就是因为他深切体会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吗？他死后，国共分裂虽势在必然，而以俄共样式改组的国民党却只能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加上无休止的内战以及后来日本人的入侵，极权主义加上战时体制，中国距离资产阶级民主自然就越来越远了。经济方面也一样。虽然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但社会环境太恶劣，资本主义就像一棵因营养不良而患上矮化症的树苗，永远也长不大。
在抗日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共产党，通过三年内战，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一个新的国家政权诞生了，它是把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写明在自己旗帜上的。这当然是一场最本质意义上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虽然也是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但在经济、文化两方面却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亦步亦趋，紧跟其后。经济方面，比较简单明了：在农村，土地改革，一举摧毁了封建地主所有制，此后，毫不停顿地转入合作化，最后全部公社化，占全国经济总量80％以上的农业，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被彻底与私有制斩断了联系；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城市小手工业的改造一次到位，城市的私有经济也消灭殆尽。总共费时不过六年，“社会主义”便已大功告成。当时之所以未作出大功告成的判断，并不是如后人所认识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格”，而是因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人没有全部改造好，就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十分危险。所谓人的改造，主要指意识形态，这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思想在脑子里，看不见，摸不着，特别是知识分子，虽然“最愚蠢”，但总是蠢得令人放心不下。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在文化上彻底转型，必须把所有非社会主义的文化及其影响逐步而干净地清除。从“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所有这些文化转型的过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作保证，由此可见这一转型的艰难和它受重视的程度。这是一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旷日持久的决斗，它所耗费的时光和精力以及所取得的战果真正是“史无前例”。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并未从这场斗争中感受到快乐，因为他们只是“挨斗”的一方。虽然，在不同的“运动”中，有些人“斗”别人很积极，意气风发，那也不过是一种伥鬼自得的情绪，损人而未必能够自救，不同者，伥鬼死于前，他们死于后，真正能够超生的没有几个。整体而言，在前面所说的奴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想斗。新政权建立伊始，他们中的多数或许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只要权力系统稳定并开始正常运作时，对他们来说，又是“君君臣臣”那一套在潜意识里发挥作用了。这点从思想改造运动中就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思想改造运动除了进行一些马列主义常识的教育，重点是交代历史，检查思想，即所谓“脱掉裤子割尾巴”。说实话，形式上，它并不像“抢救运动”那样激烈，但它却是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一次极大的挑战。在一些做法太过分的地方，虽然也激起了集体上告之类反应（如武汉大学教师的联名信），但整体而言，知识分子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们和新政权的关系不是疏远了，而是密切了。这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
一、思想改造运动是在其他一些强制性、暴力性的政治运动（如“土改”、“镇反”等）的背景下进行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新政权的高效率的国家机器具有令他们慑服的威权；
二、新政权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新气象）使他们深受鼓舞，他们开始相信国富民强的民族振兴的理想实现有望，他们理应为此而效命；
三、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经济状况十分困窘，对他们而言，维持家小生计远比保护人格尊严现实而紧迫，何况军营式社会体制也根本没有给他们提供作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今天的有些研究者指出，这“一百杀威棒”打掉了知识分子的自尊，他们从此一步步成为“驯服工具”，但接下来学者们或出于迎合一种社会情绪，或出于对实际情况的隔膜，发出匪夷所思的疑问：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人格勇气”，进行抗争？为了映衬一般人的猥琐、懦怯，还制造出如陈寅恪、梁漱溟辈不合作的神话。看来隔了一个时代，有些对话确实就很困难了。须知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可能啊！黄宗羲不是还要接受某种“合作”吗？况乎他人！
思想改造运动大获全胜，知识分子中的人心向背问题解决了，但这距离思想改造的目标还相当遥远。正如周恩来所说“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他要求知识分子先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转移到“人民的立场”，然后“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当然，“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了推动知识分子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开展了一系列改造文化环境、净化思想意识的运动，如“批判武训”、“查封反动、黄色出版物”、“批判资产阶级‘红学’”、“批判胡适”、“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意犹未尽时，便有了“大鸣大放”的阳谋，“引蛇出洞”，然后是“反右斗争”。
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影响显然远远超过前此的各项运动。首先，它涉及面大，定性戴帽者达五十多万之众，如按周恩来宣布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数为五百多万人计算，已超过10％的比例；其次，它手段严厉，虽然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被剥夺工作甚至押送劳改单位者颇不在少数，而且越往后情况越严重，和地、富、反、坏并列，构成“五类分子”，成为被“狠狠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的一族。在漫长的二十余年间，“右派”中的年老体弱者有不少因不堪生活压力而死去，但这种压力在当时还会转加在他们的亲属身上。有史以来，知识分子以言获罪的先例不胜枚举，不过像这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治罪实在少见。事实上，其中有部分人连获罪之“言”也没有，他们只是些按规定的百分比被指定凑数的倒霉蛋。
不少学者曾撰文，以为“反右”是一个分水岭，自此而后治国政策向极左方面大幅度转移。这话当然有理，因为，接踵而来的便是“三面红旗”、“反右倾”、“十中全会公报”、“四清四不清”直到“文化大革命”。然而“分水岭”的含义实不止此，由于太多的家庭无辜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知识分子虽然还像五十年代前期一样呼喊一些虔诚的口号，而内心深处却不能不产生疑问与动摇。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本能的反应，其道理就如孟子所说的“民之就仁也，如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这次转型的最后一幕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从形式上看，是“高潮”之所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场闹剧，因而尽管不失惨烈的场景和情节，却根本不能构成悲剧的本质（因为崇高缺位而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