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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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政党政治的设想也与现代博奕理论的解释颇为接近，即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各种民意的代表）在选举这个合法的平台上讨价还价互相妥协，从而促使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如果排除政党的阶级性，并假设所有的民意都被组织被代表了，“民盟”政党政治构想无疑非常理想，可是，当时中国社会严重分化，阶级尖锐对立，这种调和一切，代表全民的政党政治设计便不免落空，而沦为党派政治斗争的工具。
“民盟”同人对于英美议会政治与政党政治的缺点未尝不知，但他们倾向于视那些缺点“不是从那制度本身发生出来的，而在于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10〕。即人民间贫富有无悬殊差别太大，又缺乏相应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从而使“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在很多方面落了空，就成了有名无实”〔11〕。应该说能从政治上的现实不平等反思追溯及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源头，“民盟”的认识是十分透彻的。为补英美民主政治之缺，“民盟”同人从苏联借来了经济民主即要“从政治上的平等自由扩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苏联方面实行的计划经济、福利制度以至于所有制的变革都成为他们借鉴的对象。但一开始，这种借鉴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国社党党魁张君劢基于苏联国有化易导致不利发挥人的生产积极性，助长官僚主义，失去私人经营的敏捷与灵活性，且“妨害人民自由”，而欧美全盘自由经济又造成“有产者”与“无产者”严重不平等有亏于社会公道，提出达致“经济建设两个目标：一是民族自活；二是社会公道”〔12〕，建立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个人之私产、法人团体之公产、国家之公产三者兼容并包的混合型经济”的主张，这基本代表了“民盟”对英美、苏联经济制度的根本看法和折衷调和的态度。事隔半个世纪后，重新检视这些看法，我们不得不佩服前辈们的远见卓识，当今中国经济上的实践很大程度即与此类同。“民盟”同人还特别强调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配合。“以民主的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以经济的民主充实政治的民主”〔13〕这一点认识尤值得我们珍视。目前“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吴敬琏语），这种关卡或曰瓶颈很大程度便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非对称性。或许前人的将政治与经济并行思考能给予我们某种启示，使中国改革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的“两条腿”走路，以走得更稳更快些。
综言之，“民盟”同人设计的这道英美政治民主与苏联经济民主相调配的中国民主大餐，就其质地而言，倾向于英美的政治民主。“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14〕的表述颇类于“政治民主为体，经济民主为用”的中国经典叙事模式，两者的地位不可能等量齐观。“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15〕。“民盟”同人这种不自觉的“厚此薄彼”与他们自由主义的根底不可分。“自由主义所注重的是政治民主……政治民主的中心，就是人民的政治平等……然而社会经济平等不是自由主义的主要目标”〔16〕。因为自由主义“注重个人自由”，“个人应当决定他自己生活的方向及形态”。如果个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发生分化，只要得自个人的诚实努力，那是无背于民主精神的个人报酬，但历史证明，如听任这种基于个体差别发生的“不平等”急剧发展，结果是社会严重分化，阶级矛盾尖锐，下层社会日趋激进，以至于演变为暴力革命。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兴起便是在此大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注重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忽略人类平等、经济民主的一种社会批判。鉴于此，从十九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中心德国开始实行福利制度，随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刮起“福利风”。与此对应，社会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也开始修正。两者合振在二十世纪演变为一股既不同于英美传统民主制度亦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新思潮——第三条道路或曰社会民主主义。中国“民盟”的民主纲领便是此股大潮的产物，更直接的背景则是战后英美与苏联、国民党与共产党严重对立下，“民盟”作为中间党派在两者之间寻求支点与平衡的结果。中国“民盟”的这套类于当时世界上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第三条道路”设计渗透了中国折衷调和的传统智慧。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武化”，国共对立及其背后明枪实弹的实力，使抱中间路线的民主人士周旋的空间非常逼仄。再加上下层已经点燃的激进主义情绪已不可阻遏。至此，已无时间空间以中庸之态度作从容的调度选择，一切努力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事后，我们固然可以批评他们“书生意气”“不合时宜”，但当一切尘埃落定，社会回复正常，重新变得雍容宽厚时，再回头检视50多年前“民盟”同人为中国设计的“建立一个十足道地民主国家”方案，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内容仍是鲜活的，对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极具启发意义。他们对“民主”涵义的真切把握，对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平衡的追求，即便到今日与世界民主潮流仍是合拍的，欧洲中左政府的流行、“福利国家”的困惑（即自立自主公民精神的丧失）、新自由主义的重新抬头，搅动整个世界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钟摆两极来回摆动不已。与此相对应，中国国内也兴起了所谓“新左派主义”、“新自由主义”，前者有感于由于起点不平等、规则不健全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差异，呼吁“公平与正义”，后者则声称维护中国自由市场秩序“效率优先”，漠视中国存在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持平而论，两者皆失之偏颇，亦皆各有所取，表面上面对的问题南辕北辙，实质上殊途同归，他们缺乏的正是“民盟”前辈们的“中庸”智慧。但愿他们不要沉迷追逐世界新潮的“主义”，还是从中国的问题情境出发吧！
千年荡气回肠的革命史，使我们习惯“洗牌”式的演进。一切推倒再重新来砌，偶尔有几个经验理性信奉者蓦然回首，方发现忙乎了半天，我们仍需面对历史的严峻提问。在这方面，我佩服中规中矩从容不迫的英国绅士，也希望在如今日益宽容祥和的空气里，能诞生出新一代的中国绅士。
注释：
〔1〕吴世昌：《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储安平主编：《观察》第一卷第五期，岳麓书社复印本，第6页。
〔2〕〔3〕〔5〕〔6〕〔7〕〔8〕〔9〕〔10〕〔11〕〔13〕〔14〕邱钱牧、林浣芬等：《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21、222、223、223、223、223、223、223～224、231、224页。
〔4〕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12〕〔15〕陈先初：《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劢思想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16〕萧公权：《论民主》，储安平主编：《观察》第一卷第七期，岳麓书社复印本，第3～4页。
学术的边界？
？ 何中华
最近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学界的某些不良现象多与‘学术’的模糊有关，这里有学者本身的问题，许多在学术机构任职的人日益倾向于跨出本学科专业立言，且所论广泛而随意……”在这位学者看来，“对学术本身的认知开始模糊和混淆正是目前学界的主要问题，而抄袭等明显的弊端尚不足虑”。他总结道：“有一定的界限和某种程度的封闭性正是二十世纪初年起中国学人特别提倡的‘学术独立’之重要内涵，有所为有所不为更是古今学人立身必不可少的要素”。〔1〕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他对学术边界模糊的深深担忧。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强化学术边界的问题。对此，我不敢苟同，特作如下申说，以与此论调商榷。首先需要声明，学术的不诚实（如抄袭、剽窃、作假之类的种种沽名钓誉之举）属于学术道德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因为学术是“修辞立其诚”的，不诚实自然就丧失了做学术的最起码的“底线”。本文所要讨论的乃是学术的专业规范及其识别的衡准问题。
所谓不合学术规范，至少有两种可能：伪学术、非学术肯定不合规范，但它们却往往貌似合乎规范。一篇学术论文、一部学术著作可以在形式上无可挑剔，无一不合乎规范，但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原创性价值。这样的例子在眼下学术界可谓比比皆是。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引发学术范式本身革命的新说。已故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揭示的科学革命与范式重建和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足以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以往学术发展史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种种伪学术和非学术肯定都不合乎规范，但不能因此就反推出凡是不合乎规范的就一定是伪学术和非学术。逆命题不能成立。我想那些强调所谓“学术规范”和学术边界之刚性的人至少未曾考虑到这一层意思。
想想历史上的例子吧。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们在其学术高峰期，他们的学说和思想都不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和正统，而是被看成旁门左道，甚至被看作是伪学术从而遭到排斥、贬低和被边缘化。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那些所谓的合乎严格学术范式、被当时学术界主流视为正宗并作正面评价的学说，又有几多影响呢？倒是这些遭到学术规范排斥的“另类”学说，对后世人类文化的影响却巨大矣、久远矣。这不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么？那些所谓合乎规范的理论和学说，还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了？
马克思当年的研究究竟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还是一种哲学的研究呢？恐怕当时正宗的经济学或正宗的哲学都不买他的账。难怪马克思当时就曾遭到学术界正统势力的两面夹击。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就说过：“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他举例说：“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按照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马克思的研究过于形而上学了；而按照当时流行的哲学研究范式，他的研究又太实证了，从而没有为未来作出必要的筹划。然而，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恰恰是这种“四不像”，使马克思的不朽著作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且真正影响并塑造了人类历史；而那些当时堪称学术楷模的著作，又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呢？这不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反省吗？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M。韦伯，在历史上有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和影响。然而他所使用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他对第二手资料的利用等等，也时常为人们所诟病。例如，韦伯在当时“时常依赖和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之类的第二手资料，就似乎犯了社会学家在资料处理和运用上的“大忌”。在写作《儒教与道教》一书时，由于不通中文，韦伯更是只能利用间接的第二、三手材料。这同样为当时的学界同行所难以容忍。但是，不管韦伯的研究及其所选择的方法有多少弱点，它毕竟为人类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此一点，对于一种学说而言便已足矣。“韦伯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突然兴起，真像有的国外学者所言：“马克斯·韦伯是德意志帝国的出土文物，年代越久，身价越高。”韦伯生前身后都很寂寞，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被人们的记忆所“唤醒”。“韦伯热”自然有“韦伯热”的理由。它并不仅仅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假如韦伯的学说是一种缺乏原创性的东西，那么即使现实的需要再强烈、再急迫，恐怕也难以呼唤出一个“韦伯热”来。
斯宾格勒是一位喜欢宏大叙事的历史学家，又加上他的欧洲大陆学术传统的背景，他的历史研究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同行的嘲笑、冷落和排斥，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成果不合历史学规范。让我们看看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巨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命运吧。这本书一出版，就遭遇了同行的“围剿”。这不仅是由于个别结论的新颖，更深刻的在于它对现有范式的挑战，由此不难理解该书的英译者爱金逊在英文版序中的说法：“学术界的世界选手们都从中对于他们所能找出的任何不准确的或无根据的地方作了判断。”〔3〕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学术“良知”，更是由于“神学家、史学家、科学家、艺术评论家——都受到了挑战”。正因为如此，这些人“都把他们的批评工具用来对付斯宾格勒的学说涉及其领域的部分”〔4〕。甚至仅仅由于嫉妒，当时的不少学术名流对于斯宾格勒的著作保持一种可怕的沉默。“毫无疑问，正因感到了它的伟大，所以许多学者——其中有些威望极高的学者——对它就根本不表示意见”〔5〕。这种沉默意味着“对那向一切教条挑战并具有巨大含义的一种哲学和一种方法论采取保留态度”〔6〕。令人悲哀的是，这种沉默却总是采取一种表面上追求学术严谨、捍卫学术规范的虚伪姿态。诚然，按照当时流行的学术尺度，斯氏的这部著作肯定经不起责难和挑剔，但后来的学术史证明，尽管它“有许多自相矛盾、牵强附会、不准确的地方，但比批评它的一切评论家都高明得多”〔7〕。
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一直期望被人视为“科学家”。他的这种科学家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人们对其学说的科学性的不信任，即按照当时的学科规范（心理学当然应该是“科学的”）衡量，他的理论被打入另册，视为异端。在《自传》中，弗洛伊德愤愤不平地说：“我总是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据说弗洛伊德的最重要的著作《梦的解析》第一版仅仅印了六百册，却花了八年才卖完。他抱怨道：“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像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8〕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他在学术界处于被孤立的地位。但他把这种边缘化自豪地叫做“光荣的孤立”。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自己的理论的充分自信。他的传记作家指出：“弗洛伊德的可贵之处在于只服从真理，而不服从任何‘传统’或‘权威’”〔9〕，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同行的轻蔑和拒绝。英国科学哲学家K。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一书中就曾痛斥精神分析学说是伪科学，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划界的惟一标准——可证伪性和可反驳性。在波普尔眼中，弗洛伊德的学说“虽然装作是科学，事实上却像原始神话而不像科学；它们更像占星术而不像天文学”〔10〕。因此，波普尔宣布：弗氏的理论“全都够不上科学的资格”。精神分析的确是不可证伪的，但弗洛伊德终究还是幸运的。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霍尔承认了弗氏学说的价值：“弗洛伊德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之为科学家。”霍尔认为弗氏的动力心理学“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