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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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2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一文，在社会上造成的冲击波也是前所未有的。文章一面世，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褒贬尖锐对立。有的高度赞扬道：“此真近来论坛上极有价值之文字，可与千架飞机、百艘军舰争勇武矣。”有的则斥之为“奴才的梦想”，“抹煞了民众的意志”，“喊出了放弃已失土地”，直称胡适是“民众的敌，国家的敌”。同时，日本报纸和日本军方收买的华文报纸也纷纷跳出来进行攻击，说胡适是“日本的敌人”、“中日两国的敌人”。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驱逐胡适出华北”。天津《大公报》也因胡适这篇文章受到日本驻屯军的“严重警告”。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六十多年后，又出现一种颇为新鲜的见解，一位传记作者认为，由于胡适这篇文章也受到敌人的反对，“可见胡适的言论并非完全亲日的汉奸之论”。既然不是“完全”的汉奸之论，那么，至少也有“部分”的汉奸之论了。胡适就是这样的可悲，一顶汉奸的帽子就像幽灵一样老是在他头上游荡着。现在，就让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看看胡适与所谓“汉奸之论”究竟沾不沾边。
正当日本步步紧逼华北的危急时刻，日本政府忽然放出“调整中日关系”的空气，这显然是个极其虚伪的口号。为此，胡适在文章里首先对“调整”的意义给以正确的界说。他严正指出，中日关系所以需要调整，“是日本对中国的无制限的侵略和不可容忍的优越感造成的中国人仇恨日本的局势。这个仇恨的心理一日不解除，中日的关系一日不能调整；合作与亲善更谈不到”。接着他逐条批驳了妄图迫使中国屈服的“广田三原则”，对其第二条（即“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胡适毫不含糊地指出：“‘满洲国’的造成，是中日仇恨的一个重要原因；强迫中国承认这个伪国的存在，当然只有增加仇恨的结果。”由引可见，反对者两眼只盯着胡适提出的七条先决条件中没有一条涉及东四省被侵占的问题，就指责他出卖祖国，这不啻为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胡适在“五四之晨”，又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见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予以回答。他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七个条件只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而且“这些都还不够根本解决中日问题”。最后他说：“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至于握着‘空心拳头’，‘慷慨激昂，气吞山岳’，这一套本领，我惭愧不曾学得，也不愿任何青年人去学。”可惜的是，他的这一衷恳劝告有多少人能够领会并去实行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胡适的所想所思，我们不妨暂且撇开言论问题不说，再来观察一下他的行动。抗战前后，胡适为国事奔走呼号，绞尽脑汁，尽了一个书生报国的责任。特别是在他出任驻美大使期间，他为推动美国放弃孤立主义，投入太平洋战争，从而使中国抗战局势为之一变，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贡献，是值得史家大书一笔的。但胡适的战时故事太多，就只谈谈胡适在战前的一个小插曲吧，或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他。1933年5月，傅作义的五十九军在怀柔阵地上英勇抗击了日本飞机大炮的进攻，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日军撤退后，傅作义派人在战场找到了二百零三具阵亡官兵的遗骸，全部运回了绥远。绥远人民将他们埋葬在大青山下，并树碑永远纪念。怀柔之战使胡适受到很大鼓舞，1934年5月初，他欣然应傅作义之请，撰写了一篇一千五百多字的碑文，最后有四句铭文如此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他们的祖国。
我们与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四句铭文，依然保持着平白如话的诗风，却有一股深沉的悲壮感流溢行间，表达了他对抗日英雄的无限敬仰。
1935年7月，按照《何梅协定》，何应钦命令所有抗日纪念物都要掩藏起来，以免刺激日本人。傅作义只好用涂料将胡适写的碑文遮盖住，在上面另刻了“精灵在兹”四个大字。胡适感慨之下，又写了一首《大青山公墓碑》（1935年7月5日）的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时，大写青山第二碑。
诗的调子十分明朗，短短四句道尽了他的豪迈之情。一个对国家民族前途完全悲观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来的。
《齐人物论》与语言暴力
？ 毛 翰
才闻庄周再世，一部《齐人物论》令洛阳纸贵，今有幸拜读，果然雄才恣肆，力扫千军，评点百年文学，无不鞭辟入里，怎一个酷字了得。如其中《食指〈相信未来〉》一篇说，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令人拍案叫绝！如关于湖畔诗人汪静之一篇，说汪诗乏善可陈，我也颇有同感。什么“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呀，对于许多选本所选汪诗，我多觉浅白，夹不上筷子。待我自己编新诗选本，上穷碧落下黄泉，找到一首《死别》：“我死后你把我葬在山之阴……／你不要种梅花在我的坟旁……／你不要种牡丹在我的坟前……／你莫为我悲啼……”着实惊喜过一回。但当我读到十九世纪英国女诗人罗赛蒂（1830－1894）的一首同样凄婉缠绵且更为精美练达的《歌》：“在我死了之后，亲爱的／不要为我唱哀歌／不要在我头上种玫瑰／也不要在我身边植松柏……／如你愿意就怀念我／如你愿意就忘记我……”这份惊喜又丧失殆尽。
一书到手，不禁囫囵吞枣，必欲一口气读完，这种读书经验是久违了。直读到《穆旦〈神的变形〉》一篇方才打住。
因为此篇批评有的论者不得要领，将《神的变形》推为“穆诗之最”，而这个“有的论者”似乎就是鄙人，鄙人有鄙文《〈神的变形〉，穆诗之最》前年见于《名作欣赏》。仿佛有的官场人士直到文革浩劫自己也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才恍然想起此前历次运动中被触及灵魂和肉体，自己也曾落井下石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是否也有冤情一样。不过，鄙人阶级成分有欠高贵，没有无产阶级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境界，只能先盘算着如何先解救自己。
庄周先生意谓在下不懂诗与哲学之别，而《神的变形》是哲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不用形象写诗果真就是对诗的本质的偏离吗？我看未必。诗有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是立象尽意，一是直言其意，自古如此。前者如上古虞舜禅位给大禹之时群臣合唱之《卿云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后者如唐尧之时一位老农夫独唱之《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太阳出来我干活，太阳落了我睡觉，打一眼井我喝水，耕一亩田我吃饭，皇上老儿的统治与我何干？如此直抒胸臆，怎么就偏离了诗的本质？
“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果真如此吗？我以为，诗可以形象大于思想，其时含蓄隽永，诗无达诂；也不妨思想大于形象，其时明朗畅快，撼人心魄。君不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君不见“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君不见“将军，你不能这样做”。诗做思想的直陈时，不是没有形象，而是大象无形。
“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诗与哲学这样分工未必妥当。诗贡献给世界的不仅仅是美，此外还有情与思。诗言志。“志高则其言洁，志大则其辞弘，志远则其旨永。”（叶燮《原诗》）诗固然不仅言志，诗也肯定不仅陈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光杯乃诗之象，葡萄美酒乃象之所寓，夜光杯所承载的葡萄美酒，除了美，还有葡萄酒，包括酸酸甜甜的葡萄汁（情感）和烈性的酒精（思想）。
还有，何谓形象（意象）？我以为，意象可大致分两种：一是自然意象，包括山川景物风花雪月等等，二是社会意象，包括事物、人物、场面和情节等。《神的变形》以诗剧形式出之，由神、魔、人和人格化了的权力这四个角色的对话结构全篇，读其诗，人物、场面等社会意象宛在目前，怎么能说只是“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
庄周先生认为，穆旦《神的变形》受到推崇，是因为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看来，庄周先生是乐观主义者，他坚信禁忌必将消失。但愿他有幸而言中，但愿这个必将的“将”不要太遥远。在我辈看来，如果国人有幸能看到这个“将”，国人是宁愿问世二十余年的《神的变形》和问世二千余年同样以犯禁取胜的《离骚》一同朽去的。
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想来，《齐人物论》有断语，无论证，迹近语言暴力。毕竟论者属于吃狼奶长大的一代人。
荆轲刺秦，无关恐怖
？ 章 明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把我国古代的荆轲刺秦故事与当代恐怖主义生硬地拉在一块，类比起来，于是燕太子丹就是本·拉丹，荆轲就是盲目送死的人肉炸弹，整个的刺秦故事就是一次恐怖袭击。其论甚奇，读后不禁吓了一跳。
荆轲刺秦（公元前二二七年）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桩壮烈的历史事件。最早记叙此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同“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自汉至唐，看法都没什么大的变动。可是到了宋代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却把燕太子丹和荆轲都大骂了一番：“臣光曰：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
司马光在史学上有大的贡献，可他性格执拗，执政时把王安石的新法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弄得他的同党苏轼也骂他“司马牛”。北宋到了他手里也就气数将尽了。性格的执拗决定了议论也执拗，不问事实，不通人情，拿一个框框去套一切事物，套成啥就是个啥。不错，在战争中使用刺客，并不是制胜之道。但是也要看具体情形。在战国末年，当秦军已经灭了韩国和赵国，又直指燕国而来，不论太子丹派不派人刺秦，燕国都是要亡的，他自己都是难逃一死的，派了反而有一线生机，谈不到“挑怨速祸”。如果说丹有错，那就是他交待荆轲先劫持秦王归还诸侯们的土地，不成，再刺杀秦王。古人说这是“两端之策”，造成了荆轲刺秦的失败。荆轲也不是受了丹的豢养才去当刺客的。《史记》说他“为人深沉好书，尽与贤豪长者相结”，并非插标卖首之辈。当时秦王赢政残忍暴戾，杀人盈野，掠地无厌，已经结怨于天下，人人欲得之而甘心。荆轲接受太子丹的请求，是为了一个“义”字。同样，为了帮助荆轲取得成功，田光和樊於期两位贤者不惜自刎，当然也是义的驱动。不管今人怎样看，不能否认当时的他们是“以义合”的。在荆轲之后九年，又有张良用大铁锥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张良又是受了谁人豢养呢？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徐锡麟刺杀清巡抚恩铭，又是为了什么呢？照司马光看来，人们绝对不能碰权力者，只有等着让他们来杀。这种议论可真像他自己说的：不亦愚乎！
司马光彻底否定太子丹和荆轲的议论，在后世并没多大影响，人们照样把刺秦故事写入诗文，搬上舞台。对于荆轲的评价，实际上是和如何评价秦始皇密切相关的。到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年代，有人甚至说“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如此这般，自然就几十年没人敢写荆轲了。直到改革开放若干年之后，荆轲才以正面人物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说到秦始皇有功绩，也要分析地看。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等等，都是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他说得对，但是我总觉得代价太大了。五百年百家争鸣的局面顿成绝响，二千年历代封建暴君相继肆虐，言者有罪，流毒无穷。把一个空前残暴的专制魔王捧得那样高，恐怕也只有以“当代秦始皇”自居的人能够说得出来。
本文开头提到的文章，就是沈敏特先生写的《燕太子丹在哪里》（载《同舟共进》九期）。如果文章中的类比能够成立，荆轲等人当然也就一文不值，司马光又是对的了。愚见以为，性质不同的事物不能类比。当代恐怖主义至少有两个不同以往的特点：第一是以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而不是敌方首脑）为屠杀的对象。第二是采用现代的高科技和毁灭性武器，造成尽可能大规模的杀伤，一次用几分钟就杀死数百数千人。且不说正义与邪恶不能混淆，光说这些手段，都是古代决不可能有的。文章又说“恐怖主义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际之间是穷国、弱国，在社会上，则是弱势群体”。这可不一定。有些国家并不穷弱；本·拉丹是沙特的亿万富翁，绝不属于弱势群体。
沈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有些文章非常警辟，但是这一篇实在有些费解。
跟随石先生推理
？ 黄一龙
“9·11”的恐怖袭击，震惊世界。恐怖分子在和平时期以如此残暴的手段大规模地残害无辜平民，可称史无前例。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在震惊之余寻求答案，注家蜂起，异说纷呈，彼此问难，互相补充，读了以后很长见识。前从《书屋》2002年第二期上得见黎明先生短文《为恐怖叫好很恐怖》，表达了他对某些人欢迎恐怖主义的见解之拒斥。后见该刊同年第六期又发表石天河先生长文《话语恐怖与文明冲突》，却又把黎文归入恐怖主义科的“话语恐怖”目，认为为恐怖叫好并不恐怖，而批评为恐怖叫好才恐怖。看来石先生真和黎先生发生“文明冲突”了。我本来是很赞成黎先生的，所以很想知道为何他的意见（当然也就包括赞成他的意见的鄙见）居然比支持恐怖主义的“话语”或比恐怖主义本身还恐怖，所以也就多遍精读石先生的文章，于是得知石先生有一种独特的的推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