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1-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谇寤捉病肮攀沸轮ぁ保忮岛脱黄鸸始恰Ｍ豕兑煤驮白跃∏傲粝乱攀椋乱『臀忮滴硪畔碌氖榧Ｕ馐焙蛭忮狄丫皇茄芯吭褐魅瘟恕Ｍ豕统乱】瓷衔忮档模酥救は嗤叮饕乖谒芄灰蛉松峒海信当丶０臁堆Ш狻肥沟梦忮德淞瞬簧倥郎踔凉セ鳌Ｏ衷诨仡诙兰偷难趸肪忱铮芄挥姓庋桓龆源澄幕橛卸乐拥目铮翟谀涯芸晒蟆？墒牵饪锇炝似呤嗥冢负趺恳黄诙加形忮档目喑趴喟咀骷锹肌Ｓ卸问奔洌堆Ш狻返目丛狭贬缫惨颜诳堑摹吨泄幕贰烦橄拢饭獾纤κ植还埽忮登缶扔诔乱。滤怠啊堆Ш狻肺抻跋煊谏缁幔淼蓖０臁薄？赡苁且皇狈抻铮锤忮挡恍〈碳ぁＮ税选堆Ш狻钒煜氯ィ忮蹈诵葱潘担骸跋履暧Ω谢ㄊ榫郑┙蛱擦僭翟付懒璧妫戎罟泄四铄抵臣枘讯驹妇柚撸蚴馕行以圃啤！薄�10〕以后，在1961年那样艰苦的年代，间关万里，去看望陈寅恪的是吴宓，到1971年，自己还朝不保夕，却致书“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老友陈寅恪情况的，还是吴宓。难怪一生不轻易感动的钱钟书最终对吴宓有泪如倾，并且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这是道德的力量。严格地讲，二十世纪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是一个行为的时代，陈寅恪和钱钟书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而吴宓的行为，其痴心至性，则真正是难觅其俦。
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世纪澹定之后，更加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体会到精神冲突的幽微万状。吴宓以自己的敏感和不趋于时，用自己的毕生痛苦做感光胶片，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心史。他自己居然在痛苦中间成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先知先觉。1926年的夏天，吴宓曾经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心憔神悴的吴宓没有参加，而且，他决定搬出藤影荷声萦绕的西花厅。在他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烦恼。他翻开一本久违了的线装书，心绪渐渐平静下来。这天，他写下一段话：“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11〕
注释：
〔1〕〔2〕冯从吾撰：《关学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一版，第1、5页。
〔3〕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补订本前言。
〔4〕〔6〕《于右任》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6、167页。
〔5〕《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128页。
〔7〕〔8〕〔9〕〔10〕〔11〕《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1版，第370、45、135、442页。
在水一方，有一群清洁的灵魂
？ 胡松涛
1927年6月2日，那天是农历五月初三。早晨八点许，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当时还没有改称清华大学）教授室，伏案写了些什么，装进衣袋，然后到研究院办公室与一事务员聊了一回天，随手借了几元钱，雇校内三十五号人力车，来到颐和园，已是十点多钟。他留下车夫，独自沿长廊走至排云殿西，那里有一个突出昆明湖的八角形亭，名鱼藻轩。在鱼藻轩，他站住了，点燃一枚纸烟，临流独立。一个园丁从他身边走过。园丁走过不远，忽然听到身后有落水声，便大声疾呼，附近的巡警也闻声赶来。将水中的王国维救起时，王先生已经气绝身亡。下午四时半检验遗体，在王国维的衣袋中搜得遗书一封，是写给他儿子王贞明的。书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之死，引起极大震动。他正值英年。顾颉刚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中惟一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使他能有康氏（指同年三月逝世的康有为，享年七十岁——本文作者注）般的寿命，他的造就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他竟把向往中的一座伟大的九仞之台自己打灭了！”（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众说纷纭：比如罗振玉的殉清说，杨国荣的悲观厌世说，陈寅恪的殉传统文化说，郭沫若的被逼自杀说，梁启超的恐惧北伐革命军说等。
诸说都在自圆其说，也都无法自圆其说。我关注的是王国维先生的沉水自杀，正如王的友人陈守谦作《祭文》所问：
呜呼！君何为而死耶？君何为而自沉以死耶？又何为自沉于裂帛湖以死耶？更何为而必于天中节自沉裂帛以死耶？……（作者误把裂帛湖为昆明湖。天中节即端午节——本文作者注）
毫无疑问，王国维对颐和园是熟悉的。早在1912年春，他就作《颐和园词》三十首。在他投水前一日，与金梁谈话，忽谈及颐和园，他说：“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然后，他就纵身投入颐和园昆明湖了。
追寻王国维的死因，不能不关注那一泓清水和他选择的日子——端午节前。
提到端午节，自然想起端午自沉的屈原。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埃乎！”（屈原《渔父》）他显然不愿随波逐流，作“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聪明灵活举动。他说：“既莫足与为美证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不能实现理想政治，我将追随彭、咸安排自己。）屈原已经决意，五月五日，他怀沙抱石，投汨罗江死。汨罗江，这条小河，长江的支流之支流，因为屈原而变得像伟大的长江一样显著了。
王国维的死，与遥远的伟大的屈原相呼应。
屈原之后，我们就见到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之清水中，一个接一个的自沉者，当然不是所有自沉者都满怀大义，但其中的确组成了一排可观的跟随屈原的队伍。清代的《古事比》给他们排了个队：
彭咸（见《离骚》）。
屈原（汨罗江）。
慕容绍宗（魏王思政据颍州，绍宗堰洧水以灌之，舟缆断，飘径向敌城，自知不免，遂投水）。
卢照邻（以恶疾，自投颍水）。
蔡廷玉（朱滔诬其间隙，贬柳州司户，谴吏护送，廷玉疑送滔所，自沉于河）。
显然，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物，还可以罗列更多一些。比如，中唐诗人张志和自沉吴江，用颜真卿的话说是“烟波终身”。比如，1626年，东林党人高攀龙为魏忠贤陷害，高得知消息后，痛饮美酒，整肃衣冠，从容书就遗书遗表，后仰天大笑，投池而逝……
1927年，王国维出现了。
王国维之后，跟进者依然如故——
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投北京的太平湖死。在这之前，他被造反者批斗，已是遍体伤痕。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个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悲剧在晚上发生了。
1968年8月12日，著名作家、园林专家周瘦鹃在苏州，投身自家花园的井中。之前，造反派把他视为生命的花花草草一盆盆打碎在地，又踏上无数只脚。他觉得他的世界已经没有意义了。
……
冥冥之中，他们听从了遥远的屈原在清水中的召唤。
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找出几个自沉而死者，并不是一件难事，也不是要刻意检索其中的规律。千古艰难惟一死。他们怎么就那么从容而执着地赴向清泉了呢？我更关注的是投湖本身的审美意义。有一天，我读明朝冯梦龙的《范笏林》。
《范笏林》记述了书生范笏林与一个叫杜生的妓女生死相爱的故事。范笏林死，杜生投水而殉情。冯梦龙叹曰：“与其死于浊手，不若死于清波也。”
“与其死于浊手，不若死于清波也。”可谓一言破疑，一语中的。
这清洁的精神，这清洁的生命，与其在浊世受到污染，与其被浊手弄脏，不如趁它还干净，给它找到一个清洁的归属。那么，就融入清波吧！
在浑浊的世道，弱者对于强梁乃至强权，大多数人的态度是随从与苟活，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极端的选择是揭竿而起，拼个你死我活，这样似乎太暴力了（你看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大地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前人的东西就知道了）。万人如海一身藏，做一个隐逸者，一个神州袖手人，是一种选择，又太浪费才智了。像屈原一样，把自己融入清波，也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于己心安、于人无害的选择，这种选择维护了生命的尊严，是对强大对手的蔑视，也是一种强烈的抗议。
相映成趣的是，明末清初诗坛盟主之一钱牧斋面对清波的可笑表现。在清军南下兵临城下时，乌发红颜的柳如是相邀白发丈夫钱牧斋一同投水殉国。钱先生一步三徘徊，走到水边，伸手试试水，转身，回头上岸了。他说，水有点凉。然后，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随遇而安，苟且偷生了。
水，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照见人的嘴脸，还足以照出人的灵魂。
2002年6月2日，距王国维先生投昆明湖已经七十五年了。清晨，我来到颐和园，久久地坐在湖边。眼前，杨柳依依，清波涟漪。我悼念，在水一方，彼美一人。我相信，清波的深处，一群清洁的灵魂，正过着清洁的生活。——或许，他们像柔水一样，正不动声色地把一种姿态与榜样示范给浑浊的人间世界。
崔健的摇滚乐与反抗的流变史
？ 赵 勇
在2001年秋天那本一度流行的《自由风格》中，周国平曾向崔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听你说过：摇滚本来应该来自街头，而现在却是来自都市夜生活，这就是问题。摇滚从街头进入酒吧，意味着由反叛变成时尚，由先锋艺术变成大众消费，由愤怒的心声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种蜕变确实令人担忧。现在的问题是，蜕变是否不可避免，能否逆转？在消费主义的环境中，摇滚坚持自己原来的使命是否还可能？反叛是否属于摇滚的本质，不再反叛的摇滚还是不是摇滚？”〔1〕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实际上，在对崔健摇滚乐的长久关注中，这一问题也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有人曾经一口气概括出九种摇滚精神：摇滚要求自由；摇滚参与革命；摇滚超越道德；摇滚躲避意识形态；摇滚挺身反抗贝多芬；摇滚无视国界；摇滚崇尚激情；摇滚反抗上帝；摇滚质疑理性〔2〕。——这里说的自然是西方的摇滚乐。崔健的摇滚乐虽然毫无疑问与西方的摇滚乐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但是却显然没有西方摇滚乐如此繁复、庞杂的主题。因为储藏在我的听觉记忆中的只是一个比较清晰、同时也比较抽象的声音：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变形。如果我们承认“反抗”曾经是崔健摇滚乐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那么为什么这种反抗后来又会发生变异？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反抗的变形？在崔健与周国平的对话录中，我没有读到我想要寻找的理想答案。于是，思考崔健摇滚乐的反抗流变史也就成了一件不无意义的事情。
众所周知，崔健的走红出现在八十年代中期。在无数个描写崔健“出场”的版本中我们已被告知，1986年的5月9日，以纪念“国际和平年”为宗旨的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崔健穿着一件大长褂子，背着一把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跑到了简陋的舞台上，吼出了他那首中国摇滚作品的开山之作——《一无所有》，从此，中国的摇滚乐开始了它的艰难之旅。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一无所有》的一炮打响似乎显得有些偶然，因为它原本只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歌词中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偶然当中其实又蕴含着一份必然。对于崔健来说，《一无所有》的先声夺人之处首先应该归功于他所采用的摇滚形式：放荡不羁的演出形象，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震撼人心的旋律与节奏。所有这些，对于那些听惯了革命歌曲、主旋律音乐和传统民歌的中国听众来说，都具有一种视听感官上的冲击力和震惊效果。然而仅有这些自然还是不够的，因为就在1985年，摇滚歌手乔治·迈克尔与他的威猛乐队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出，不料却以惨败告终。面对中国观众出奇的冷静、安静与沉默，乔治·迈克尔百思不得其解。短短一年的时间，中国听众不可能在音乐的观念上完成一次彻底的革命，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认同迈克尔却选择了崔健呢？
显然，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整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和国门的洞开，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落后就要挨打的前车之鉴，十年内乱之后的痛定思痛，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现代化的诱惑、富民强国的梦想又使人们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新一轮的文化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作，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潜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也淤积起来并吁请着解决。1986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标从经济体制推进到了政治体制，文化热也在这一年掀起了高潮以致被学术界命名为“文化年”。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出了渴望、焦灼、愤怒、无奈等等情绪外，却原来一无所有。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赤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亟需要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这时候，崔健适逢其时地出现了。在分析《一无所有》成功的原因时，崔健后来也坦率地承认：“我觉得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表现社会问题。其实我当时的《一无所有》就像化学反应，因为社会有接受这种反应的基础，人们常年的生活压抑、没有发泄通道的情绪会通过这样一首突然的歌得到释放，产生了反应效果。如果拿到现在来发表这首歌，我估计没有人理睬。那个时代正好被人赶上了，因为我们是第一代尝试自由创作的音乐人，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就是现在，哪怕我想有意写这首歌，那效果也远远不如当时。”〔3〕
或许正是因为《一无所有》是无意之作，所以那里面并没有渗透多少理性内涵，也没有提供多少丰满的意象。然而，通过这样一种情绪宣泄式的呐喊，崔健毕竟建立了自己反叛者的摇滚形象。此后，随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专辑的面世，这一形象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在“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苦闷中，崔健发现他们这代人并不具有与前几代人共同分享革命传统和主流话语的资格和权利，这意味着新一代人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不再掩饰》）的自我剖析中，崔健实际上是在呼吁他的同代人坚定寻找的信心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