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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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在俄国进步青年中风行一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最早表现为18 世纪70—80 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它追求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境界，渴望完美和革新，充满了个性解放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激情。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失望，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社会进步的有限性的不满。在艺术上，浪漫主义融个性、非理性、主观想象和感情为一体，反抗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小组成员后来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德国浪漫主义对俄国思想界的渗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沙皇政府促成的。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愿让自己的臣民到法国去，因为法国被认为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人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因为那个国家相对平静地处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俄国青年会在那里被训练成更加忠实于沙皇的奴仆。当时，柏林还很少具有西欧都市生活的色彩，初到这里的俄国贵族甚至感到它一点也不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这里的大学、科学和黑格尔所称的“思想的王国”已享有盛誉，并使柏林成为欧洲思想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在这里，人们希望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赶上时代步伐的精神面貌是俄国人难以想象的：大学的课堂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学生，还有官员、军人，甚至妇女。但是，更使俄国青年心动的是这里日益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深受其影响并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一结果是沙皇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尼古拉一世着意防范的法国社会思想也没有能够被阻挡于俄国国门之外。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团体就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同斯坦凯维奇小组不一样，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即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是混杂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运动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法国革命；我们宣传立宪与共和，宣传阅读政治书籍并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最努力宣传的是憎恨一切暴行和政府的一切专横。”在小组中，他们研讨傅立叶、圣西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人类生活的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每一次集会上，他们都要朗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曲。他们甚至在冬天戴的也是法国式的黑丝绒无檐帽和三色旗围脖。奥加略夫在《一个多余人的自白》这首诗中表达了小组成员的心声：“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决心为人民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要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尽管小组很快就被破坏，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罗波利斯”，以此隐喻农奴制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的俄国。他指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的可耻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俄国落后的感慨，他诅咒俄国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因为他从俄国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不能用自己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来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传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认为，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它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民族有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能安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动人的回想，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永恒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发泄式地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我们对世界毫无贡献，也只有我们未能从这个世界学到什么……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未贡献过什么，而一直在玷污它。”他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
恰达耶夫写道：“在奴隶这个词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多少恐怖啊！这是一条将使我们毁灭而无法摆脱的死路。这是一个我们都将碰死在它身上的现实。这使我们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现的最慷慨的热情最终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的精神处于麻痹状态，使我们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污。”恰达耶夫的这些愤愤之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欧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恰达耶夫信奉天主教，强调宗教和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无法超越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发表后，《望远镜》杂志立即被封闭。尼古拉一世把恰达耶夫称为疯子，下令禁止他离开住所，并为他提供免费的“治疗”。针对上流社会一些虚伪的“爱国主义者”的攻击，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确实，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情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我没有学会用闭上了的眼睛、低垂的头和封住的嘴巴去爱自己的祖国。”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恰达耶夫的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流放地的赫尔岑在读到第一封信后，被它激起了长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这对文章本身并不重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使人们的精神受到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正是这种严酷是他最大的功绩。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30 年代后期到40 年代后期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30 年代，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索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当时的莫斯科有许多这样的沙龙，在这里，俄国思想界最博学、最杰出的代表经常面对面地交锋。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鲍·齐切林”回忆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被一种思想所吸引，被一种人类最高尚的动机所掌握，并产生了参加这个精神运动的强烈愿望。
论战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阿·伊·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萨科夫兄弟。他们常在沙龙中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也利用朋友之间的通信发挥自己的理论，还在波戈金主办的《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但每个人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把它当作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当的，并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则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别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愿意花点精力阐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以便让人们了解这种学说同已知的许多观点是如何完全不同。”
但是，在30—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中，斯拉夫派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从总体上看，斯拉夫派的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俄国的历史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发展，俄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俄罗斯的东西都是神圣的、美妙的；他们希望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
斯拉夫派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也是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绝对特点。俄国历史上没有西欧历史上常见的“分裂现象”，就是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和国家的忠顺、内部的和谐无争等已经成为民族性的传统。这种俄罗斯精神也将使俄国在今后免于革命和动乱，享受安定和繁荣。
伊·基列耶夫斯基曾指出，俄国的文化是一种宗法制的文化，村社土地受到地主或世袭领主的权利的限制，而这种权利又受到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的束缚。在村社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同地主、也可以同沙皇和平相处。斯拉夫派相信，保留村社不仅不会阻碍农业的发展，相反，还会促进生活的富裕；村社还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使他们避免失去土地和陷入贫困。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设想，俄国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劳动组合可以在工业中发挥它在农业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斯拉夫派中有许多人迷恋彼得大帝以前的“纯朴的罗斯”，对彼得的改革持批评态度。基列耶夫斯基说，在彼得大帝之前，政府和人民是平等的，“历代沙皇都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人的原则，也没有改变过俄罗斯人的道路”。在西方存在着党派斗争，存在着因“精神骚动”而引起暴力变革的基础；而俄国的一切都是在安宁和平静中和谐自然地发展的。但是，俄国的这一特点由于彼得的改革而淡化了，欧化政策使俄国离开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它受到“西方瘟疫”的侵害，并造成了俄国贵族和人民的分裂。斯拉夫派也指责尼古拉一世企图使俄国全盘德国化，并且坚持认为，俄国只有根据俄罗斯人民的原则而不是德国或西欧的原则才能获得发展。为了复兴俄罗斯精神，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戴上18世纪以前的那种平顶皮帽，穿起古罗斯时代的外套和靴子，到各地去旅行。但是，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斯拉夫派也并非像其论争对手所指责的那样是主张维护农奴制度的，相反，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有时甚至比一些西方派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农奴制。他们激烈抨击农奴制的罪过和专制政权的官僚一警察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即便是他们对村社的赞赏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生活的怀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他们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就这方面来说，斯拉夫派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有着传承关系的。
斯拉夫派人士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并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熟知俄国历史，也非常了解当代欧洲思想。伊·基列耶夫斯基曾在柏林求学，受黑格尔、谢林等人观点的影响很深。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同样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时代。与十二月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装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伊，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碎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斯拉夫派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表明了俄国社会争取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多年之后，别林斯基在1847年指出：斯拉夫派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卓越的事实。赫尔岑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从斯拉夫派开始，俄国思想出现了转折。在斯拉夫派对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看法中，明显地存在一些谬误，但他们对俄国发展特殊性的探索在总体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说：“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斯拉夫派还开创了俄国历史研究的新风格。他们反对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王朝帝业，认为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应该把思想和精力首先倾注在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身上。他们很重视人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广泛发掘了以往为历史学家所鄙视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讨农业劳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