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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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没有沙皇，也没有臣民，大家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人”。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关于欧文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卡贝的理想国伊加利亚、傅立叶的基本生产单位法朗吉以及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总是最热门的话题。在1849 年4 月7 日纪念傅立叶诞辰的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俄国下几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位思想家的预言，在这个目前还处在农奴制状况的国家中建立人类联合的最高形式。他相信，思想和科学的发展终将使不合理的制度被完善的群众组织所取代，这种组织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和谐的发展和充分的幸福。亚·哈内科夫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小组的目标：恢复人的崇高美好形象，实现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解放和发挥受压抑的高尚合理的热情，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耻辱和呻吟的生活变成华丽、和谐、充满欢乐、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感情的言辞，是当时政治浪漫主义的出色体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愿放弃崇高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革命的结局摧毁了赫尔岑心目中的偶像，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陷入精神破产之中。这个悲剧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消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时代的产物。但赫尔岑不甘沉沦，在对西方深深失望之时，他转过身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创立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赫尔岑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导致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农奴制度后，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赫尔岑关于俄国村社的观念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但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思想还是长久地影响了俄国解放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国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不彻底的。他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肯定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斗争的正义性，但仍对沙皇和贵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奥加略夫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试图启发他们的良知，由他们自己废除农奴制度，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社会自治等等。他虽然同他过去的同志、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非难他的革命宣传的波特金、凯特切尔、科尔什等人分子手，但还是高度评价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暴露性文学的抨击过于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后才放弃自由主义幻想的。“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赫尔岑是从西方派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斗士，但他在面向俄罗斯时仍然保留着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会见赫尔岑后，认为他是“最激烈的俄国西方派分裂主义者，同时又是胸怀宽广、带有某些纯俄罗斯性格特点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探索，是赫尔岑思想的特点。
50年代，俄国思想界活跃着一支新军。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进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萨拉托夫一个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中等学校读书。但他不想继承父业，因此没学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学，并在这里钻研18 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相信俄国不久也会发生起义。他赞成共和政体，但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把下层阶级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全部政权交到他们手里。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中学教师。1853年重返彼得堡，并很快就以批评家和政论家的身份进行文化活动。他参加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进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学批评和政论方式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同时，激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立场，并把这种批判视为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的重要内容。他同赫尔岑一样，设想在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后，可以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组织统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俄国村社被长期保留下来正好说明了俄国的落后。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观点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进程，而且还在于积极地影响这一进程；在充分认识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有力的、广泛的，但结论是狭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通过新旧交替而不断发展更新视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而使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学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视为一切有价物的唯一来源，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学说认为利润是产品扣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的发展，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既然全部产品的生产都应该归功于劳动，那么全部产品本身也应该属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赛依、马尔萨斯、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予以驳斥，并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指出“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并主张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的基础。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发现了社会斗争的最深刻动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前俄国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俄国进步文化的骄傲。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恩格斯也曾说过，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他不仅同赫尔岑一起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
40 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还没有分手，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思想上也互有影响。自由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但也颇为坚决地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但也对西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兴趣。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赫尔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从此时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权的反对派阵营中进行着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形成为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两种倾向、两大流派。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好是谢肉节节期，但彼得堡有许多人都无心参加化装舞会，忘了看演出、吃春饼；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立场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在初时，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地按革命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区别的。表示乐观和欢迎的不仅有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义者；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中，也不仅有波特金、安宁科夫、阿克萨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赞成者为革命感到振奋，期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治科学界，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关注西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趋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才干的学者，其著作不仅涉及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国家与法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俄国史学界“国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因理论化学方面的著作被门捷列夫推荐为俄国物理化学学会的名誉成员；1893年还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甚至齐切林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手也承认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天才的雄辩和科学上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从19 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阐述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俄国自由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是既强调西欧和俄国总的历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认俄国的发展过程有其独特之处。50 年代中期，齐切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在谈到政权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在欧洲两半边的一致性时，他指出了俄国和法国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所没有的分裂状况，因此，作为土地聚敛者和国家建立者的新王权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力量产生了；在俄国，“君主制也是民族生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领路人”。“同样的专制制度到处在中世纪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个观点被齐切林用来证明俄国也必将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也不否认俄罗斯国家同西欧国家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如果每个欧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点的话，俄罗斯就更具特色”：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主义甚于西欧。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对于俄国来说，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欧洲接近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