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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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卡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家。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曾聆听过俄国著名学者库尼岑·加利奇讲课；他和普希金私交甚笃，能够背诵他的许多诗篇；他也喜欢雷列耶夫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沉思》；他还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有来往，因为他敬佩十二月党人，对于继承其传统的政治小组感兴趣。格林卡在创作中广泛运用了民间音乐的旋律，他的作品富有俄罗斯风格，并且充满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表达了先进俄国人的思想和期望。但他的音乐被贵族阶层轻蔑地称作“马车夫的音乐”，他本人也受到敌意的对待，最后不得不侨居国外，客死异乡。
格林卡的同时代人，年轻的作曲家亚·谢·达尔戈梅日斯基（1813—1869）也努力追求，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声乐和器乐作品。达尔戈梅日斯基幼年时就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833年结识格林卡之后专心于作曲。1839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歌剧——根据雨果原著改编的《埃斯梅拉达》。随后，他又创作了两部歌剧：《酒神的胜利》和《美人鱼》。50 年代，他的创作开始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表现了社会不平等的主题，如新题材的民间生活音乐剧《水仙女》，讽刺诙谐歌曲《蛆虫》、《九品文官》，戏剧歌曲《老伍长》等。达尔戈梅日斯基擅长以再现生动的语言音调的手法来创造人物形象。他后来着手把普希金的《石客》改写为革新性的歌剧。他的管弦乐曲《芬兰幻想曲》和《哥萨克舞曲》等在和声方面很有独创。
但总的来说，当时俄国音乐舞台上演出的俄国作曲家的作品是不多的，圣彼得堡流行意大利歌剧，观看意大利歌剧的包厢座位通常在几个月前就被预定一空。不过，意大利歌剧与那时激进的社会运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威廉·退尔》和《清教徒》中的革命曲调总是得到狂热的喝彩，并在许多进步青年的心中燃起希望和理想之火。
画坛新风
农奴制改革前，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同样涉及绘画艺术。19 世纪初，俄国绘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学院派。学院派尊奉古典主义，其作品一般取材于圣经故事和古代历史，讲究画面布局，重视光线效果。到30 年代，勃留洛夫（1799—1852）的创作为俄国画坛带来了浪漫主义和生活气息。
勃留洛夫最初是在当画·家和装饰雕刻家的父亲指导下学画的。1809年进入彼得堡美术学院，1822年去罗马学习文艺复兴时代大师们的绘画和雕塑，直至1835年返回俄国。在此期间，他已开始摒弃晚期仿古典主义绘画的冷漠和虚构的特点，而把浪漫主义热情和从生活中发掘美的革新精神引入了学院派艺术。1832年所作的油画《维尔萨维亚》突出地表现下人的造型美感。1833年完成的《庞贝的末日》气势磅礴地表现了庞贝城被毁灭的惨剧中最高潮的一瞬间，塑造了具有高度戏剧性的形象。这幅画虽然在选题、布局、人物造型方面还未能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历史画的框框，但其创作方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原则，在真实、可信的环境中，人物心理得到深刻的揭示。油画在国外展出时引起了轰动，同时也受到俄国进步文化界的高度评价，普希金、果戈里、赫尔岑都曾为它写过诗或评论文章。这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它是在当时一系列震动欧洲和俄罗斯的事件的背景下诞生的。赫尔岑曾指出，画家选择野蛮的、超理性的、毁灭性的自然力形象来作画，决不是偶然的。勃留洛夫虽然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显然敏锐地感觉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紧张的社会气氛，并通过自己的创作间接地表现了它。勃留洛夫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大师。《瓦·亚·茹科夫斯基》、《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伊·亚·克雷洛夫》、《考古学家兰奇》和自画像是他的肖像画中最优秀、最深刻的作品。勃留洛夫是一个出自于学院派古典主义，但又破坏了这个体系的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创造了俄罗斯绘画中前所未有的更为生动、多样的艺术形象，他的风格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现实主义画风在美术学院之外也在发展。1819年，阿·加·维涅齐阿诺夫（1780—1847）放弃了在美术学院中的职位，放弃已经很有成就的肖像画创作，搬到特维尔省农村，专心致志于反映农村生活的风俗画创作。他以真诚的感情最先在俄罗斯绘画史上创作了一大批农民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作于20年代初的《打谷场》是他在这个方面的最初成果，并使他享有盛誉。随后，他又创作了《采蘑菇的农妇》、《女地主的早晨》等农村风俗画。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画家，维涅齐阿诺夫表现的农民形象已不是感伤派文学中所描写的那种虚构的农民，而是朴素、稳重、普通、真实的农村劳动者，而且他们都被安排在自然的环境中。他的《春耕》、《夏收》、《坐着的牧童》等作品还是最早的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典型的俄罗斯自然景色的油画。
维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存在着把农奴制条件下的农村生活理想化的倾向，他对农民的痛苦和希望感受是不深的。但作为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画家。他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瓦·安·特罗皮宁（1776—1857）的作品反映了当时艺术中民主主义思潮的成长。农奴出身、1823年才获得自由的特罗皮宁是个杰出的肖像画家，也创作风俗画。他的作品受到前辈匠师的影响，但其创作源泉是社会和自然，他“不停地写生，……描绘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他在20 年代和30 年代上半期完成的普希金、拉维奇、布拉霍夫等人的肖像画，以真实鲜明的性格描写和深入细致的心理刻划以及大胆的色彩处理见长。从30 年代到40 年代，特罗皮宁肖像作品上的风俗画特征加强了，他以更加复杂的构图和入微的细节描绘塑造出表现生活风习的人物形象，如《卡尔辛基娜肖像》、《马祖林娜肖像》以及《拿拐杖的农民》、《占卜者》、《司库员的妻子》等。在他的作品中，虽然能看到当时肖像画的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但对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现象的强烈感受仍然表现为主要的倾向。在《拿酒瓶的仆人》、《带母鸡的老妇人》等50 年代的作品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了民主主义的精神。
俄罗斯绘画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的首创者是巴·安·费多托夫（1315—1852）。费多托夫曾是军官，其早期作品都与军旅生活有关，但很快就转向风俗画的创作。1837 年，他画了水彩画《节日前警察局长的门厅》，揭露了沙皇官吏的腐败。40年代中叶完成的一系列暗红水墨画着重表现穷人的悲惨遭遇和农奴制社会的积习，其中《费捷卡死后》、《美貌是贫家女的不幸》、《商店》等都堪称对生活进行深刻批判的力作。1846 年，他创作了第一幅油画——《初获勋章的人》，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正在炫耀自己首次获得的勋章的下级官吏的卑俗形象，抨击了官僚社会的浅薄、平常和妄自尊大。由于油画的批判色彩极为鲜明，书刊检查机关禁止用石印出版。1848年所作的《少校求婚》也是受到广泛好评的一幅油画，他因此而被授予美术学院院士的称号。这幅画表现了出身贵族的少校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向商人的女儿求婚的场面，反映了俄国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俄国反动报刊对费多托夫艺术中的批判倾向大加指责。费多托夫被迫转向以表现不幸人的遭遇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油画《再来一次》描绘的是在夜色朦胧的农舍里，忽暗忽明的烛光下，—个孤独、空虚的军官无聊地戏弄卷毛狗的情景。这幅充满悲剧情调的作品是费多托夹心境的写照，同时也表现了尼古拉一世的反动统治使人毁灭的深刻主题。费多托夫的创作是与当时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分不开的，这是一个要求对生活作出批判性评价的时代。他的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和社会批判力量，促进了19 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广泛发展。
六、科学、教育、出版
在俄国社会酝酿大变动之际，人们对于科学知识的渴望变得强烈了。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出现了许多科学团体，如俄国历史和古迹研究会、俄国考古协会、古文献委员会、莫斯科自然研究者协会、数学协会、俄国地理协会、彼得堡矿物学协会，等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哲学和政治学说的进展之外，历史学引人注目地经历了从贵族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演变的过程。
1819—1826年间，卡拉姆津完成了12 卷本的巨著《俄罗斯国家史》。这部从古代到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俄国史著作是对18 世纪贵族历史学的总结，达到了当时俄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卡拉姆津是用改造过的俄语写作的，因而此书文字流畅，表达生动。作者使用了大量珍贵史料，并在注释中表明了自己对俄国历史问题的见解。但卡拉姆津站在保守的立场上，竭力为沙皇制度辩护，认为俄国在860 年前是软弱的，它的伟大归功于引进了君主制，它也只有在君主制条件下才能发展和繁荣。正因如此，这部著作被称为“专制主义的史诗”。在30—40 年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使俄国史研究日趋活跃。斯拉夫派的主要史学家是米·彼·波戈金（1800—1875）。波戈金是在卡拉姆津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他认为俄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有着基本的差别，而探求这种特殊性应该从俄罗斯历史的起源开始。波戈金致力于俄国古代史研究，他的7 卷本文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政治观点而言，波戈金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认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反映了俄罗斯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他主持出版的《莫斯科通报》和《莫斯科人》杂志是斯拉夫派的主要舆论手段。他还写过一些反映俄罗斯风俗人情的小说和历史剧本。西方派史学家除了前述格拉诺夫斯基和齐切林之外，特别应该提到索洛维约夫（1820—1879）。索洛维约夫是俄国史学中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长年在莫斯科大学任教俄国史，他的历史观强调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29 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这是从1851年以来以每年一卷的速度编写出版的。在写这部著作时，索洛维约夫搜集了大量从未被使用过的原始资料，并作了认真的校订。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从宗法关系逐渐向国家关系过渡的历史；由于俄罗斯国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不得不建立起对各阶层居民的奴役；但当这种奴役的必要性不再存在时，国家就会自己解放它的人民；人民运动对国家制度的反抗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索洛维约夫的这些观点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力图用历史来证明由专制国家用和平方法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合理性。索洛维约夫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是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对19世纪后期的俄国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自然科学方面，许多俄国学者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
喀山大学教授尼·伊·洛巴切夫斯基（1792—1856）对平行线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是创造了一个逻辑严整的数学系统，这个系统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完全不同，因而被称为“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洛巴切夫斯基的这一发现改变了2000多年来作为欧几里得学说基础的关于空间自然的观念，使有关空间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这一发现在1829—1830年间公布时，受到大多数数学家的忽视，只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方得到世界数学界的承认。洛巴切夫斯基所具有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当时促进俄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物理学界，彼得堡医学院的教授瓦·弗·彼得罗夫（1761 一1834）在19世纪初先于西欧学者发现了电流的物理、化学作用——电弧和电解，奠定了电冶金学和电化学的基础。喀山大学的艾·赫·林茨发现了决定电流方向的定律，为电的实际运用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电学的发展使电的应用技术也取得了新成就：1832年，帕·利·希林格发明了电磁电报，比美国人莫尔斯制造出类似的电报机要早些；1839 年，鲍·谢·雅科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电动船，他还曾发明了电镀技术。
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尼·济宁（1812—1880）在40 年代获得了在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发现了通过还原芳香性硝基化合物制取芳香胺的方法，并最先用这种方法合成了苯胺和其他化合物，为化学工业开拓了新的道路。这个时期的俄国地理学发展迅速。环球航行和极地探险的新发现丰富和扩展了人类的地理概念，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扎列夫和别林斯加乌津在1820年1 月发现了南极大陆。而国内经济的发展则使得经济地理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此外，俄国学者在天文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也都有所建树。
由于对有专门技能的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俄国的教育在改革前的半个多世纪中也有了发展。这一时期，在彼得堡、捷尔普特、维尔诺、喀山、哈尔科夫和基辅等城市新建了大学。从1830—1855 年，全国的中学从62 所增加到75所，县立小学从416所增加到439所，教区小学达到了288所。在19 世纪中叶，各类学校的学生总数是125000 人，其中高等学校学生4000 人。这个数字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但同上个世纪相比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受教育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贵族、官员的子女仍然具有优越的地位，他们可以在城市中学中接受教育，有较多的升入大学的机会；但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的孩子在县立小学或教区小学读书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中，出身于平民的人越来越多。
教育科学开始受到重视。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学者康·德·乌申斯基（1824—1870）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进行教育学研究的。乌申斯基具有和平的、启蒙的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反对农奴制时代特有的死板的教学法，认为教学必须在认真研究教育对象的基础上进行。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主张国民教育的民主化和民族性，重视人的积极活动的本质，认为劳动是教育的要素，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要适应受教育者的智力发育特点等原则。
俄国农村的文化状况有所改善。一些欧化的地主率先把新知识引入农业。从30年代开始，许多地方先后成立了由开明地主组织的农业协会，其活动内容包括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经验，改进农业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良种和新农具等。莫斯科农业协会还创办了附属农业学校，开始了俄国最早的正规农业教育。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格·巴甫洛夫在30年代后期创办了一份名为《俄国种植者》的杂志，在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方面起子积极作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