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改革后，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和屈辱当中。
在农村，农民住的一般是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低矮昏暗、空气混浊，在小窗户上代替玻璃的通常是牛尿泡。许多农民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光着脚走路，能穿上像样的鞋的只是少数。他们用厚麻布自己缝制粗糙的衣服，过冬时则在这种衣服的夹层中塞进一些什么碎屑以御寒，动物皮算是最好的衣服。农民吃的通常是麸子和大麦，能吃到黑面包就是大口福了。克瓦斯这种饮料对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原料，他们喝的克瓦斯常常像加了水的醋。农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不吃肉的，因为在这种季节肉容易变质，又买不起较多的盐腌咸肉。因此，他们在冬天宰牲口，在11 月到3 月之间有可能吃肉。在这几个月中，各种斋期加起来有104—105 天，荤食期只有46—47 天。再加上沉重的租赋捐税，农民很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饮食。
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既创造了财富，也增加了贫困。弗列罗夫斯基指出：“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置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能使工人成十倍地增加生产的劳动分工成为其饥饿、贫困、死亡的根源。”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在俄国各工业省份中，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 人中死1人，它不仅高出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死亡率，甚至也高出了俄国的平均死亡率。在俄国的工业企业中，父权制式的关系甚至在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也都存在，工人处在不仅贫困而且屈辱的地位，他们的自尊心和美好感情的火花经常遭到现实生活的无情扼杀。
由于对生活的绝望，下层劳动群众的心理状态是得过且过，一有可能就酗酒消愁。在有买酒钱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他们唯一的乐趣，狂饮成为他们麻痹自己、寻求解脱的手段。酒成为一种能起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的东西。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的机会不多，这使酒对于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就要在只有木头长条凳子的劣等小酒馆里喝到失去知觉为止。许多人甚至不惜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对酒的渴望。城市下层劳动者也是这样，弗列罗夫斯基提到的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一对夫妻在皮鞋作坊干活，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之外别无他物。丈夫在一个月内喝一次25戈比的酒，偶尔也喝两次，喝醉之后就把妻子揍一顿——这就是他在一个月内的享乐和消遣。而他的妻子生活中的调剂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挨丈夫一顿揍。有许多工人在拿到工钱后马上买酒喝光，然后再以坚强的耐心拼命地干活。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不断散布流言，说劳动群众的酗酒是导致他们贫困和破产的原因。但数字所证明的恰恰相反。60年代，弗列罗夫斯基写《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农村酒的消费量是每个成年男人平均每周不到一杯，每个妇女每月不到一杯；在城市，成年男工每4 天摊不到一杯，女工每周不到一杯。而“受过教育的人”喝的是8 倍于此的酒，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在欧俄的49个省份中，工人阶级所喝的酒每人平均2．30 银卢布；而上层阶级每人光是喝进口的外国酒就平均要达3．5 银卢布，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喝掉比这多3倍的俄国酒，其中粮食酿制的酒可能还多于葡萄酒。事实上，在骄奢淫逸的上层社会中，醉鬼和狂饮者相对地要多得多。
俄国工人虽然大多数仍然把酗酒作为主要的娱乐，但他们也产生了文明地生活的欲望，出现了用音乐和舞蹈代替粗鲁的取乐的倾向。甚至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工人们有了钱也会请来起码的乐队为跳舞伴奏，他们自己也会拉起手风琴唱起歌。而在欧俄的城市中，有些工人即便喝酒也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喜欢光颐那种挂着豪华窗幔、摆着雅致家具、有打扮入时的歌女在音乐伴奏下演唱的小饭馆。在这里他们很少喝到失去知觉的地步。
婚姻与两性道德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仍把结婚作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而很少考虑爱情。但在生活稍好些的工业省份，出现了选择的趋势。未婚男人愿意找有嫁妆的姑娘。但是，漂亮的容貌也开始有了意义。美貌的姑娘即使穷些也能为自己找到令人羡慕的新郎，她的父母也可不必为她结婚支付费用。同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穷困但漂亮的农民小伙子可能会因娶了一个富有而丑陋的妻子而过上富裕的生活。
改革使地主不能再像在农奴制时代那样强迫农民姑娘嫁给由他指定的男人了。但对于农村妇女来说，中世纪式的强制被取消后，她们还面对着夫权、贫困等种种压力，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仍没有基本的改善。在农村，离婚现象很少，但在这些合法婚姻和“理想的”道德状况背后，是残酷的可怕的现实。结婚后，许多妻子被丈夫看作解脱经济困境的手段，她们带来或挣来的一切都被用来缴税或喝光；她们还被当作干活的奴隶和泄欲器。这种境遇使不少妻子宁愿去监狱也不愿在家里受虐待，她们故意声称自己有罪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在找到独立谋生的保证后，就和情人生活在一起而避免结婚，因为她们知道，最温柔的丈夫在婚后第二天就很容易成为暴君。农村的姑娘们尽可能晚出嫁，但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父母的负担并帮助家里缴纳捐税，仅靠劳动几乎是办不到的，结果通常是她陷入堕落的泥坑。在非工业省份，人们仍然受幼稚的道德规范的影响，认为姑娘自愿出嫁是丢面子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关于妇女贞洁的概念在这里也是比较淡薄的。弗列罗夫斯基在他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谈到，这种概念不会成为对姑娘行为的重大约束；或者，这种概念只不过像其他一切偏见那样，使姑娘无意识地压抑和克制自己的感情。由于贫困，许多妇女被迫走上卖身的悲惨道路。男人外出做工或长期服军役被认为是导致堕落的两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被抛给命运任意摆布。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她可能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此外还常有这样的事情：在城里干活的丈夫另找了一个情人而疏远自己的妻子，使她们在大家庭中成为孤立无援的外人，除非她们屈从于丈夫的父亲或兄弟的欲望。在城市工人家庭中，丈夫常常无力保证自己的妻女不会落入可悲的境地，因为他甚至不能够提供维持她们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条件。归根到底，妇女的性道德主要取决于她们的境遇，而较少取决于她们的意志力甚至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贫困和饥饿是导致妇女卖淫的主要动因。在俄国最贫穷的省份中，私生子也最多。
在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做工的农民和四处漂泊的流浪工人甚至无法找到过得去的栖身之所，常常露宿于街头、河岸，或像动物一样挤在肮脏的集体宿舍或贫民区出租的陋屋里面，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一切需求，而他们对异性的要求只能通过堕落的方式来实现。
在上层社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男人拥有情妇这类的事情感到平淡无奇，习以为常，有些人更是纵情声色，耽于淫乐。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也提倡妇女的贞洁，认为放荡的女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根源，年轻的未婚姑娘在那种蔑视堕落妇女的感情熏陶下保持着贞洁，人们甚至经常禁止她们考虑她们将会有孩子。在上层社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俄国的劳动阶级对两性关系的道德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经常会用极其冷漠、近乎残忍的态度，面带嘲讽的笑容谈论那些以堕落来为自己获得某些物质利益的劳动妇女。
然而，只要在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在那些家境尚可的城市居民中或在彼得堡省这类较为先进的农村地区，与丧失贞操的姑娘结婚被认为是不幸的和屈辱的，没结婚先有了孩子的姑娘变得难以找到丈夫，只有那些失去了任何出嫁希望的女性才可能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在俄国的工业省份，女工们已经开始把贞洁作为值得骄傲的品质。她们高傲地俯视那些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换取一双鞋子、3 个戈比、有时甚至是一小块面包的妇女。她们认为漂亮的服装与贞洁的结合是妇女的美德，甘愿为得到丝绸服装而在忍受饥饿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碰到有一个女工热衷于轻浮的玩乐和戏耍，大多数女工会出于礼貌而避开，但她们会为摆脱这类诱惑而感到喜悦。在大城市的男工中，对待异性的态度逐渐文明起来，他们不再那样粗鲁和生硬，而力图以自己的殷勤礼貌来争取异性的好感。
在那种男人和妇女一起干活的工厂里，或妇女挣钱很多的工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工人社会。在这个范围内，男女之间有“某种温厚、某种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关系”，就好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朗瑞的理想正在实现。这里似乎不知醋意为何物，两性关系依双方自愿而自然地存在，并被赋予一种轻松的色彩。
在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1877年出版之后，由于其中所表现的婚姻道德观念而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克鲁泡特金曾在《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国造成了这种印象，反动阵营向托尔斯泰致贺，而当时社会上的进步分子却冷淡地接受这部小说。事实是婚姻问题和夫妻离异的问题，在俄国已由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学中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激烈地争论过了。不断地在离婚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以及作为无数法国小说和戏剧题材的任何形式的欺骗，都遭到了坚决的谴责。但是在谴责了轻率和欺骗之后，他们却严肃地考虑了新的爱情的权利——说不定在多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新的爱情突然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
二、社会运动的轨迹
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 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
赫尔岑在1864 年给萨马林的信中谈到，他们这一代人“都必然是一批毫无作为的反省者，空泛的议论者，理论家，书呆子”，“缺乏充沛的活力和果敢的精神”，“只是在思想方面是勇敢和坚毅的”。
如果说父辈们是思考和探索的一代，那么子辈们是除了思考和探索之外还渴望战斗、追求事业的一代。他们对父辈夸夸其谈的改良主义感到厌倦，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他们不但愿意尽力帮助人民，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不能容忍自己面临的一切，对任何传统持否定态度。50 年代末6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父与子的冲突已十分尖锐。伊·谢·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必须行动和战斗。
在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之前，作为父辈的他已在1861 年与《现代人》杂志的年轻人分手了。文质彬彬、为人谦逊的屠格涅夫曾是《现代人》的撰稿人，但他同后起的青年作家、尤其是《现代人》中的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关系却搞不好。他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而青年人不喜欢他那“女性般的温柔”和“缠绵的人道主义态度”。杜勃罗留波夫对屠格涅夫的《前夜》所作的批评使他们最终决裂了。并非偶然的是，在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想分歧。
由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新一代知识青年，小说发表后，“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就流行起来。旧制度的维护者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无视一切社会和道德准则，“为破坏而破坏”的狂妄思想，而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虚无主义是否定旧传统和现存秩序，反对专横和虚伪，争取民主和自由。60—70 年代，虚无主义成为对俄国知识青年中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的称呼。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民粹主义运动。
1861年改革后，虚无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许多渴望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青年——包括平民和贵族——来到有大学的城市。俄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修小组，青年们在其中阅读各种哲学、经济学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