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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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学说的推动下，俄国生物学成绩斐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1843—1920），在1875 年出版了《关于植物对光的吸收》一书，对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光合作用的能量规律，认为光合作用是利用光来合成植物中有机物质的过程。在他的有关植物生理学研究方法、农艺学生物原理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中，宣传了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亚·奥·科瓦列夫斯基（1840—1901）和伊·伊·麦奇尼科夫（1845—1916），在创立比较胚胎学方面作出了贡献。科瓦列夫斯基证明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发育的共同规律，把胚叶学说扩大到无脊椎动物，从而揭示了有机界相互间在进化上的亲缘关系。他发现无脊椎动物有吞噬细胞的器官，并指出了这些器官在昆虫变态时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成为胚胎学中的系统发育流派的基础。麦奇尼科夫除了创立多细胞生物起源的学说外，在病理学和免疫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1883年，他发现了吞噬现象。他提出的关于吞噬细胞的理论对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具有重大意义。1886年，他和加马列亚共同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细菌学实验室。1888年移居法国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908 年曾获诺贝尔奖。1866 年，俄国生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年，伊·米·谢切诺夫（1829—1905）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脑的反射》。这一经典著作是生理学史上的一个路标。谢切诺夫第一次对人类的神经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证了意识和非意识活动的反射本质，认为反射作用是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大脑活动的物质过程是思想和精神活动的基础。他的革命性思想使他后来得到了“俄国生理学之父”的盛誉。
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俄国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发明。电工学家亚·尼·洛德金和巴·尼·雅勃洛奇科夫在70 年代先后发明了白炽灯和弧光灯。炮兵学校教授季·康·切尔诺夫在1868年发现了钢在加热时的相变，并确定了改变钢的结构和性质的临界温度——后来被国际冶金界称为“切尔诺夫点”，从而为现代金相学和钢的热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军事工程师亚·费·莫扎伊斯基设计制造了最早的飞机，并在1882年作了飞行试验。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了全金属结构的飞艇，还提出了未来宇宙火箭的设计构想，解决了许多有关液体燃料喷气发动机结构方面的重要工程计算问题。
大众书刊
改革之后，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据身历其时的人士回忆，当时如奇迹般地突然出现了一批新的读者，他们渴望思考社会，渴望了解一切事物。这股新潮流波及了整个俄国。甚至在边远的西伯利亚小城，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文学、谈论教育；青年们争相阅读晚到了两个多月的报纸和杂志，希望从中获得知识，过更有价值、更充实的生活。70年代，出现了一些“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自己阅读各种介绍专门知识的书籍。彼得堡的工人极其热心地阅读那些“严肃的甚至是深奥的书籍”，许多人已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名誉问题。
改革前占优势的官方出版物现在已让位于受到社会欢迎的大众化的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书刊、娱乐和生活类的杂志和小报也拥有广泛的读者。各种书刊的发行量也迅速扩大。1861—1865年间，全俄平均每年出版1800 余种书籍，而1875年出版的书籍种数已达11500 余种；从70 年代初到80 年代初，期刊数从350 种增加到500 种；到1894 年，已有112 种日报，其中有的达到了3—4万份的发行量。这些数字同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仍然是有很大差距的，但对于俄国来说，却是长足的进步。俄国的出版业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几乎完全由社会或私人主办。由于政府只对官方机构的出版物拨款，所有的定期科学刊物基本上都是由社会资助而得以存在的。俄国印刷所的数量在1855—1894 年这40 年时间里从96 家发展到1315 家，如果没有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这也是不可能的。
面对资产阶级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沙皇政府作出了一点微小的让步。1865年开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稍稍放松了书刊检查制度，取消了对学术性著作的预先检查，定期刊物在缴纳保证金后可以免检。但在外省，仍然实行原来的书刊检查制度。
图书馆也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除了部分是公立的以外，大多数是由社会团体或私人开办的。
业余教育和学校教育
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教育也起了推动作用。教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出现了—批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刊物，要求在群众中普及文化的呼声日高。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谈到改革后出现的这股潮流时说：“俄罗斯人民已产生了要求学习的愿望，只要那里出现一所学校，在两三天之内就会额满，”
以在城市下层居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星期日学校在全国许多城市盛行起来，很快形成为一个规模颇大的运动。这种星期日学校都由进步社会团体或私人组织开办，担任教师的有大学师生、学者、作家，乃至贵族、军官。劳动人民对这种学校十分欢迎，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及其子女常常成群结队地到星期日学校来上课。乌申斯基说，他们愿意在一个星期的繁重劳动和生活之后用几个小时来学习是为了一种事业，“这种事业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有益的、严肃的，而且还有几分神圣的、宗教般的意味”。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法，只需10来堂课的时间就能教会文盲阅读。这样的不要政府花一分钱的文化学校，1862年仅在彼得堡一地就有61 所，而在全国范围内则有300余所。但沙皇政府担心星期日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在1862 年下令禁止这类学校继续活动。星期日学校重新兴起，已是80 年代的事了。沙皇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在教育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1864年，颁布施行了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其中规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开办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教务应受县或省的教育会议领导。于是，马上出现了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开办学校的热潮。地方自治局办的初等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共同负担，在这些学校中教书的一般都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传统的私立农民学校——官方称为私塾——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校是由农民自己倡议开办、农民自己集资维持、由农民出身的教师来任教的。在许多地方，这种学校的数量超过了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东正教会也力图控制初等教育，鼓吹“教会学校之外无学校”，并在政府资助下在乡村设立由神父监督的教区小学。总的来说，初等教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学龄儿童的大部分还是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俄国居民识字的比例在改革前是1：15，经过了30 多年之后，到1897年才提高到1：5。
1861年改革时，俄国共有85所中学，在校学生约25000人。1864年重新拟定的中学法规虽明确规定所有居民“不分等级、职业和信仰，其子弟均可升人中学”，但由于学费昂贵，一般劳动群众是无力供孩子读中学的。当时俄国特别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但政府出寸：政治方面的考虑却热衷于办古典学校，认为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可以防止学生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俄国这个异常缺乏专业人才的国家里，技术教育被视为与革命有关的东西而受到限制。只是在现实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才逐渐开办了实用专科学校。
改革后的高等教育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由于1861 年10 月大学中的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圣彼得堡大学一度被关闭。直到1863年，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烈要求下，政府才颁布新的大学条例，恢复了1835年被尼古拉一世取消的大学自治，规定了教授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但在80 年代，重又施行了保守、反动的新规定以防范进步思想的传播。在改革后的年代里，综合性大学仅增加了敖德萨大学和托姆斯克大学两所。但各种专科学院的发展要快些，到90年代时已有30 所。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大学生的成分多样化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以及少数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到1880年，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已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妇女文化启蒙运动
在60—70 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 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 年代初，有些人积极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 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积极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件。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娅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娅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
第五章 冲突、竞争和选择中的俄罗斯文化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90 年代新思潮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社会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各种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先进的工业组织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农村、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法制观念、民主自由的要求与专制主义的现实，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同时并存。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经过调整的民粹主义、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文学艺术界竞争激烈，除了现实主义外，各种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流派竞相登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代、动荡不安和酝酿变革的时代、面临新的选择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罗斯
在谈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和它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始自19 世纪40 年代。别林斯基曾经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藏书室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40 年代下半期到60 年代，侨居欧洲的西方派文学评论家巴·伊·安宁科夫、曾参加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的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7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结交了马克思。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 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70 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 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 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