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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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向俄国革命者指出过他们观点上的失误，并就俄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
俄国民粹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只要清除了专制制度这一障碍，俄国便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合作和平均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这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提供了可能。但马克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持审慎的态度。在1877年末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曲解他的学说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山他以这种表述避免作出直接的明确的结论，但他已注意到并建议民粹派思想家考虑俄国已出现的“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它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
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俄国革命者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村社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着探讨和争论。他们都希望听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80年，莫罗佐夫曾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马克思发表一篇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著作。1881年2月，由于对沃龙佐夫不久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的文章看法不一，查苏利奇代表流亡的革命者给马克思写信，请他就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俄国土地公社的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查苏利奇的恳切陈词说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不能拒绝对这个问题给予答复。
马克思四易其稿，完成了给查苏利奇的简短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马克思写道：“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同民粹派的观点是有着原则分歧的。马克思不同意把俄国农村公社理想化，他认为公社本身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泉源，只有在俄国人民革命使公社摆脱压迫、并且得到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进一步阐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在指出了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实之后，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形式的问题，作出了他们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把俄国公社的命运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过去，革命者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因此也更谈不上引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表述看作是对民粹派世界观的间接批评，希望以此促使俄国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作为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斗争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民意党人的幻想，但认为他们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的口号是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但相信民意党人会把它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3月10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为条件来换取停止恐怖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这一行动以肯定的评价，并认为这封信的坚定、平静而又克制的口气说明在革命者队伍中已经有人具备了政治家的思维和气质。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曾作过十分严厉和尖刻的批评，他谈到土地平分派“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幻想“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为了尽量影响民粹派革命家的思想，马克思欣然同意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答应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丛书出版，并为它专门作序。
80年代初，俄国革命青年中终于有人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
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
19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已明显地走上了西欧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民粹派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也预示着西欧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获得巩固的社会支持。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曾说过，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境地的那种发展，才能迫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现在，资本主义确实使俄国人民的很大一部分贫困化了，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因此而超出了贵族阶级的范围和知识阶层的圈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群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种种政治成见。民粹派在农村中的活动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这种宣传还不可能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但它发展了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把他们引上了解放斗争的轨道。工人们正是从这里知道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知道了马克思。还在70年代中叶，彼得堡就出现了最初的革命工人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它们成为俄国社会冲突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从空想转向科学。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才在总体上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了，他们从西方接受的先进社会思想才有可能在俄国找到实践的机会。
民意党人处死亚历山大二世的爆炸声，标志着解放运动和社会思想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结束。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迫使先进的革命青年抛弃错误和幻想，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 年9 月25 日，日内瓦罗讷河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群俄国流亡者在聚会。土地平分社成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决定彻底放弃民粹主义，改变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纲领，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劳动解放社。这几个俄国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序幕。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形成。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彼得堡矿业学院读书时就开始广泛接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70 年代后期他写的一系列文章如《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等虽是为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的，但也反映出作者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加深了对西欧工人运动的了解，并着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他的那些同志也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对西欧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着丰富的知识。普列汉诺夫后来在回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转变时说：“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出我们曾以怎样的热情去埋头钻研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占首位的当然是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我们越是更多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我们对自己原来观点中的弱点就看得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革命经验的看法就变得越正确……马克思的理论像一盏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从巴枯宁影响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中解脱出来。”
劳动解放社的首要活动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译成俄文，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和阐述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劳动解放社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最重要著作视为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事业，继1882 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问世之后，80 一90 年代由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的有《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 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当时用的书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些俄译本出版时还附有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传略。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为他们著作的部分俄译本写了序言。普列汉诺夫也为一些译本作序或作注，以使俄国读者更容易领会这些著作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出版工人读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因此，劳动解放社一成立就着手准备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其宗旨是介绍马克思主义，阐明俄国当前迫切的社会政治任务。1884 年，又开始酝酿以介绍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为主的《工人丛书》。劳动解放社成员努力著述，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础。
1883 年和1885 年，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两种先后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民粹主义，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自农奴解放以来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61年改革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工资劳动，俄国已经处于工场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俄国将进入工厂生产阶段，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为此，革命知识分子应尽可能迅速地组织工人政党，以便领导无产阶级首先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和自由，然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他指出，俄国革命运动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把俄国革命者“从当时的政治和实践的矛盾”的迷宫中领出来的“引路之线”；马克思的历史观“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有在它们一般地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恩格斯在收到查苏利奇寄去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对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十分赞赏，他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的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劳动解放社成立不久，普列汉诺夫在1883 年秋草拟了《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在收到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改意见后，于1885 年完成了纲领的定稿，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其要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独立地争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