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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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有关未来人民代表机构性质的问题引起了分歧。多数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少数人只希望有一个起法律咨询作用的机关。多数派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则作为改造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认为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应由确定的法律秩序来体现。而少数派则强调政权与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以此来作为改革国家制度的基础。他们举了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说英国君主政权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宪法的法律形式，而是来自君主政权对自己与人民代表机构在道义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国的居民也有着宗教性质的感情和愿望，它们比法更为有用，并将在国家形式和秩序方面得到反映，使国家不经剧烈动荡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前提下缓慢地改变国家制度，明显地表现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迹。但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政权和社会的合作来实现。大会拟定的给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在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国家没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社会代表不能广泛地参与立法活动，也就不会有这种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地方自治代表大会表现出的妥协倾向感到担忧。为了阻挠地方自治运动与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组织开展了声势很大的“宴会运动”。在以各种名目举行的宴会上，解放同盟的活动家们不断发表内容激进、口气尖锐的演说，其主旨是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宴会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数千名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虽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诱惑或受好奇心驱使的人，但宴会运动本身仍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加强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
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加强了社会的反政府情绪，而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自由主义”也再度抬头。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为促成政权与社会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吸收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根据这个奏章的精神，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质是向立宪制度迈出谨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对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国务会议的建议持怀疑态度。12 月12 日颁布的诏令删去了这一关键内容，只是许诺要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等。专制制度以自己的顽固立场扩大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政府现在面对的是更加不妥协的社会。
在轰轰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义中的激进倾向成为主流，它的进步性也达到顶点，并在事实上同民主主义结成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联盟，还在1904年底，自由主义左翼的影响就已渗入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集会上，时常有人宣读解放同盟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这种宣传虽然并不鼓动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过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工人逐渐懂得，整个政权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请愿活动，与解放派骨干人物的建议有关。加邦的请愿书的内容，也明显受到了解放同盟纲领的影响。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后，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发动它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展开了“学术团体运动”。莫斯科农业协会率先通过决议抗议1月9日的屠杀，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的投票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要求。随后，彼得堡的工程师、教师、医师、会计师、艺术家等先后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协会，频频举行讨论会、报告会，议论时政，宣讲民主制度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如果说宴会运动的主题还只是立宪，那么现在人们谈论的已是共和国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赐一部宪法，而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了。
在革命的冲击和自由主义的压力下，专制制度已不能照旧维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签署了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谕旨，表示在不动摇现存基本法的条件下，允许居民选出的代表更广泛地参加立法活动。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君主制的改变。因此，他们继续坚持原有的立场。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个知识分子协会组织成“协会联合会”。5 月，又在14 个全俄知识分子职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俄协会联合会”。解放同盟领导人确信，这样一个组织能吸引各左翼集团，而它的广泛代表性将使它能够发挥预备国会的作用。《解放》杂志直截了当地写道：“显然无能的政府应该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让步，民族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废除不愿自动下台的政府。”协会联合会宣称：“现政府的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严重的威胁，现在，反对这一威胁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争取立即打倒夺去了政权的匪帮，用立宪会议来代替它。”
5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曾决定用向沙皇请愿的办法争取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改组政府。但到7 月时，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决定直接“向人民呼吁”。彼特隆凯维奇慷慨激昂地说：“只有一条出路。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大会通过的告人民书虽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国，但号召人民“以联合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财产和权利”。它宣称，争取人的天然权利的斗争即便在破坏法律形式的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普选权是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唯一基础。
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义已在总体上背离了与专制主义结盟的传统，而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对大多数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更能接受。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积聚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为这种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后，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遭灭顶之灾，专制政权不得不作出让步。10 月17 日，沙皇发表宣言，确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步的，而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为这个革命阵线的一翼。彼特隆凯维奇写道：“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但是……宪制的这种产生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性吗？”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拉科夫忧心忡忡地说：“在革命方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在那里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把欧洲自由主义视为过时现象的革命政党来说，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即新的社会秩序。……无论在哪里都不像在我们这个不文明的国家里这样，鼓动宣传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0月17日之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由解放同盟演变而来的立宪民主党反映了自由主义中彻底欧化的倾向，而十月十七日联盟则较多地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中的妥协传统。在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杜马成为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新舞台，自由主义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俄国自由主义由于其固有的弱点是不可能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战胜专制主义的，因此，当1906年夏天农民运动开始消退时，革命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但是，沙皇政权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进行改革。经修订后颁布的《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务会议章程》使原来由沙皇垄断的立法权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组后的大臣会议成为俄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参考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等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限制了皇权，比较明确地划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确认了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权利。这些变动反映了陈旧的专制制度与年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政府被迫以资本主义精神改革国家制度，而自由主义未能完全达到把政权交给代表机关的目标。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在西方化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对抗的形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1905—1906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但这两种力量的根本差异使他们不能持久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由俄国西方化过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专制主义对立的力量，但它软弱、容易动摇并在原则上拒绝采用暴力。与俄国农民联系在—起的民主主义则基本上产生于俄国东方式的社会生活基础，它以激烈的方式争取摆脱经济枷锁，但在总体上局限于经济目标。农民运动虽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分配等激进的经济要求，但与实行立宪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几乎是无缘的。农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所捍卫的是陈旧的宗法制关系，因而实际上维护了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而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也还未能摆脱经济主义的影响；唯一彻底革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但它当时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党。可见，第一次俄国革命之所以未能进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还远未达到能够改造全部俄国生活的程度。
妥协：《路标》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变结束了第一次革命，开始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时期。
革命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悲观、失望以至反动的情绪，与专制主义妥协以推进改革的倾向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路标》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文集的中心内容是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列宁认为，文集包括了3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宣布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所抱的‘高级奴仆’感情（和相应的‘高级奴仆’政策）。”
《路标》激烈批评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标》认为，10 月17 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革命后，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重新得势，似乎也说明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和结合，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东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和传统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把政权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实现的。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