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之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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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督直接隶属于中央，国家行政管理权因此而更加集中；1719年又将全国分为50个州，作为地方主要行政单位，各州有一套完整的行政官僚机构，州以下又设若干区。在俄国广大的领土上，形成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但改革也包含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和以前的沙皇一样，彼得引进西方文化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改变俄国的现存社会及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它，增强它的力量，巩固它的基础。他十分迷恋英国的造船技术，但对英国的议会制度却不感兴趣；他对路德教并不关心，但他却学习和仿效了瑞典教会的管理制度。他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狂热地建立工厂，如果在西方先进国家，这将意味着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但在俄国，彼得却把城郊的农民弄到工厂去，使他们成为农奴工人。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被强制为国家服役的工厂主。
彼得一世是以东方式的手段来力图使俄国西方化的，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正如他在l723 年回顾自己的事业时所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强迫作成的。”而这种做法，正是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由于这一原因，他的改革对俄国的发展产生了互相矛盾的双重作用，即贵族的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欧化和劳动群众处境的恶化。
由于军事改革，贵族在其与国家的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改善。彼得时期，对贵族服役的报酬形式已不再是封地，而改为货币薪金。虽然继续向贵族赏赐土地，但这已不再是使贵族服役的手段而只是对服役的奖励；贵族得到这些土地也不再是暂时的，而是作为私产。1714 年的长子继承法规定，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统称为不动产，成为世袭地产。此举完成了17 世纪开始的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融合的过程。贵族从原先以服役为条件占有土地而变为土地的主人，其作用也开始类同于西欧封建国家中的贵族。虽然他们还没有获得“自由”，但成为其不动产的土地至少为“自由”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使贵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开始更广泛、更直接地模仿欧洲的上流社会。彼得兴办的各类学校、各种专业都以西欧为榜样，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乃至教师也基本上是从西欧引进的，这使得贵族——教育的主要受惠者——迅速欧化，上层阶级与下层人民在文化上的差距扩大。
在彼得一世力图使俄国欧化的同时，他继承和强化了传统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不可能、也决不会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相反，完全是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来实行改革的。俄国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为彼得的政策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在人身方面受到更残酷的奴役。仅仅是为了建造欧式的新都彼得堡，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没膝的沼泽中用原始的工具劳动，成千上万的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死去，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来顶替。农民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古代东方专制国家中被奴役的下层阶级。政府颁布的关于缉捕、遣返逃亡农民，由地主负责督促农民缴纳人头税等法令，为18世纪中期农奴制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可见，尽管彼得的改革使俄国生活的表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俄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仍然朝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尽管贵族的生活方式欧化了，但传统文化继续影响着90％以上的居民。
在俄国欧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平行的反方向运动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及文化的发展。直到19 世纪上半期，在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之前，俄国的新文化实际上只是贵族的文化。
启蒙思想的传播
还在l7 世纪前半期，伴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一股与反封建斗争密切联系的进步思想潮流就在英国兴趣，到18 世纪初，这股潮流已发展为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宗教黑暗势力，宣扬无神论；争取政治自由和公民平等，希望建立以“天赋人权”为基础的“理性王国”；主张科学应脱离神学而为改善人类处境服务，认为传播知识是创造新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启蒙运动的浪潮很快越过易北河．波及东欧和俄罗斯。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西方的门户，同西方交往的扩大为启蒙文化东渐俄罗斯创造了条件。18 世纪上半期，俄国涌现了—批西方新思想的鼓吹者。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是彼得一世时代俄国最有学识的人之—。他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在结束基辅神学院的学业后曾到罗马深造。当他在1704年返回俄国时，不但带回了霍布斯、培根等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还带回了西方社会新的精神。他认为，国家具有非宗教的性质，它应以人民的意志作为存在的基础；国家政权是从社会契约中诞生的，而这种契约又是以天赋理性为原则的。他主张通过开明的专制制度去实现“公共幸福”，并且认为彼得一世的统治就是这样的政权。他虽然担任高级神职，但视教育为社会进步的根源，热衷于普及非宗教的教育和传播非宗教的知识。
彼得一世的时代还造就了像瓦·尼·塔季谢夫这样的既是科学家又是思想家的人物。塔季谢夫当过矿业工程师、炼矿厂厂长、炮兵专家和行政官员，同时对地理、历史、哲学等也很有研究。他熟知西方哲学，对洛克、笛卡尔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十分了解。他从“天赋的理性”出发，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他也认为国家是契约的结果，主张君主要像家长一样为大家谋取利益和安宁，臣民则应保持对君主的忠实和顺从。同当时许多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贵族一样，他认为开明君主制度最适合：于俄国。作为启蒙思想家，塔季谢夫特别强调教会的压迫和宗教的纠纷对普及教育的危害，并对阻碍文化发展的宗教裁判进行了强烈谴责。他提出，科学需要自由，而整个国家及其各个阶层都需要科学，教育的方向应该从神学和经院哲学转到非宗教的道路上去。
当时的俄国进步思想家大多曾经亲历西方社会，受到西方文明的直接熏陶。安·德·康捷米尔在担任俄国驻伦敦和巴黎大使期间深受启蒙学者的影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其他一些书，并为在俄国宣传科学和普及教育写了许多文章。这个年轻的贵族相信，道德的基础就是合理的教育，而不是阅读圣书或圣徒传记；个人乃至人民的幸福就直接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些“合理的、人道的”思想后来曾受到别林斯基的高度赞扬。
随着西方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引进，伊·吉·波索什科夫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应运而生了。在1724年写成的《论贫困和财富》这本书中，他主张加快发展手工业、工业和商业，把生产和贸易比作国家的生命线。他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但具有反对贵族的思想倾向，认为应该用政治的力量来缓和、调整地上与农民的关系，制定法律以限制地主对农民的过分剥夺，把按农奴人数征收捐税的办法改为按土地和播种面积的大小来实行。
18世纪中叶，在俄国思想的舞台上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171l 一1765）。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一个农民家庭，19 岁时冒充贵族子弟进入莫斯科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5 年毕业后被选送到彼得堡科学院学习，一年后又奉派到德国的马尔堡深造。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工作，4 年后成为科学院院士。罗蒙诺索夫学识渊博，不但在物理、化学、地理、天文、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颇多建树，而且还是一位十分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他注意到了农奴制度下农民的困苦处境，主张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他认为，人民生活现状的改变只能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普及科学、教育来实现，因此竭力主张继续彼得大帝所开始的那些旨在促进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改革，提出用科学的成果来发展工业，设立面向人民的教育和医疗机构，禁止教会对科学和教育的于涉。他还对封建等级观念提出批评，认为人的地位只能取决于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取决于祖先的荫庇。尽管罗蒙诺索夫还没有直接地对农奴制度进行批判，但他的思想为正在兴起的俄国启蒙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8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启蒙浪潮越来越猛烈地冲击着俄罗斯。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名家的著作被大量地译成俄文出版，其中，仅伏尔泰的俄文版著作就多达60 余种。当时，莫斯科大学是接受和讨论新思想的中心。在这所刚建立不久的大学里，人道主义、宗教宽容、“开明专制”和“贤明的立法”、先进的经济理论和教育思想，都是贵族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俄国的启蒙思想空前活跃，并很快形成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
揭露和谴责农奴制的残酷和不人道，主张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是俄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波列诺夫、科捷尔斯基、杰斯尼茨基、诺维科夫等启蒙学者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对农奴制度的批判。他们认为，农奴同贵族一样，是生而平等的；农奴制不仅和博爱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使整个国家面临瓦解的危险；农民是国家的基础，“社会的灵魂”，他们保证着社会的幸福和发展、国家的进步和巩固，应该得到尊重、爱惜和保护，而不应受专横、暴行和侮辱的对待。有些启蒙学者指出，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农民的处境也必须改善。科捷尔斯基说，要推动农业发展，首先要使农民有生产的兴趣，为此应该使农民享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私有权；当农民拥有自己的产业时，他们就不会逃亡了。波列诺夫主张限制农奴制度，使每周劳役日不超过一天，赋税额也有明确规定，以便保证农民能从事自己的经济而不致破产。当时任驻法国和荷兰大使的德·亚·戈利津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农奴制对俄国没有好处，它只能阻碍农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所以，应该把它连同沙皇制度一起废除。他提出的具体办法是：解放无地农民，地主把土地出租给自由农民或使用雇佣劳动力。上述这些关于天赋权利、私有财产、租赁和雇佣的概念，明显地带有西方新思想的印记。
在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政治改革的方案中，也不乏西方自由主义学说的痕迹。曾经师从亚当·斯密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杰斯尼茨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俄罗斯帝国建立立法、审判和惩罚权力的概念》的文章，主张设立一个享有立法权的“执政的参政院”，其成员由各省的地主、商人和手工业者选举产生，每5 年改选一次，以便各地区和各阶层的利益能及时在这个机构中得到反映。杰斯尼茨基设想的这个“执政的参政院”的职能与立宪君主制中的立法议会相似。这一旨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方案显然受到自由主义中关于权力制衡理论的影响。
著名作家杰·伊·冯维津（1744—1792）也深受立宪思想感染，他也许是当时唯一明确提出政治自由问题的启蒙思想家。冯维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在他看来，如果君主根据理性的呼唤，保持公正和贤明，并且吸收社会贤达参与国政，那么“这正是一个民族实际的政治自由”。为了实现这个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使每个公民都不害怕滥用权力的现象，使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某个人的暴行或怪癖的牺牲品。他强调，是人民把政权委托给了君主，因此君主不能变为反人民的暴君，否则，“人民拯救自己的权利是永远存在并不可动摇的”。他的这些见解对后来十二月党人的立宪计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强调启蒙和理性的决定性作用，是18 世纪下半期俄国启蒙思想的一个特点。思想家们为改变现实开出的药方是：普及教育，启发地主、官员和君主的良知，使他们自觉地奉行高尚的、人道的原则。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时打出的旗号是“打倒地主”、“拥护好沙皇”，那么俄国的启蒙思想家在揭露和批判农奴制的罪恶时也极少触及代表这种制度的“好沙皇”。当时，许多西欧的启蒙学者对俄国的过去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里，俄国的整个历史是—个必须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结束的野蛮时期，只有彼得大帝还能够得到某些尊敬，而这也只是因为他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自己国家的传统决裂。真正想“破坏”和“重建”的缘故。他们中有一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须要去做，确切地说，一切都必须消灭，重新做起。”而在俄国启蒙运动中，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从未以如此强烈的态度来否定俄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提出或承认用革命方式反对现存制度的问题，相反害怕发生人民起义和暴力行为。
亚·尼·拉吉舍夫（1749…—1802）是一个远远超出于他的同胞的俄国启蒙者，他的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先进的俄国人更接近于西方的启蒙思想——尤其是卢梭的思想。
拉吉舍夫生活的年代恰好是俄罗斯受到西方启蒙文化猛烈冲击的年代。1749 年，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贵族地主家庭，7 岁时被送到莫斯科读书，后来进入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1766年，他作为该校的优秀生被派往莱比锡大学，在自然科学、历史、哲学方面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并掌握了德、法、英、意和拉了文。1771 年毕业回国后，他曾先后在参政院和海关任职，对农奴制俄国的腐朽有深切的感受。在结识了诺维科夫后，他就经常在诺维科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作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1773 年开始的普加乔夫起义促进了拉吉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当时，由于职务之便，他接触到了不少有关这次起义的材料。他开始相信，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推翻农奴制度。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他谴责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从80 年代开始，他以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不断宣传农民起义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自由颂》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拉吉舍夫的《自由颂》一反颂诗的阿谀文体，纵情讴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你歌颂，
快用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
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
将黑暗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
行使你的权力吧，
沙皇会因你的声音而战栗大惊。
拉吉舍夫盼望着“将置沙皇于死地的暴风雨”的来临
开号召用暴力推翻专制统治：
战斗的队伍到处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