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造就中国的微软-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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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转瞬即逝，并不给你时间去仔细地分析研究，等你想通了，悟出来
了该怎么做，再决定的时候已经晚了。“客观地说，企业家成功的是少数，
一百个企业家里面有十个很成功，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很好的创业环境
了。”

那么，中关村提供的创业环境是不是这样呢？1985　年3　月，由于受到当
时科技环境的影响，中纪委、市纪委、区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驻“两通、


两海”，对这些公司进行全面检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
题。1986　年至1987　年间，中央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为科技企业的
发展创造了大气候。1987　年《计算机信息产业报》评出10　大信息产业机构，
北京民办科技实业协会的成立，促使民营企业长足发展，使那些立志为高科
技献身的民营企业家拓宽了生存空间。90　年代中国高科技的蓬勃发展，才使
游牧部落群真正地成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丛林”。作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
先对此有许多的感叹：“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中关
村走向繁荣，我感到很高兴。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
的，那我应该很欣慰才对。”

陈春先还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和国家在科学院、北大、清华等多年的投资
分不开。“这就好像古代的生灵变成了地下的煤炭和石油，当你今天挖到煤
炭和石油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古代生灵以前蕴藏的结果。”国家在科技上
的投入蕴藏了起来，如果没有新的科技体制，没有硅谷这种技术扩散的理念，
没有创业这种精神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关村。

在外人看来，中关村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
管理跟不上等，给计算机市场的正常运行制造了种种障碍。软件的盗版、硬
件的水货等使中关村蒙上了“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阴影。陈春
先认为，“这个事实我们要承认，但对此，不能仅有指责，而要有投入。国
家现在对高科技不是没有投入，不是没有制定政策，每个生态系统都会有破
坏性竞争，生存需要自我适应能力。”因为外表可能是骗人的，只有深入其
中，你才能看到中关村发展还具有另外一个因素，它是植根于一个快速发展
创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新产业里，它的成功太依赖于信息交流了。

陈春先的这种论述，就像生态学家哈定首先辨认出来，称之为“共同的
悲剧”和系统模式一样，不要以为共同的悲剧结构只发生在生态的灾难上，
它也时常发生在企业的扩张上。在信息企业身上，人们把这种扩张归结为：
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固然是令人欣慰的，但这种现象也可能意味着麻烦的开
始。


二、因与果与环境相扣

詹姆士·摩尔在一部具有启发性的著作中，阐述了传统竞争观点过于简
单化，同仅仅限于行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同的，因为与生态系统联结在一
起的企业经常是跨过多个行业的。所以有许多类似的生态系统，每一生态系
统都拥有自己的种群和社区系。尤其是新的生态系统时时出现，并做着快速
的变化。在中国的软件企业群体中，甚至是信息企业群体中，这种生态系统
也时时出现。

80　年代末期，中关村已经从一个游牧部落演变成了中国电子的聚集区。
作为中国高科技的发源地，著名企业及科技天才的起源地，中关村已经具有
了一种新的生态系统，它的发展，经常使人们联想起美国硅谷诱人的高楼和
绵延不尽的电子工厂。商人们发疯似地付价还价，电脑呆子在工作站没命地
工作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苹果、惠普、英特尔等公司成功的例子会使人
们感到兴奋，会使人们看到一举成名、富甲天下的美好前景。当时作为中国
硅谷的发源地中关村也具备了自己的社区系。其中在这片土地上最令人关注
的就是至今与科利华、网景、柏安等公司紧密相联的颐宾楼，在这座楼里，
留下了许多创业者的足迹。

现在，你看到颐宾楼，它与你的想象却不尽相同。如果你第一次驱车前
往，你很容易错过，即使你身在“中国的硅谷”腹地，你还会问：颐宾楼还
有多远？这实在不足为怪。对那些不熟悉中关村的人来说，颐宾楼差不多是
隐形的。它与“中国硅谷”这四个字相差甚远。“中国硅谷”是一块理想之
地。在这里，创造新的科技奇迹、一夜之间成为豪富已经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般的高科技天堂。联想、北大方正、用友、科利华、和光、同创等企业不断
努力开发出的技术和生产出的产品，已经让你感受到了只要你看看这里的生
活，就会知道远非如此。

海淀区新技术开发区的一位负责人曾经对我说，中关村的众多公司在创
业之初为了取得较好的经济利润，就到颐宾楼去送传单，去联系客户。“两
通两海”有过这样的奇迹，北大方正、联想、用友也做过同样的事。当然，
在这些群体之中，令人感慨万千的却是用友的创始人王文京与苏启强。创业
之初，王文京与苏启强为了能使用友从一个Baby　成长为“中国的微软”，他
们就白天骑着自行车去拉客户，晚上回来编程序。尤其是在拉客户的过程中，
有时到了颐宾楼，见门是锁着的，他们就把宣传单从门缝里送进去，然后回
去等着，直到客户回来看到了宣传单之后再与他们联系，用友的这一做法为
用友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财务软件厂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颐宾楼的一位副
经理说：“在当初，只要带你走进一间平平常常的房间，尽管你看到住在这
里的人衣着随便，但他们却是来这里购买电子产品的，有的人却正在研究着
很有可能将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技术。”

颐宾楼为什么会成为众多商家的青睐之地呢？据颐宾楼的经理说，“在
80　年代末期，从外地来的客户，他们大都落脚在颐宾楼，这里包含着两种原
因，一是中关村在80　年代末期已经具备了电子一条街的特征，客户留宿颐宾
楼有利于联系厂商；二是颐宾楼在无形之中已经形成了中关村各电子厂商的
联络点。在它的外表下面也可以称得上是外地客商进入中关村的‘心之所愿
的理想之地’。”

的确，颐宾楼平静的外表之下，它却以一种新的状态在催生着中国信息


产业的成长。所有人争取那种无以言尽的财富和名誉的抱负正在为之添柴加
火。瑞星公司董事长王新在启动中国的杀病毒软件市场之前，曾经与颐宾楼
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1989　年10　月，王新进科海农业部推销科海汉卡。不领工资，推销一块
挣100　元。王新选了中关村最好的五个位置代销，但过了一个月，也没卖出
几套。

王新一看这样不行，就盯上了颐宾楼80％以上来中关村购电脑的旅客。
“我每天早早吃完晚饭，抽好几根烟，思想斗争好半天，看着表，到了7　点，
我就蹬着自行车到颐宾楼。拎着一个包，躲开服务员的眼睛，一家一家敲门
推销。”王新得到的最多答复是“出去！出去！”。

为增强目标性，王新把推销时间推迟到了10　点以后。“服务员下班了，
只剩下看门大爷，我递上烟，拉上关系，然后，翻看旅客登记录。”

第一笔生意下来，“我想大哭一场，太不容易了，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到
底是高兴，还是悲伤，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王新推销汉卡的时候，有人问他有没有微机？有没有打印机？什么价
格？王新开始说没有，只推销汉卡，后来王新说有，客户问什么价钱？王新
不知道什么价钱，就反问客户需要什么价钱，客户问两万八行吗？王新说得
回去商量。记下配置和价格，第二天，王新开始到中关村的满大街去商量了。
“我就是这么学做销售的”。王新的这段经历正如美国硅谷问题专家迈克·梅
隆说：“局外人把硅谷看作一个成功故事，而实际上它是一座坟场。失败是
其最大的特长，每一个失败的产品或企业都是一种教训，储存在人们的记忆
之中。我们不仅不指责失败，有时甚至尊崇失败，我倒真的希望看到在企业
家的简历中有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我们更愿意看到在经历挫折与失败的过
程中汲取教训。

1990　年5　月2　日，王新用科海轻印刷世界的名义在中关村颐宾楼租下两
间房办起了公司。颐宾楼房租一年一交，王新找到经理好好地恳谈了一番，
经理答应他一个月一交。王新的这种办公司方式比起具有“车库里的两个家
伙”所称的斯坦福最有才华的电子工程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学生大
卫·普卡特和威廉·惠利特更具有传奇性色彩。

王新就这样在中关村开始了创业生涯。半年下来，王新算了一下帐，挣
了十七八万。但一下挣这么多钱并没有让王新高兴起来，王新认为他想做公
司总要有些方法。“我挣的钱全是累出来的，一个星期我要在颐宾楼开七桌，
请吃饭，陪着玩。这样不行。”王新要再上一个台阶。为此，王新开始研究
中关村所有成功的公司，把它们总结归类，得出一个结论，叫做“三条半路”：
“第一条路是做贸易，当时中关村也被某些人戏称为‘倒爷’一条街；第二
条路是做产品，联想有汉卡，方正有排版系统，四通有打字机；第三条路是
‘做贸易加做产品’，当时联想代理AST　很成功；半条路是‘靠关系’。”

正因为中关村具有了这些特点，才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
用。但是，到现在，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关村作为高科技的代名词，在走
出国门之后，与美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硅谷”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这些国家的硅谷给人的感觉正如莱西克公司创始人、首席行政总监罗年·内
奇说：“要想创办高科技公司，硅谷即便不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的地方
之一。凡是创办企业需要的，人才、风险资本、市场营销专家，这里应有尽
有”。而中关村就达不到这些，导致了一些从事电子产品开发的企业退出中


关村，另寻能使自己生存的土壤。

四通总裁段永基在中关村电脑节上还指出：中关村“还没有类似如下的
一些实实在在的标志——世界级的高科技园区；世界级的高科技企业；世界
级的高科技企业家、创新者、技术精英。以上三个世界级，美国有，日本有，
台湾有，故提起硅谷，提起筑波，乃至新竹，每每令人如雷贯耳。相比之下，
从“中国的硅谷”出发，要把希望变成现实，中关村企业负有使命”。

记得美国硅谷老手乌曼·古普塔这样说：“在硅谷，成功光顾那些坚持
得最久的人。”如今，走在一年一次大变样的中关村大街，我们应该想想：
如果现在人们还把企业发展的销售手段放在颐宾楼的话，那么想实现梦想的
空间就一定是非常狭窄的。因为“中关村的发展也需要推崇集体学习，也需
要各家公司一边激烈竞争，一边又通过非正式的交流或合作相互学习市场和
技术的变化”，要看到企业的市场空间取决于企业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的独特
价值。企业的竞争地位往往不是决定于现有的竞争对手，而是决定于变化的
用户群、供应商、潜在的或现有的替代者所构成的竞争环境。正确的发展必
须建立在对竞争环境的深刻洞察之上。

如果说这只是为中关村施加压力的话，那么，推倒北大南墙后兴起的北
大高新技术企业，才在本质上阐释了中关村高科技发展的现实意义。1994
年，以杨芙清院士为首的北大青鸟应运而生是在为创造一个世界级的公司作
出证明的话，那么，以老牌企业四通为我们带来的：第一家纯粹民有民营的
高科技公司；第一家在中关村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并且控股的公司；第一家开
发、生产、销售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且产值逾亿元的公司；第一家在海外
股票上市的民营科技公司；第一家鲜明地提出为国民经济信息化服务的民营
IT　公司。。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思索？是不是他们以第一个张口吃螃蟹
的身份为我们提供了造就“中国的微软”的企业管理体制与竞争机制。还是
让我们看到了中关村的发展与你想象的不一样，一年一次的新变化所体现出
的是“平静的外表之下蕴藏的是高压锅的状态”。创新依然是中关村生活的
精髓。尽管在这里演绎出了众多企业生生死死的故事，但中关村依然是培育
天才的沃土。它将继续是中国高科技创新的温床。在这里，才华横溢、雄心
勃勃的青年男女正在创造未来。


三、追求的恐惧

要做“中国的微软”，如果只是单一地从软件入手，恐怕是难以胜任的。
微软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软件企业，一是它采用了多元化战略，采取了与
众多企业合作的方式，让众多的企业抓住了微软这根救命稻草，从而在技术
革新方面起到了引导作用。二是微软在进入某一行业时，总是把竞争对手置
之死地而后快。微软提倡能实现某些特殊目标最优化的紧密联结的系统，和
能利用无法预知的变化获益的松散联结结构，具有以上两种系统的由人组成
的组织结构，应该在技术上得到体现。并且在实现多元化战略时是以其核心
产品操作系统软件作为后盾。

在我国，由于国情的不同，不同企业采用的企业战略方式也就有所不同。
四通利方软件可以说是中国软件产业界的一颗明星，有谁不敢承认他就不可
能成为“中国的微软”，而且四通在其掌舵人段永基的引导下，在多元化战
略方面可谓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四通也有过迷茫的日子。段永基在
回忆四通的发展时说：“有一段时间，也有一点迷茫，四通打字机做完以后，
我们到底干什么？特别是1992　年、1993　年，中国一片热，房地产热，什么
都热，有点把多元化的范围扩大了。迷茫了几年以后，我们把多元化调整到
了在一定范围内的多元化，在电子领域内的多元化。具体来说，‘弱电’我
们做信息产业，和康柏做PC，和富士通做打印机，和三井做商业机器，和TRW
做系统集成；‘强电’我们要进入民用领域。1992　年12　月26　日，和松下电
工签下合同做照明电器，环保节能产品。”

对此，外界的议论很多，众说不一。由于我们这里谈的只是为何四通软
件在企业界具有一定的地位，却不知为何听不见他的呼声？段永基认为这是
由于四通过去对PC　大幅降价和PC　软件的发展认识不足所造成的，同时还与
四通在这方面的宣传有关。事实果真如此吗？“当时，四通认为文字处理机
的下一个市场是农村、基层和个人用户，所以四通就在争论中不做汉卡，因
为汉卡会冲击MS－2401　的市场，但是我们在1994　年成立了四通利方软件开
发部，以此能为市场撑起一片天空”。

此时思来，做“中国的微软”也好，还是基于平衡考虑也好，我们不得
不相信：“从表面看，优秀的人不会被击倒，却容易被辉煌的成功捆住手脚。”
所以段永基曾有过这样一段讲话：“不是麻雀，不一定就是凤凰，也可以是
喜鹊、乌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却也因为
不能适应生态环境而消亡了。四通绝对不只是昨夜星辰，也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