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和书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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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这种感觉也并不算太错，因为这里的钟不走，这一层也没有别的病人。没有人来。我安静地坐在床上，做《泰晤士报》的纵横填字游戏：因为，虽然说这种境况听上去似乎会让人压抑甚至惊恐，但我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忧伤，也没有恐惧的战栗，没有遗憾，没有犹豫。我无法控制的力量已经将我带到卡萨布兰卡这间诊所的五号病房，所以，即使我曾经想要逃跑，此时也没法再跑了。
晚些时候，两个护士来了，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阿拉伯人。她们说，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她们是来给我做预先注射的，同时我必须把私处剃干净。“你有剃刀么？请脱掉衣服，自己剃。我们等着你。”她们坐在桌子上，晃着腿，一个抓着皮下注射器，另一个端着一钵消毒液。我脱掉衣服，拿起剃刀，在赤裸裸的光线下209感到很难受，用水龙头里的冷水和一块摩洛哥肥
皂剃净阴毛，两个女孩嘲弄地望着我，偶尔彼此聊两句。我到现在都还能看到她们，晃着腿，而我正在不舒服地挣扎，是病房中央灯光最明亮处一个孤独的赤裸的形象。
最后毛剃干净了，她们把我按到床上打了针。“睡吧，”她们说，“过一会儿就手术。”但当她们走后，我爬起来，因为药力开始发作而浑身打颤，但还是走到镜子前和自己说“再见”。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所以我想要与这另一个自我最后一次长长对视，并且眨巴眼睛祝福好运。在我这样做时，外面一个街头小贩在竖笛上吹出一段精妙的琶音，他沿着那条街，用甜蜜的渐弱音一再重复着那个非常温柔而欢快的曲调。天使的飞翔，我对自己说，就这样蹒跚着走回床上，不省人事。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一片漆黑，里里外外都没有声音。我立刻警觉起来，但当我小心翼翼地试图探究自己的身体状况时，却发现自己连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我被人以某种方式捆在床上。我的胳膊向外张开，好像被皮带捆在床上，而我的腿好像不再存在。我能够略微抬起头，但是没有用，因为这团漆黑是不可穿透的。这大概就跟躺在坟墓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吧。诊所里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就算我狂喊乱叫，也不会有人听到。我略微有些好奇，是否有什么事儿出了大错，我实际上已经死了？但是没有，我的呼吸好像还好好的，我的头脑还在运转，毫无疑问，腹部肌肉的一丝谨慎的收紧似乎在告诉我：我被缠上了厚厚的绷带，也许下面还插着管子。在我看来，大体上我还活着，还很好，并且在卡萨布兰卡变换了性别。
我总是把我的谜团想像成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其他人也宣称它完全存在于心里。但在30多年后，荷兰医生检查了6个有异性转化欲者，发现每个人的下丘脑（位于大脑的底部）都有一个特定区域相对于普通男子小得不正常，并且，实际上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小。这似乎表明，这种现象具有某种与心理原因相对的生理原因，不过，我仍然愿意选择那些神秘的解释。
南非黑与白
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一片混乱，许多年轻的国家挣扎着穿越一片贫穷、腐败和历史淆乱的沼泽，寻找其现代身份。在20年前我首次拜访过的南非共和国，你能够看到它正努力将自己拔出根本性的人性冲突 对肤色的反感。在全世界的反对下，少数白人通过种族隔离制 该制度让阿非利卡人拥有政治特权，让英裔白人始终无法获得自信，让黑人和有色人种彻底无力无助 的伪意识形态保留其至上地位。《滚石》杂志委派我独自前往观察。
高踞于南非共和国行政首府比勒陀利亚之上，一座矮而宽的球根状纪念堂耸立于山岗，俯瞰德兰士瓦省受风侵袭的辽阔高地 在这片高地草原上海拔5 000英尺处，距离大海400英里的地方，位于非洲大陆最辉煌的一块非洲区域。这是南非白人至高无上的圣殿。如同硬币和报纸被埋在桥梁的基础之下，被填进这块巨大厚重的石制品中的，是最深刻的种族隔离基本原理，错综复杂的政治设计 包含着神秘主义、经济学和欺诈 白人种族正是凭借它才在这片大陆的最南端维持着凌驾于黑人之上的特权地位。在其他任何地方，曾经是半个世界主人的白人种族都已经退出被其征服的领土，但在南非，白人们仍然毫不妥协地坚持其特权，对抗着那可怕而庄严的黑色动荡的浪涛。先民纪念堂解释并表达了此种不妥协：因为它如此强硬地耸立于其山丘上，仿佛由拱顶、拱门、仪式性的梯级支撑着，被如此之深地插入土壤中，以至于看似除了巨灾大难，没有什么能够摧毁它。
这块碑的正面纪念的是牛车大迁徙牛车大迁徙（Great Trek），在这场传奇的逃亡中，阿非利卡人从海岸迁入这些偏远可怕的高地，于19世纪早期建立各自的独立共和国，将他们的文化扎根于这片土壤中。但是它的意义比这更深远。在如此遥远地退入非洲内陆的过程中，阿非利卡人刻意地否定了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宣称他们决定在自己不受侵犯的家园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特别是，他们永久性地放弃了由海岸边实用主义的英国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论点。阿非利卡人推论的基础是：并非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土著黑人，按照神的意旨他们注定是劣等人，是伐木者和挑水工。在大迁徙中，阿非利卡人中的狂热者赶着牛车蹒跚而行，比以往更深地进入荒凉腹地，这一旅程排除万难，带着大量精神光辉，将他们和他们小小的民族直接引向如今吞噬其国的肮脏的种族绝境：白人与黑人险恶地对抗。
这座纪念堂是一个神秘的建筑，如同一个诺言或牺牲之地。它宣告：阿非利卡人民族已经征服了邪恶的力量，在这片草原上取得了很有分量的成就，并且独有他们将真正文明的火炬带进了这些野蛮的领土。地下室里永恒燃烧着一团证明此点的火焰，每年一度，在12月16日正午，会有一道阳光穿透这座建筑高高的屋顶，落在一块巨石衣冠冢上，它像巴黎荣军院里的拿破仑墓一样，阴沉地矗立在地下室里，神秘地阐明了用巨大的字体镌刻于其花岗岩上的誓言：ONS VIR JOU，SUID AFRIKA “南非，我们为你”。
12月16日。1838年的这一天，在纳塔尔的血河战役中，一支不超过500人的阿非利卡人队伍彻底击败了一支20 000人的祖鲁族黑人军队。他们与神意签订了契约，12月16日所纪念的不仅是军事胜利，也是上帝的承诺 纪念堂手册向我们保证，统计学显示血河战役中阿非利卡人胜出的几率只有1％，“这支持了 这场胜利是上帝之行动 的信念”。在过去的岁月中，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本身的历史意义逐渐体现在这场得到神意赞助的胜利中，该胜利所针对的“黑暗力量”在被击败的对手的黑色皮肤上得到了显明可见、象征性的表达，而先民纪念堂被竖起来，就是为了将此信息永恒地留给子孙后代。作为白人的神圣特权在对黑人的一场大屠杀中得以宣示，它反对一切统计学的几率，从上帝的直接干预中获取。
站在这座意态不祥的建筑里，玻璃圣匣里稳定地燃烧着文明之灯，周围是战争与奉献的图片，高地草原的风呜咽着穿过窗扉，阳光透过高高的通气口，悄然移动，一分钟接着一分钟，朝向下一个周年纪念。你开始理解南非阿非利卡人政府对于承认其黑人臣民之平等地位的近乎神秘的不情不愿。先民纪念堂不是一个妥协或再三思量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为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而设的布景，周围立着一道牛车雕塑的路障，把圣殿包围在永远警惕的车阵中，仿佛暗示血河战役仍然没有结束。
今天，白人是绝对至上的。开普敦的国民议会里从未选入过一个黑人或有色人种，非欧洲移民不可能在商业或政府里取得高位，种族限制与歧视如此精细复杂，如此无孔不入，以至于影响到生活的各方各面，将不同种族绝对地分割开来，使得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几乎不可能与一个普通的白人家庭友善相处。它不是一种殖民地的安排，不是让移居者的精英对本地人肆行剥削。所有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种族秩序是某种更加有机得多的东西，它根深蒂固于历史和宗教，异常吊诡地得到这个国家本身的财富的支持 这些财富赋予白人力量，令他如此不乐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它是所有国家中最坦达罗斯的 仿佛是一个被种族问题永恒拒绝了宁静的国家。即使到现在，当它的对抗似乎快要滑向灾难时，在它的某些地方，仍然可以让人体验到一种“本来应该更好”的忧郁之感 特别是在开普省，在不太久以前，黑色、棕色和其他有色人种似乎已经建立起一种同类的均衡。开普敦仍然感觉像是一个文明国度中的一个文明城市 些许旧金山的格调，一缕悉尼的滋味。各种种族的人们走在街上，周围有鲜花档、书店，一支交响乐团，四份观点各异的日报。桌山容光焕发地蹲伏在这座城市之上，不时被卷入云朵的漩涡中，常有自然漫步者和忧郁的狒狒出没。世界上的超级邮轮从海上驶过，在它们朝向产油国的漫长朝圣途中从不歇脚，但却像路过的苦行僧接受施舍一样，通过直升机从这片慷慨的海岸获得邮件和药品。
甚至更好的是，在开普敦东北方，温缓地升向杜托伊特峡谷顶峰的开普平原上那些宜人的酒庄里，你可以瞥见南非那难以捉摸的田园风光。这里有斯泰伦博斯迷人的大学城，有最老的阿非利卡人文明的中心，全都是荷兰山形墙，橡木、臭木的家具，发霉的葡萄酒味。雷司令、斯蒂恩和品乐塔吉葡萄酒的园地得到小心翼翼的照料，从这里伸向山边上朴素的白色农舍，而地图上的名字本身就有一种田园牧歌的音韵 邦佛怡、劳瑞爵士隘口、姜柯许克河，或者波特拉里山岭。
然而，即使在那儿，关于暴乱、流血冲突和镇压的流言仍然沿着蜿蜒的乡间泥路传来，因为今日南非无法逃避的现实，其他一切围绕着它旋转的那个真实，是绝大多数黑人被白人压迫，也是黑人逐渐趋向革命的无可逃避的缓慢运动。种族冲突主宰着一切谈话，正如它支配着一切政治行动、一切经济决定。每一天，它的阴影都膨胀得愈发凶险不祥，每一天，它的症状都侵占着报纸的版面 开普敦黑人镇区更多的死亡 又一场学生骚乱 一份好斗的黑人报纸开始发行 一个警察被手榴弹炸死 又一批黑人抗议者根据《恐怖主义法案》、《国内安全条例》等被起诉，或者未经起诉就被秘密地单独拘禁，或者被软禁在家中，或者被无限期地禁止参与公共生活。被隔离在白人城市边缘的黑人镇区，如今乱糟糟塞满纵火罪行与公众暴力的废墟，这个国家充满强烈的忧惧，仿佛被一场巨大的雷暴笼罩着，不时有沉重的雨滴泼洒到人行道上。
黑人愤怒了，对南非来说，这是某种新东西。黑人世世代代遭遇轻蔑与伤害，没有选举权，没有财产，工资微薄，工作过度，被禁闭于广阔单调的限制区，住朽坏的房子，上二流的学校 世世代代经历这一切后，迄今为止，南非的黑人大众一直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好脾气。仅仅是在过去一年里，当黑人复兴的消息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渗透进来时，当“黑人意识”运动最终点燃非洲年轻人的想像力时，黑人才爆发出公开的好斗，并转变为暴力。这仿佛是一种巨大的公众的耐心最终折断，再也没法抚平。
阿非利卡人种族主义的“大计划”并不体谅愤怒，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微染神学色彩的智识概念。它断言，倘若容许这个国家的有色人种与白人合一，他们将会立刻接管国政，并从根子上改变其特性。它提出的替代措施是将南非分割成彼此分离、自治的众多实体，一个白人对八个黑人，从经济上联合起来，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互相区别。这是与旧时美国的种族隔离观念不同类型的一种想法，当它最初被斯泰伦博斯的学术界加以界定时，其中居然仿佛有某种崇高感。
但是，如果说学者们是从理念上设计了它，那么政客们就是基于私利对它进行了阐释。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白人至上的设计。计划中的“黑人家园”狭小贫穷，无论如何会有更多黑人住在保留给白人的广阔富饶的地区，他们作为劳动力是不可或缺的：这些人将被永远剥夺所有的公民权，留在那儿只是作为近便的奴隶。当“大计划”被政客们加以实施时，也会从一套巨大而荒谬的种族歧视理论架构中得到支撑，将偏执顽固者最卑劣的本能合法化，并确保不论生前还是死后，不论撒尿还是买邮票，不论乘公交车、做爱，还是在一张长椅上写一首十四行诗，黑人和白人都将被不可撤销地分隔开来。随着时间流逝，这整个计划变得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欺骗性。到1970年，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远远不到一半的黑人住在分配给他们自己的领地里，到今天，甚至某些斯泰伦博斯的理论家也承认，这整个想法是一个巨大的估算错误，几乎是一个历史性的骗局。
然而，它仍然被人费力地执行着，仿佛没人知道如何停止它，黑人的怨恨汹涌激荡，随时可能爆发，而南非政府仍然在光鲜的小册子和政策广播里坚持宣称：它是种族进步的真正道路。
远在德拉肯斯堡山脉之外，远在奥兰治自由邦辽阔的高地田园之外，矗立着一座非常不同的种族隔离的产物，在冬天如此荒凉无情，在春天如此美妙地覆满鲜花：索韦托（即“西南镇区”），一片广阔的黑人限制区，几个彼此隔离的城市涂抹成一体，为约翰内斯堡及其附近河边高地的金矿供应了劳动力。
世界上没有别处如同索韦托。它有点像是一场被废弃的展览，有点像是一个开放的监狱，有点像是一片吉普赛人的营地，有点像是一个建设营，还有点像是一个贫民窟。索韦托容纳着超过100万人口 两倍于约翰内斯堡本身 是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我感觉它完全不像是一座城市，因为它没有中心。黑人的简陋破败的小砖房，以没完没了的几何线条、曲线和圆圈，在不长树的草原上一英里接着一英里地延伸，被印有车辙的泥路连接，房子乱蓬蓬，未上油漆，每个部分与下一个部分都难以区分，整体看来完全缺乏可辨识的形状或界线。索韦托没有焦点，没有店铺和办公室的建筑群，没有大教堂的塔楼，也没有电视塔。它像是一场狂乱的梦，你在其中，总是处于某个地方的边缘，但却永远走不进去。1976年夏天，索韦托开始的一连串镇区暴乱已经改变了南非的一切，可以说是在向世界通告：巨大的黑人反应堆到了临界状态。在这里，整个种族隔离系统被视为一套彻头彻尾的专制设计，马坦齐马及其同类人不仅被视为汤姆叔叔，也被打上了叛徒的烙印。黑人的力量在今天的索韦托狂野地燃烧。白人要进入镇区必须得到特别许可证，证件上醒目地印有“后果自负”的戳记，安全部队监控这一地区，几乎像是在监视军事前线上一块敌军的突出阵地。身份不明的革命者在这座破败的迷宫的深处工作，这个地方沸腾着阴谋、对抗和部族血仇，到处都是警方的告密者。
几年前，索韦托黑人有如影子人。他们似乎毫无自身的热诚，除了在投入部落舞蹈、足球比赛或暴力犯罪时。白天，你可以在约翰内斯堡看到他们面无表情地干着仆役的活儿，夜里，他们全
